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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探索的历史贡献
来源:民革青海省委会作者:曹海玲发表日期:201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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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问题,是人民群众和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阐述带有关键性、结论性的话。毛泽东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谓功不可没。

一、毛泽东对苏联体制模式的深刻分析和反思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立足本国又借鉴苏联经验和体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这一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事物,既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要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以加快社会主义的发展,刚刚建立新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选择的难题。在多种选择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目光瞄准了先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已经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众所周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经验和苏联体制为主要参考模式,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历史证明,这一选择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这一选择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这一选择带来了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并与“左”的思想相互作用,在许多方面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步伐。

但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过程中,对苏联经验和苏联体制并不是一味的照搬照抄,而是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苏联体制模式的批判,促进了毛泽东彻底反思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认真思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道路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分析,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体制模式的基本框架基本轮廓。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思想。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体制要有利于生产,方便于生活。1月25日,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毛泽东提出:可以考虑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毛泽东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下,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正式提出了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丰富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初步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1960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他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而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于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的伟大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为我国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课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62年1月,他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在如何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应当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他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就表现形式来说,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毛泽东认为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但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则必须坚持。从基本原理上说,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1956年底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将上述基本原理概括为5条:(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些普遍规律毛泽东认为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否则我们建设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别的什么主义了。

毛泽东经过对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科学地阐明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普遍存在着特殊的规律。就这一特殊规律问题,毛泽东在列宁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丰富发展。1956年8月,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进行修改时,毛泽东加写了很长一段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写道:“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在毛泽东看来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这些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并不是孤立的、从空地上取得的,而是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长期实践探索、艰苦创业的结果。只有从党的整个实践探索过程和新中国历史发展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说明中国的成就和振兴。

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就胜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根本好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人民生活安定。旧中国遍布各地的乞丐、土匪、娼妓、会道门组织等很快绝迹。建国初的实践,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在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领导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方面的杰出才干和惊人的工作效率。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年均增长21.1%,比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增长2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绝大多数都超过了建国前的记录。

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逐步开展了农业的互助合作化和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超额完成。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年均增长率为10.9%。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例如:钢增长296%,煤增长96%,粮增长19%,棉花增长26%。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艰苦努力,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78年同建国时的 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产量增长1.7倍,棉花产量增长3.9倍,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高精度机床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造船工业,飞机工业,以及新兴的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等。在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辽阔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起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至此我国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基本上依靠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经过建国后30年的努力,我国的国防工业,不仅能够成批地生产飞机、坦克、火炮、战术导弹、舰艇等常规武器,而且掌握了国防尖端技术,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还有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等,集中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卓越成就。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艰苦努力,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变。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非常重视农业,各地农村共治理了2亿6千多万亩低洼易涝地,改造了2亿多亩盐碱地和山坡地,修建了86000多座大中型水库,总库容达到4000多亿立方米。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6亿7千万亩,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5%。从1952年到1980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亿6千万吨增加到3亿2千万吨,增长95%,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我国大江大河进行了有效治理。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以及其他一些江河的两岸,整修和新建了总长达16万多公里的堤防,疏浚和新辟了100多条大型排洪、排涝河道。这些治理工程,使主要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根本控制。

与此同时我国的交通运输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线路少、运输能力低、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旧中国从1876年建第一条铁路起,到1949年的73年的时间里,只修了22000公里铁路,且80%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京广铁路线以东地区。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逐步向全国特别是向内地展开。1949年到1980年全国新增加铁路3万公里,铁路通车里程达到5.2万公里,基本形成了全国的东西南北的铁路网络。新建主要铁路,有连接西北、西南、中南地区的宝成线、湘黔线、襄渝线,有联贯西南各省的川黔线、成渝线、贵昆线、成昆线,有贯通西北地区的包兰线、天兰线、兰新线、兰青线,还有纵贯南北的焦枝线、枝柳线。由于新建的铁路干线75%以上分布在广大的内地地区,显著地改善了全国的铁路网布局。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公路也有了很大发展。解放初,我国仅有公路8万公里。经过30年的建设,1980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8万多公里,比1949年增加10倍。全国沥青油路公路已发展到15万多公里,比解放初增加了450多倍。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民航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从1950年8月开辟由天津经武汉飞往重庆的第一条航线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航线已发展到近180条。同1950年相比,1979年我国民航运输远程的总周转量增长238倍。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航运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建成了一支拥有数百艘船只的远洋运输船队,远航四大洋五大洲,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此后的历史也充分证明,这些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矗立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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