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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法治国中寻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点
来源:作者: 周海玲发表日期:201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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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态、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不断发展的动态的平衡。在市场经济的不同时期,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力度和方式都是不同的,因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政府能力的不断提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如何做到与时俱进,这是需要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

通过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市场会出现“失灵”;同样,政府本身的行为也有其内在的局限。同时,并不是所有有限的政府都是有效的政府, 有限的政府也不会自动成为有效的政府, 因为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作为补救市场失灵的处方, 引进政府干预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 但如果在引进政府干预的同时, 无法防止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和腐败, 则引进政府干预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就很难说一定是正面的。因此,有限政府也意味着对一项规则的制定与任何修改必须是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必须有立法、司法和执法的相对独立, 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有效参与经济活动。

政府与市场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应当是一种保持适当距离的共生关系。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和谐平衡,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不要把市场与政府对峙起来,而应该是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即使在“自然的自由制度”下,为了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政府应当维护法律和秩序,并提供个人和小群体不会提供的服务,也就是保护社会和个人不受任何侵犯,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同样,主张政府应全面干预经济的“干预学派”鼻祖凯恩斯在其《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也认为,“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或者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做的事。”因此,我们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决不可能单纯的依靠市场或政府,应该努力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纯粹选择,而是一种程度上的选择。我们必须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寻求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点。

一、中国市场经济独特的发展道路与现实国情

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靠经济基础的缓慢演变而自发生成的,而中国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实行过长时期的计划经济制,市场经济难以自发生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的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或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在国家或政府的外力推动下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的。因而我们不能坐等市场机制自动地运行,而必须关注如何在一个与西方国家历史、文化迥异的中国发育出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体系,以促进市场最有效地运转,显然,这种制度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政府决定的。鉴于中国市场经济独特的发展道路与现实国情,适当借鉴东亚的政府主导发展型模式的成功经验,在现阶段,在充分发挥市场激励约束机制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

二、西方国家强化社会性管制的启示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在放松经济性管制的同时, 将目标逐渐集中于社会性管制, 以人的安全、健康平等和经济秩序、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为监管的主要内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增长的加快, 不少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 忽视了社会道义和责任, 破坏生态环境、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屡见不鲜。加强社会性管制, 特别是加强对环境污染和产品质量的管制, 对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具有重大意义。

三、加快行业立法,依靠法律规范企业行为

实事求是地讲, 我国在规范产业发展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 一直以来政府是靠行政性指令而不是法制来规范产业内竞争行为。 我国要在加快反垄断法出台的同时, 针对具体的自然垄断性行业, 如电信、城市供水、航空等, 抓紧制定与这些特定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电力、铁路等产业法进行修改完善, 逐步形成指导和规范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强调立宪改革, 注重宪法、法律、规则的建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运行必须靠法律来保证, 这与我国的“ 依法治国”基本国策是相一致的。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 特别是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法制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及其导致的不公正与腐败, 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同时, 还应看到政府也是经济人, 这也提醒我们除了强化政府的自律机制之外, 还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加紧制定有关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 减少政府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发生。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融合,其具体含义就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相契合、衔接。其中,法律贯穿始终并深入到各个环节和领域,通过发挥其全方位的整合作用而实现法治的整体效应,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范化、制度化了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法律为纽带,以市场为中心,把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紧紧地、广泛地与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连结在一起,以充分获求和实现经济活动乃至一切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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