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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书刚: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理论问题探讨
来源:民革中央作者:发表日期:201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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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理论问题探讨

◎赵书刚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多年来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又把研究向纵深推进,出现一批新成果。然而,真理只能逼近而不能达到,研究只能深入而无止境。随着时代的发展,史料的发掘,认识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理论的深化,辛亥革命研究仍然有很大潜力。

一、恰如其分地为辛亥革命定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辛亥革命有无必要?辛亥革命处于什么地位?这似乎是一个浅显易懂的常识问题。然而,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大有探讨的必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革命,就是用暴力的形式,打碎陈旧的上层建筑,建立适合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上层建筑。显然,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事实证明,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是如此。

早在20世纪末,有些人提出“告别革命论”。他们说什么:“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指清王朝)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论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来,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他们断言:“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①]按照“告别革命”论者的说法,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可有可无、甚至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与其革命,不如改良。显然,这不仅违背了当时的国情、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甲午战争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派15万军队占领了这一地区,直至《辛丑条约》签订后,仍拒不撤军,妄图将中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日本在英、美支持下,企图夺取中国东北,于1904年2月,向驻扎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爆发日俄战争。但是腐朽的清政府却荒谬地宣称与日俄“彼此均系友邦”,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而自守“局外中立”。日俄战争给我国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03年至1904年间,英国军队从亚东入境,占领了帕里,攻陷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主要内容有: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三地为商埠;赔偿英国兵费50万镑;自印度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和山寨一律拆除,把西藏变为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由于西藏军民的坚决抵制,清政府不敢在《拉萨条约》上签字。1906年,在英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与英国在北京重新签订了条约,英国取得了《拉萨条约》规定的许多侵略特权,但是仍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英国割占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

(二)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是促使辛亥革命爆发的动因之一。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文中指出:“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大体。”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重点是增加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对铁路、矿山等利权的掠夺。

20世纪初,列强对华投资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直接投资和借款。1911年,清政府仅外债累计就超过12亿两白银,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约达20亿美元。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已修成的铁路里程的93.1%(1911年),机器采煤的91.9%(1912年),生铁生产(不含土法制铁)的100%,棉纺生产的76.6%(1908年),内外航运的84.4%(1907年)。外国在中国金融业占据了垄断地位。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掠夺了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并进而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使中国陷于名存实亡的绝境 。

商品输出也是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截至1911年通商口岸增加到了82个,列强在16个城市设立了“租界”。各通商口岸的外国商行由1901年的1102家增加到1912年的2328家,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帝国主义攫取修筑铁路权,并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争相攫取在中国的修筑铁路权。日本《朝日新闻》露骨地表示:“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其他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亡生存系之”,是“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妙方法。[②] 日本控制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等铁路之后,在铁路沿线以“保护铁路”为名设立了兵营,霸占了铁路沿线的煤矿,任意采伐长白、临川境内的森林。1911年,日本在这一地区投资经营的工矿企业达80多家。

掠夺采矿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又一侵略手段。1900-1911年间,帝国主义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30项不平等的条约和合同,夺取了中国19个省区的煤、铁、石油、金、银、铜、铅等矿的开采权,尤其是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它们通过攫取采矿权,大肆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在1907-1911年的5年中,日本的满铁会社便从中国挖走了340多万吨煤,获得了1000多万日元的利润。

义和团斗争粉碎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便把原先的瓜分政策,变为隐蔽式的“保全主义”。用英国人赫德的话说:今日侵华的最好办法,“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国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③]帝国主义列强采取了“以华制华”的侵华政策,扶植和利用清政府作为他们的工具。

(三)清政府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的60年间,清政府对外敌入侵还多少有所抵抗的话,那么,到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就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宣称对外国列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④] 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清政府聘请外国人为财政、军事等方面的“顾问”,还一再下令保护列强的侵略权益,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记者莫理循坦白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从此,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恭顺的奴才和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了“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清政府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大权。

(四)人民群众不能再照旧生活过下去,被迫进行反抗斗争。人民是国家的主体,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载舟之水。任何统治阶级无视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覆舟。日俄战争时期,我国东北“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睹”。[⑤]截至1911年,清政府的外债已超过12亿两。从1902年起,清政府仅每年支付《辛丑条约》赔款就达1800多万两,头三年另加赔款缓期半年的利息300多万两。清统治者明知道数额如此巨大的赔款“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但它横下一条心:“然和议既成,赔偿已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需竭力支付。”[⑥]

清政府把全部负担通过加赋加捐,摊派到广大人民头上。于是,各种苛捐杂税纷纷出笼,农民负担“漕粮、地丁、耗羡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⑦]

此外,天灾也很严重。1905年前后,全国每年受灾地区平均达三四百个州县,而且灾情十分严重。湖南饥民卖女,价仅2000文。天灾人祸交相为害,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抗。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形式,主要是抗捐、抗税、抗苦役和反饥饿的抢米风潮。这样的斗争,次数逐年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有88次,1909年有113次,而1910年达285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直隶景廷宾起义和湖南长沙抢米风潮。这些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连绵不断,撼动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兴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明显增强。1901-1911年间,在新设民用厂矿340家中,商办企业占了277家,资本额604万元,约占民用企业资本总额的60%,商办民用企业的发展迅速。商会纷纷建立,据1907年《东方杂志》所载,各地成立的商务总会、分会已达46所,他们积极领导爱国运动:

从1903年起,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将铁路和矿山收回,由民间自办。经过激烈地斗争,中国人民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湖北等省被列强侵占的矿区。收回铁路利权的斗争尤为激烈,且经久不衰,最后成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1904年,“限制来美华工”的条约期满,海外华侨和国内人民纷纷要求废除这个条约,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于是,由上海商务总会倡导,中国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波及几十个主要城市,商号不卖美货,民众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美国在华学校的学生全体退学,美国在华企业的职工纷纷离职。抵制美货运动一直持续到1907年初,产生了较大影响。

收回利权和抵制美货等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并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些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壮大,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留学日本的邹容于1903年出版的《革命军》一书,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他满腔热情地讴歌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顺乎天而应乎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他又指出:“我中国今日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邹容响亮地喊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陈天华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说唱形式,写成《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他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危害说:“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汁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他凭借赤诚的爱国心和敏锐的观察力,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守土官长”。他认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不能讲勤王(即保皇)”。挽救中国的危局,应实现中国“完全独立”。“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全国人民“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于1894年首创革命团体兴中会,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首次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革命,已经呼之欲出,条件已经成熟。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辛亥革命推翻了已经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崭新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形式,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否定的。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合乎天理,应乎人需,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

二、辩证地看待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维新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两次重要事件。其目的都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它们都对中国进步起到重要作用。而《告别革命》作者却认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告别革命论者固然承认“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的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向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其目的在于否定辛亥革命。

面对列强日侵、国土日削的危局,封建顽固派仍然叫嚷“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康有为则出于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大声疾呼:“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 “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⑧]任何人再想固步自封、孤芳自赏、沉湎于老大中华帝国的幻境,只能是自欺欺人。只要不愿甘当亡国奴,就必须学习西方、自强不息。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⑨]他引进西方的“天赋人权论”,大力宣传民权学说,深刻地挖掘了“君权神授”、君主专制的劣根。

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专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梁启超总结近代世界历史的经验说:“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敌,譬犹以卵投石,以蜉撼树,徒见其不知量耳。”[⑩] 戊戌维新运动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尽管由于封建顽固派的镇压而失败,但它是近代中国第—次思想解放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

在当时的中国国情条件下,戊戌维新运动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它力图挽救民族危亡,明显地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它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还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无论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都是社会进步。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阶级都不允许,都残酷镇压。那种所谓“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的假设,早已被历史事实粉碎、证明是荒诞无稽的、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当辩证地历史地评价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不能顾此失彼。

三、开拓辛亥革命的学术视野和发挥社会功能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一门严肃的历史科学。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必须遵循学术规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能照着固定模式,不许丝毫创新。

辛亥革命研究要想深入必须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当今中国史学界出现很多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史料学是史学的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最终不能完成。用中国台湾学者余英时的话说:“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11]当然,他只是说了一半,即要重视史观。我补充下一半,那就是必须运用历史唯物论指导历史研究,指导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舍弃历史唯物论,就谬之千里了。

如同其他科学一样,古老的历史科学要焕发生机,也应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美国史学家鲁滨逊说:“史学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完全看史学能否同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它们。假使不然,那就误会近世科学进步的状况了。因为无论哪一种科学断不能要求独占一个小的科学范围,而且防护愈周到,那种学问愈不能进步。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并且学问的界限是相互错综的。……无论史学是什么,总是一种研究人类的东西。假使历史学家不注意他人对人类的各种新发明,岂不是很愚蠢,很傲慢的么?”[12]例如:我们在辛亥革命研究中,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还可以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心理学方法、历史研究中的系统方法等。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应当经常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

研究辛亥革命,究竟是干什么?有什么用?若干年前,曾经“影射史学”危害甚巨。那么,是否辛亥革命研究就应该远离社会呢?否。毛泽东曾反复倡导要研究中国近百年史,要求“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习近平校长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又说:“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思想和方法。”[1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富有活力的国家,都会善于以历史为镜鉴。2013年10月25日,我参加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台湾孙中山基金会在南京共同举办的“孙中山宋庆龄研讨会”,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各10多人平心静气地从学术上探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思想。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不仅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旗帜作用,而且高度评价宋庆龄是伟大的中国女性,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还回顾了两岸三通的历史,展望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景,并且盛情邀请主持研讨会的胡启立能够于第二年参加在台湾举办的“孙中山宋庆龄研讨会”。对此,胡启立站起来表示感谢。会议气氛融洽,达到了预期的、甚至超出了预期的效果。可以说,这种效果是其它场合难以做到的。这是学术研讨为社会服务的典型一例。

总之,辛亥革命研究没有穷期,大有潜力。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在辛亥革命领域携手共进,不断推出新成果,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直接服务于两岸交流,直至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

注释:


[①]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

6期。

[②]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84页。

[③]《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54页。

[④]《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5页。

[⑤]《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⑥]《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725页。

[⑦] 胡思敬:《极陈民情困苦请撙节财用禁止私捐疏》,《退庐疏稿》。

[⑧]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

[⑨]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⑩]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152页。

[11]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2] [美]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3] 《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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