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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珠:辛亥时代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
来源:民革中央作者:发表日期:201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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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代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

◎李细珠

辛亥革命研究经过100余年的风雨历程,已经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新世纪以来,学界感叹辛亥革命研究业已形成所谓“学术高原”,实际上就是陷入了难以突破瓶颈的新困境。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时,学界就已经面临无法回避辛亥革命研究如何进一步突破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困绕学界无数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今天,当我们探讨如何拓展辛亥革命研究新境界的时候,有必要突破辛亥革命研究的框架,而提倡辛亥时代研究的路径。事实上,当辛亥革命研究遇到难以突破的新困境时,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往往会逆向思维,提倡加强对革命的对象清政府的研究,从而使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的研究成为与辛亥革命研究同样重要的新领域。这样便使单纯的辛亥革命研究走向新政、立宪与革命相互交织的辛亥时代研究。

所谓辛亥时代,笼统地说,应该包括清末民初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转型时期。学界以往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作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诚然,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考察,将其时政权更替的历史纳入辛亥革命史的框架本亦无可厚非,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民主革命运动,无疑是当时历史的一根最基本的主线;但是,从社会与政治结构变动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还是一个中国社会与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社会与政治现代化在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使历史更具复杂性。因此,对于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的研究,不只是为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作铺垫。事实上,正是新政、立宪与革命三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新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提倡辛亥时代研究,就是加强对于这个时代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立体研究,可望使辛亥革命研究更进一境。

检视相关研究史,关于辛亥时代历史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的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的范式转变问题。其原因与时代变迁及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不同的研究范式,在方法上有不同的切入点,在内容上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在价值判断上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其利弊得失值得认真总结。诸如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研究成为热点,以及所谓“告别革命”、把清帝退位解释为“光荣革命”等论调,均需要进行学理上的检讨。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并不是新东西,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蒋廷黻与范文澜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代史》分别是这两种范式的典型代表作。这两种范式的产生是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的产物,其在学界的影响与命运也同时代的变迁与社会政治的转型密切相关。张海鹏先生认为:“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①]可见学术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政治的影响。正是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因素,长期以来,大陆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还是遵从革命史范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现代化问题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取向。1987年,岳麓书社以“旧籍新刊”的方式,重印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先生在“重印前言”中写道:“要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是历史的逻辑。蒋廷黻在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这个逻辑,所以也就能触到近代中国的这个总要求。”[②]这是对现代化范式的充分肯定。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现代化理论更是学界的时髦话语。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发生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范式转变,并不是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而实际上是用现代化范式补充革命史范式。“范式”一词来自美国,无论其原意如何,中国学者使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是有变异的。除了极少数学者走向极端以外,在一般中国学者看来,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并不对立,只是在观察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时各有偏重而已,其实毋宁说这两种范式是具有互相补益的功效。具体到对于辛亥时代历史的研究,以往学界主要是以辛亥革命史为主线,这显然是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在引进现代化范式后,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也便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这段历史的观察,没有谁会主张可以用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取代辛亥革命史。即使“告别革命”论者,也只是企图否定革命的历史价值,而并不能漠视辛亥革命的历史存在。

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转变的情形下,学界出现的一个基本状况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研究成为热点。

在长期由革命史范式主导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据章开沅先生的观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势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史热和现代化研究,吸引了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二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度(所谓‘学术高原’),如想有进一步发展与重大突破,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重新积累与探索。”[③]章先生观察到的现象,正是用革命史范式研究辛亥革命已经难以突破,因而开始向现代化范式转变的情形。其中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个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严昌洪、马敏二位先生在展望新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时,提出“有可能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向‘总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观点。[④]实际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由政治史向社会史转变,既是研究视角的延伸,但同时也是边缘化的表征。新世纪以来,当辛亥革命史研究陷入了难以突破的瓶颈时,一方面是很少再有学者用革命史范式研究辛亥革命,另一方面是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的学者逐渐增多。

随着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当革命史研究日趋淡化与边缘化时,改革史的研究则备受学界关注,并有渐成细化与深化之势。立宪运动史,尤其是清末新政史,本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应该说,在进一步揭示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同时,加强对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的充分研究,将更加有助于认识辛亥时代那段复杂多样的历史。

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使历史认识可能更加丰满,更加完善,但与此同时,如果走向极端,就可能发生贬低甚至否定革命的偏差,以下所述“告别革命”论与“光荣革命”论是两个典型的事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出现一种“告别革命”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否定辛亥革命。论者有谓:“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⑤]这种论调的产生,有特定的政治背景,并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改良与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均属于改良的范畴,是立宪派与清政府主导的试图挽救清王朝命运的和平发展道路,最后以失败告终。如“告别革命”论者所谓,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按照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和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方向,可以更好地和平发展,从而完全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其实这只是假设。客观历史事实是,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的道路均没有走通,最终是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了清王朝。这不是革命出了问题,而是立宪运动与清政府的新政出了问题。对于清末新政的结局,时人即有颇为敏锐的观察。如御史胡思敬曾痛切陈言:“朝廷力行新政,原以图富图强图存,而不料转以速贫速乱速亡。”[⑥] 确实并非危言耸听。对于清廷预备立宪的命运,时人也有惊人的预测。如第二次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曾预言:“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⑦] 不幸而言中,这真成了清末新政与立宪结局的谶语。历史是无比地残酷,又是无比地鲜活,任何抽象地谈论改良与革命的好坏都没有意义。改良是温和的革命,革命是激进的改良。究竟应当是进行温和的改良还是激进的革命,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并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许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告别未来的革命确实是善良的主观愿望,但要告别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革命,从逻辑与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对辛亥时代的反思,与其老是纠缠于革命出了什么问题,还不如深入探究改良的道路为什么就走向了死胡同。清末新政与立宪的目标本有消弭革命的意图,但结果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革命,这才是最值得今人高度警惕与深刻反思的问题。

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法学界有人翻出尘封百年的《清帝逊位诏书》,把清帝退位描述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论者试图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阐述《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意义,认为逊位诏书虽然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正是《清帝逊位诏书》和《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这种从政治宪法学观察历史的视角,对于历史学确实不无启发意义,但其用法理上的逻辑推演剪裁客观历史事实,立论高玄,并不可靠。其致命的问题有二:一是生造历史事实。比如,为了论证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之父”,生造一个1912年2月13日与南京临时共和政府同时存在的北京临时共和政府,认为:“在1912年2月13日这样一个历史时点,中国事实上存在南北两个共和政府。”实际上,清帝2月12日宣布退位后,清政府并没有变成共和政府,2月13日袁世凯也没有组织新的共和政府,那么这个所谓“北京临时共和政府”从何而来?显然是无中生有。后来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就是对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继承,这两个临时政府都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只存在承继关系,而没有合并事实,孙中山与袁世凯相继出任中华民国第一、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怎么能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之父”呢?二是法理逻辑混乱。又如,在批判冯玉祥驱逐溥仪时说:“当军阀冯玉祥用刀枪把逊位清帝赶出故宫之时,这件标志性的武力行为不但严重违背了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而且也斩断了中华民国与传统帝制之间曾经通过逊位诏书所发生的契约性联系,斩断了两个政治体之间的最后脐带,把这个王室所可能维系的传统文明之尊仪和光荣一起彻底消灭了。”且不追问袁世凯洪宪帝制与张勋拥溥仪复辟是否“严重违背了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就其对冯玉祥的批判来说,据此,是否所谓《清帝逊位诏书》就失去了效力呢?那么此后的中华民国是否就没有承继清朝法统的合法性了呢?可是,论者在赞颂《清帝逊位诏书》的价值时,又说“我们的两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分享着这份富有生命的遗产而不自知”。如果冯玉祥已经“斩断”、“彻底消灭”云云,这份遗产又如何“富有生命”而后人又如何“分享”呢?在历史事实与法理逻辑都不可靠的基础上,再眩人耳目的玄思妙想也只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其实,真正关键的问题是,论者的意图还是要贬低革命。比如,论者虽然标榜“并不是要全然否定辛亥革命的意义”,但却高度赞颂所谓“和平禅让”,认为“以《逊位诏书》这份契约性文件所规定的清帝逊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古今之变以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形式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转型”,并一再说“革命激进主义的可怕后果”、“革命激进主义也好不到哪里”,最露骨的是对“国民革命”或“大革命”的丑诋,有谓:“上个世纪20年代发端的大革命潮流,是民国宪制失败最为微妙而丑陋的写照。”[⑧]论者声称要用《清帝逊位诏书》“安顿”革命,但不知究竟把革命“安顿”何处?可见,所谓“光荣革命”论者抬出《清帝逊位诏书》,实际上无异于“告别革命”论的借尸还魂。这种历史与逻辑不相统一的非历史主义的论调,无论如何花样翻新,徒能混淆是非,而对学术研究并无助益。

现代化范式的引入,使得关于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的研究已基本上进入较为规范的学术研究领域,但是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对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在总体评价上不甚客观,有故意拔高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其实,人为地以贬低辛亥革命来抬高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不是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是片面而不可取的。深入研究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的前因后果,剖析立宪与新政改革失败的深刻的历史原因,有助于客观公正地理解辛亥时代的历史,从而有效地抵制一切非历史主义的观点。

注释:


[①]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又见《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页。

[③] 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④] 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⑤]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第103页。按:该书1995年出版第1版,作者在第5版前言中特别声明:“除了增加新篇(辑六:若干提问)之外,我们对原来版本的内容,一字不改,全部保持原样。”

[⑥] 胡思敬:《请罢新政折》(宣统二年五月二十日),《退庐疏稿》卷2,南昌问影楼1913年刻本,第43页。

[⑦]《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7页。

[⑧] 以上引述有关内容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4、73-75、98、100、102、115、153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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