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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福寿: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来源:民革中央作者:发表日期:201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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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黄福寿

摘  要: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为我们认识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革命推动了新政,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清政府原想藉新政(改革)消弭革命、实现王朝自救,但新政的实施却又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当然,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的必然结果。促使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的因素众多,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晚清统治集团长期被动应对危机,不愿主动改革,以及新政时期未能处理好统治集团利益与人民利益及国家利益的关系。

关键词:清末新政 辛亥革命 主动改革 人民利益

晚清七十多年(1840—1912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世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使这个封闭的近乎停滞的东方大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正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①]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新政、戊戌维新的救亡图存、到清末新政的王朝自救,清王朝统治阶级以极其复杂的心态进行着自觉和不自觉的政治社会改革。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逐渐调整和改造了相沿已久的“祖制”,并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近代化的建制迈进。它虽然没有超出戊戌维新的社会政治蓝图,但它由“师夷”走向“变法”,由“变器”走向“变道”。它并没有完成向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的转变,但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设置,如资政院、谘议局,却是封建政体的异军,是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环节。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双向互动的形式出现的。革命推动了新政,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②],清政府原想藉新政实现王朝自救,但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还“造就”了辛亥革命,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革命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

推动清末新政的动力是多重因素的交织,从内外两方面看,既有民族危机的外部压力,又有王朝自救的内在动力;从国家社会关系看,既有官僚集团的自觉,也有士大夫阶层的推动。在复杂交织的因素中,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革命是推动清末新政的重要动力,革命也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早在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1895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由于清廷腐败无能,割地赔款,外患日亟,这不但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加深了社会危机。正是经历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面对庚子事变,更多的仁人志士逐渐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正像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1905年12月《绝命辞》中所写的:“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指清王朝)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欲使中国不亡,唯有一刀两断”。孙中山则坚定地向民众指出:今天我们要来挽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在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卫等执笔,与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同盟会这些革命思想的宣传,大力推动了群众的觉醒。当时“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能解决中国问题“舍革命而无由”[③]。孙中山等领导的革命运动已对清朝政权构成致命的威胁。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拯救民族危亡为进行革命斗争的直接出发点,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前提,“因中国今日已为满洲人所据,而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④]

慈禧太后是个懂权术但并无多少政治远见的人。鉴于统治危机日益严重,革命排满之烽火时有警闻,为了延续清朝的命运,也是为了维系她的权力,在许多大臣亲贵皆以立宪可使“君权永固”[⑤]的说辞劝导之下,遂初步定下决心,派遣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1906年7月,两路考政大臣相继回国。他们的最大收获是确信立宪制度优于专制制度,从而坚定了主张立宪的决心。他们在召对时,力陈立宪势在必行的道理,又连上数折,针对慈禧太后的疑虑和守旧大臣反对立宪的言论详加解释,指出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立宪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不负行政责任。行政有失,议会反对或弹劾,皆由政府大臣负责。政府可更迭,大臣可罢辞,于皇上大权丝毫无损。二曰外患渐轻。现时迭受外人欺侮,主要因国体专制,外人认为不开化,故歧视。改立宪政体,必转而尊敬,变侵略为和平。三曰内乱可弭。革命排满之说盛行,会党纵横,其所以能号召人者,在政府专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相从革命。如改立宪政体,清除上述弊端,革命之说再不能见信于人,革命之乱自然消解。[⑥]因此,推进新政,加速政治转型成了清末王朝决策层消解革命、巩固皇权的基本选择。

清末政治转型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

清末新政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在政治制度层面,从“改官制”扩展到“预备立宪”,并探索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在经济制度层面,从奖励农工商业扩展到试图确立以个人为本位的财产权制度;在军事制度层面,从编练新军扩展到确立现代军制;在文教制度层面,从建立学堂、废除科举扩展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可谓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运动。清末新政本应缓解皇权危机,但新政各项措施实施后的政治转型,却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

(1)政治改革。其内容前期主要是整顿吏治,裁撤合并中央和地方一些旧有机构。同时创立商部、学部,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等。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遂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厘定中央官制,确立司法独立和自治原则,设资政院、谘议局,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规等。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开始了君主立宪的实践,开始由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政治迈步。尽管这些改革很不彻底,但都是对原有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改造,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像筹备立宪时期建立的地方自治、谘议局和资政院等,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士绅与知识分子自下而上进行政治参与的渠道,成为立宪派向清政府进行政治挑战的合法的政治舞台,也为革命活动提供了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和活动空间。议员们利用谘议局这个合法讲坛,大力揭露了当时的政治黑暗与腐败,打击了封建专制势力,唤起了人民一定程度的觉醒;谘议局与督抚进行了不少的斗争,鉴于在清末政局中督抚起着重要的作用,谘议局牵制督抚的权力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斗争,对于动摇清朝专制统治起了积极作用;谘议局纠劾一些贪脏枉法的官吏,代人民发泄不满和愤怒,从而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民,产生对清朝的离心力,这对于瓦解专制政府的统治力量起了一定作用;谘议局本身的活动,比较严格地遵循民主程序,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与训练过程。谘议局在1910年还直接参与了组织和领导国会请愿的运动,在武昌起义后,许多谘议局积极参与了响应起义,策划各省独立的活动,不少议员成为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成为清廷的掘墓人。另外,“在清末地方官制改革的过程中,增长了统治集团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封疆大吏的离心力,也扩大了地方主义势力,使中央统治能力下降,这就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和条件。”[⑦]

(2)经济改革。设商部,其地位仅次于外交部。制定商律,颁行了一系列商法,保护工商业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少流于形式,但它毕竟符合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客观要求。奖励工商业者多属官样文章,但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劝办商会的政策,使得大批商会出现。正是有了商会,才使资产阶级有组织地参与社会重大政治改革运动,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自我生长,并推动经济的发展。新政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既具备着广泛社会基础和巨大能量,又有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追求,是新政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就了一个阶级力量。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了革命的重要力量,像上海信成银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创办人之一的沈缦云和上海粮食业巨商、大隆杂粮号店主叶惠钧在1909年和1911年春先后参加了同盟会,上海商团在攻克江南制造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各省光复时,民族资产阶级在维持市面、从财力物资上资助起义军以及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3)教育改革。其内容是废除科举,创办各类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实行现代学制,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等。科举制的废除加速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特有制度体系。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亚于一场革命。广派留学生,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了解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队伍,他们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其中特别是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革命的领导和中坚力量,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打倒满清。实行现代学制,兴办新式学堂,使新政时期学生数量激增。学生系统地接受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培养出的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是主张开明专制、预备立宪,而是倡导民主共和,他们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4)军事改革。制定新军军制,粗铸了现代军队的雏形。编练新军,制定新军军制,设立各种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军事以培养新型军事人才,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民族意识的军事人才队伍。新军是清政府为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建立的,但南方新军的年轻军官,或留学日本,或毕业于各省武备学堂,多抱革命思想,其很大一部分成员以后逐渐被革命党人所掌握,成为辛亥革命非常重要的力量。而且,清廷举全国之力办练新军,造就了以袁世凯为主的新兴军阀,掌握了举足轻重的权力,成为晚清政府真正有实力之领袖,对清廷构成了严重威胁。“辛亥革命中,不仅南方新军起义,而且北洋军队听命于袁世凯,军队的反叛,使清王朝未经激烈战斗,就瓦解了,清廷不得不接受和平退位的结局。”[⑧]

由于“清末新政,虽然在方向上是现代化的改革,但由于没有兼顾到群众的眼前利益,致使人民不堪负担,不仅不能挽救清王朝,反而使清王朝更加失去人心。”[⑨]各地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的名义下,趁机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使紧张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活动,造成了一个有利的形势。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清王朝中央政府出台了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政策侵犯了包括地方督抚、地方士绅以及广大群众在内的多个阶层的利益,引发了各阶层共同参与的保路运动,并使这样一个经济问题政治化、社会化,将本就存在的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迅速扩大,地方督抚与地方势力联合壮大,共同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链条的彻底断裂,导致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革命全面爆发,晚清王朝最终解体。

清末新政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

革命推动了清末新政,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清末政治转型又为辛亥革命革命创造了条件,促使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的灭亡。那么新政是否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呢!确实,新政的实施在许多方面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但仅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革命的关系看,并不能简单的得出新政(改革)必然导致革命的结论。新政的结果可以成为革命的条件,也可以成为增进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说新政的结果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灭亡,这从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在连续不断地遭受列强侵凌的过程中,日益陷入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和王朝统治危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新旧势力间的矛盾激化,清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系统相继出现了功能性故障,尤其是政治体制的腐败已到了难以挽救的地步。纵观晚清七十多年历史,清王朝有很多改革自强的机会,但每当清王朝受到内外冲击时,尽管统治集团内部也会有一定震动,但只要还能控制局面时,最高统治集团总是不愿主动变革,总是缺少改革的自觉,即使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改革,也很快会被整个统治集团的专制政治惰性所淹没,改革自强的许多有利时机就这样被错失了,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只补新而不除旧”[⑩],还是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莫不都是如此。甚至连孙中山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道路的,只是在改良被拒、改革无门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之路[11]。同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在多次反侵略战争中均遭败绩,割地赔款,这就使它的政治威信和统治能力不断遭到削弱和打击。而且,在晚清政权内部,权力个人化、私有化倾向日益加重,朝廷大臣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成风。

至20世纪初,在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日渐严重的情况下,清王朝面临不改革就可能既亡国又王朝自灭,如改革则可能既挽救民族于危亡的边缘又可能延续王朝命运的严峻选择,因此开始了不得已的主动改革[12],宣布实行“新政”、“预备仿行宪政”,但清廷又主要以“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为基本政治原则,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成立“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尤其是“地方分权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廷越是努力削弱地方势力,地方势力的反抗就越是强烈,清廷的统治就越是走向崩溃。”[13]这表明,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由于革命可能发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14]尽管清末新政的结果(清末政治转型)大都具有历史进步性,基本符合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要求,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它本应增强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但终因清王朝积重难返、政治权威严重失落,已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失去了驾驭改革方向和步骤的能力。而且致命的是,清王朝已失民心,民众已认定“只有根本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15],可以说已在社会心理层面,民众形成了与清政府相对立的思维和行为,结果是: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16]的人,但反而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奔向立宪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极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以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都走向了清政府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清王朝的崩溃,就像一栋衰朽的大厦,即使没有外力,也会自己崩塌。因此,与其说是新政导致了革命,不如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的必然结果;与其希望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早点主动改革,因为能否告别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决定的,革命的因素往往是由统治者造成的,只有主动改革,才有可能消解革命发生的各种因素。

另外,尽管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主动改革”是不得已的,来得晚了点、迟了点,但如果在清末新政时期,清王朝统治集团能在改革的方向和战略、时机和策略、步骤和方式等方面把握适度,尤其是如能正确处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利益的关系,也有可能在与革命的比赛中取得改革的胜利,或者至少还能延长王朝寿命。但由于新政的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这是对封建专制政体的否定,因此,新政的结果总是与清王朝统治集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冲突,总是受到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利益集团自觉不自觉的反对和抵制,而当改革的结果一旦是对既得利益否定时,即使是改革的主导者,也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发生动摇,而这种犹豫和摇摆,往往导致不能及时有效“将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势力成功地吸收进政治体系之中”[17],结果是清王朝未能通过及时和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包容各种社会新生力量,包括与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立宪派合作,以扩大其政权合法性基础。这不仅使清王朝统治集团丧失了重建政治权威的机遇,而且最后成为反对派和革命派壮大力量的契机,使本来在一定程度上尚支持清廷的立宪派与其决裂而转向革命,并最终导致统治集团失去对改革的主导权,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和王朝利益的彻底丧失。

综上所述,改革应是“告别革命”的基本途径,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清末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清王朝长期被动应对内外各种危机的结果。从晚清七十多年历史看,如果清王朝在面临内外冲击时,能够主动改革、及时改革,就有可能消弭革命,革命派(孙中山们)可能变成改革派。即使在晚清的最后十一年,如果清王朝能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重推进改革,改革派(立宪士人)也就不会变成革命派,改革仍有消弭革命的可能,清王朝也有可能延长它的统治寿命,新政所展示的现代化远景也有可能变成现实。尽管这是历史的假说,这种假说对历史来说总是不能成立的,但这种假说对学术研究、对现实来说却是有意义的,这也是今天我们来重新认识和研究百年前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1。

[②] 清末新政与清末政治转型是既相对应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清末新政指清王朝在其最后十一年中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清末政治转型既指这场社会改革运动的过程,又指这场社会改革运动的结果。

[③]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16 册).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64:

341。

[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

书局,1981:442。

[⑤] 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98。

[⑥] 转引自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99。

[⑦] 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37。

[⑧] 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47。

[⑨] 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82。

[⑩]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24。

[11]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27。

[12] 学术界一般都把“清末新政”看作是清王朝自觉和主动的改革,但实际上“清末新政”是被客观形势所迫的不得已的主动改革。

[13] 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38。

[14]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0。

[15]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7。

[16]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31。

[17] [美]塞缪尔·亨廷顿,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37。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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