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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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家科代表:贵州民族药质量标准化的打造者
来源:《亲历者赞——民革人物报道集》(第4辑)作者:郭静秋发表日期:201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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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家科,男,1955年11月生,汉族,广东珠海人。大学本科学历、主任药师。1989年6月加入民革。现任民革贵州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药品审评认证中心主任、民革贵州省委会监督委员会主任。他是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GMP、GSP、GCP认证专家、国家保健食品及化妆品审评专家、贵州省药学会副理事长、贵阳市政府专家咨询团成员。曾任民革贵州省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委,贵州省药品检验所所长,贵州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图一)2013年3月,鲍家科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翻开鲍家科的履历,纵观他的经历,令人称奇:

他,率领科研团队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让贵州154个民族药品种全部获准进入国家标准,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创造了一个职业奇迹;

他,历时九年,跋涉野外,亲手拍摄了三万多张地产药材原植物物种的精美图片,并编辑出版了《贵州省中药及民族药材质量标准原植(动)物彩色图鉴》,为中药民族药质量控制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

他,作为来自贵州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战线上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参政履职尽心竭力,始终关注留守儿童、为民众食品药品安全鼓与呼。

从一名从未接触过管理工作的主任药师到独当一面的药品审评认证中心主任,从省政协委员到全国人大代表,从一名普通的民革党员到民革贵州省委会副主委……在这些不同角色里,他一直在前进,不屈不挠,不停不歇,用勤奋和踏实,诠释着对工作的热爱,书写着对民革事业的坚定与执着。

“时光不会辜负每个人的努力与坚持”

采访他的那天,恰逢民革贵州省第十一届六次全会召开,刚刚作完民革贵州省委会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的鲍家科,身着剪裁利落的黑色西服,很显干练,白色衬衣的洁净增添了凝练明朗、成熟内敛的气韵。

采访的话题从他在公社插队那段难忘的岁月谈起。1973年鲍家科高中毕业,只身到贵阳市乌当区野鸭公社插队落户。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困苦时时磨练着这个不满19岁的年轻人,也让他从最基层的现实中认识感知社会。但他的心里却一直怀揣着一个“大学梦”。劳动之余,他只要捧起书本,一身的疲惫就忘得一干二净。1978年,经过不懈努力,鲍家科如愿考入贵阳医学院药学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药学专业大学生。他在高中时代曾痴迷化学,现在学习药学,他也感到很满足。他认为,药学是医学的基础、是化学的衍生,药学就是化学与医学两界的交叉地带,没有化学基础,就无法研制药物,他希望能把自己在化学方面的禀赋用在对药学的研究上。

他与那个年代的很多同龄人一样,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刻苦的学习奠定了他深厚的专业功底。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经过15年的努力,他从初级职称逐步晋升到正高职称,成为当时贵州最年轻的主任药师。在医院药学领域从事近20年的专业技术工作后,他被省委组织部“看中”,一纸调令将他作为高层次引进人才调到贵州省药检所担任所长。

从一名从未接触过管理工作的人变为全面主持单位行政业务工作的领导者,鲍家科坦言也曾有过那么一段短暂的担心和顾虑。但凭着坚实的专业技术和深厚的学识素养,加上广泛而深入的摸底调研,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进入了工作角色,熟悉、掌握了药检所的业务和管理工作的基本情况。在省药检所任职以来,他与领导班子精诚合作,单位的多项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常常与同事共勉的一句话就是:“作为全省药品技术监督法定专业机构,我们承载着贵州省三千多万民众的用药安全有效的重任。药品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决不能等闲视之。”对于单位的业务工作质量,鲍家科常常提醒:“省药检所、省药品审评认证中心的工作宗旨是为相关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供执法技术支撑,我们的检测报告,我们的审评报告,将是执法监督活动和行政审批中不可或缺的依据,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源于对专业的热爱,也源于他学者的秉性,鲍家科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从未懈怠过对业务的钻研,依然坚持科研工作的开展,而且将从事的科研工作定位于中药民族药的标准化。

与中药之间的深厚“感情”建立自大学时期。记得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上中草药成分化学的实验课,老师要求从植物中提取“苦参碱”,这可把全班50余名同学难住了,大家按照教材上的提取方法来做谁也没有成功。在科研问题上,鲍家科属于喜欢另辟蹊径的人,也是不服输的人。他大胆地运用所掌握的有机化学知识,对提取方法进行改良,几天的实验下来,奇迹出现了:他的试剂瓶壁上结满了“苦参碱”的结晶。这份满意的答卷激发了他对中草药成分研究的热爱,让他在中草药专业研究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甘之如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中国药材的发展上有所发现与收获,助力中药的健康发展。他深知,当今,中药之所以难以走出国门、难以在国际市场上抢占先机,难就难在中药的标准化。因为标准化水平低,国内外很多人对中药质量和疗效的“稳定性、均一性”心存疑虑,也成为中药市场开拓的瓶颈。中药如此,民族药不言而喻。

“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作为全国四大中药产区之一的贵州,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中药资源极其丰富,素有“天然药物宝库”之称。在国内医药行业,提起民族药,以苗药为代表的贵州民族药被公认为是后起之秀,其产业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在国内名列前茅,也是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迄今仍在大力推动发展的产业。支撑这个产业发展的,是154个民族药品种,是贵州药业的核心竞争力。

那是在2001年,国家新颁布的《药品管理法》规定,取消药品的地方标准重新换发药品的批准文号,而且规定了严格的时限。按照这个规定,贵州民族药要么立即进行质量标准的技术提升,加入国家药品标准的系列,并重新换发药品批准文号,要么在下一年停止生产,退出市场。这对于贵州药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但面对的困难依然棘手,因为当时能自行修订药品质量标准的企业极少,难以解决有关技术问题,形势非常紧迫。

这是鲍家科在省药检所上任伊始面临的第一次严峻挑战。他认为,作为本省药品检验专业部门,必须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义不容辞地帮助地方企业渡过难关。来不及考虑面临的压力,来不及考虑工作条件的困难,他毫不犹豫地申报承担了贵州省“十五”期间重大攻关课题“贵州省苗药重点品种质量标准研究”。

那一段时间,为尽快解决民族药标准提升问题,他身体力行,一有时间就钻进实验室,参与试验研究,参与解决技术难题。为了争取时间、为了拿到一个试验结果,他和项目组的技术人员有时候不知不觉忘记了吃饭,有时候又不知不觉从晚上干到了天亮。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努力,省药检所完成了近30个剂型先进、代表性强的民族药品种的质量标准技术提升工作,其中不乏有较大市场影响的特色产品。更可喜的是,通过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了众多企业和研究单位在短期内完成了其他民族药品种的质量标准提升。在鲍家科的领导下,省药检所还承担了本省所有民族药品种标准修订后的实验室技术复核,帮助企业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难题。结果,贵州省上报的154个民族药品种全部获准进入国家标准,重新换发了药品批准文号,贵州药业由此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并连续多年保持了高达25%以上的发展速度。

154个民族药品种全部获准进入国家标准的喜讯,让鲍家科和他的科研团队信心满满,有了更多的底气开展中药标准化的研究。尽快提高中药检测能力、尽可能提升中药民族药质量控制的科研及标准化水平,成了鲍家科最想做的事。

为此,他与国内药品质量控制研究的技术部门长期保存着密切的联系,还专程到美国药典委员会参加过工作培训,以掌握和吸收当今最先进的药品质量控制技术用于相关研究。以中药标准化研究为轴心,他申报的课题涉及“贵州省中药民族药标准化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贵州省地道药材特征图谱及质量标准研究”、“中药材炮制工艺及指纹图谱研究”、“民族药生产工艺优化研究”、“特色药材种植规范研究”、“民族药品种二次开发”等多个方面。这些课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被确定为贵州省“十五”重大攻关课题和省市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的重点资助课题。这些也成为省药品检验所建所以来获得的资助额度最大、立项层面最高的课题。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跌宕曲折的科研之路,是踩着无数的失败和挫折走过来的。有时,坚持和放弃只在一念之间。鲍家科时时刻刻记着,唯有直面孤独,打磨时光,潜心钻研,才能把彩虹桥架到梦开始的地方。

多年的坚持和辛勤的付出后,鲍家科交出了一份“成绩单”:《贵州省苗药重点品种质量标准研究》、《贵州省190余种中药民族药质量标准技术提升研究》、《贵州省八种地道药材特征图谱及质量标准研究》等研究成果荣获省市科技进步奖多项殊荣;10年多的时间,共建立和提升中药民族药产品质量标准192个,大力推动了贵州省乃至我国中药民族药标准化领域的科技进步和创新;研究成果在贵州制药行业上广泛应用,使用企业达75家,覆盖了贵州省全部中药民族药生产企业的83%;经他主持研究的贵州中药民族药品种已有19项标准进入了中国药典2010年版;30个品种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37个品种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86个品种成为全国或省市“医保品种”。如果某种药品能够被吸纳进药典、进医保,这意味着从政府监管层面和技术层面进一步认可了该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带来的显著效益就是提高了这些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医药经济核心竞争力。鲍家科率领团队研究建立的中药药材质量标准使贵州中成药的原料药材质量得到保障,产品疗效稳定,企业年销售收入增加了3至6倍,制药企业走上了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对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推动医药产业成为贵州“五张名片”特色优势产业之一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贵州药品检验所已成为有特色有创新能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逐步与国际开展交流的中药民族药标准化研究培训基地。随着事业的发展,鲍家科各种学术兼职也逐渐增多,他连续三届担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先后成为国家食品、化妆品审评专家,还受聘担任药品GMP、GSP、GCP认证检查员、贵州医科大学等三所高等院校的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贵州省药学会副理事长,贵州省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贵阳市政府专家咨询团成员等。这些职务又为他在专业领域的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视野。

回忆起那些年艰辛的科研之路,鲍家科脸上透着的全是喜悦和欣慰。“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做一件重于泰山的事情,哪怕负重跋涉,荆棘密布,都在所不惜。我庆幸我遇到了”。他坦然地说。“工作中的捷径是有的,但不是人人都能走,钻研得多,努力得多,才能找到最快的那条路。其实,脚踏实地才是最好的捷径。我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个人的努力与坚持。”

“我选择了民革,就是选择了责任,选择了奉献。”

1989年鲍家科加入了民革。“通过民革前辈了解了民革发展史、党派性质及贵州民革组织的基本情况等,顿时让我产生一种感觉——‘我找到家了’。”回忆起26年前加入民革的情景,对鲍家科来说依然清晰。加入民革前,他通过民革贵州省委会的老党员了解到,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曾留下了民革前辈的名字:原民革贵州省委会主委王景渊和副主委王伯勋、曾元三都曾在1944年惨烈的松山战役中浴血奋战,尤其是曾元三,日本人的弹片一直留在他的腿上。民革贵州省委会的老领导安迪伟大学毕业后,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毅然投笔从戎,后于1949年11月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回到祖国人民怀抱、参加新中国建设……鲍家科从这些民革前辈的身上,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看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看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对民革前辈充满了敬意,对民革组织充满了向往。

鲍家科说:“当初我选择加入民革的想法很简单,了解到民革的前辈很多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和成就了一番事业的爱国民主人士、贤达人士。在这些丰碑永存的民革前辈的理想和精神感召下,我也要脚踏实地做好每项工作,严于律己,促使自己不断进步,做一名合格的民革党员。”

紧接着,鲍家科回忆起一件让他很感动的事。1991年底,按照国家对扶贫开发工作的统一部署,毕节地区最贫困的纳雍县成为民革中央的定点扶贫联系县。1992年4月,民革中央首次组织农、林、牧、化工、地矿、医药等方面的11位专家,对纳雍进行了为期8天的扶贫考察,由此拉开了民革中央在纳雍支边扶贫的序幕。1992年,在民革中央领导的呼吁下,交通部先后拨款1900余万元,一条宽整、平坦的柏油路在纳雍的崇山峻岭中穿行,彻底结束了纳雍没有柏油路的历史。1993年,民革中央在纳雍修建了第一所希望小学。这条路和这所希望小学的建成,让他深深地感动:“纳雍不脱贫,民革不脱钩”这是民革全党的庄严承诺。民革是在用自己的实践不断兑现着自己的承诺。他的内心被一种坚定不移的自信和激情澎湃的自豪所鼓舞。

加入民革26年来,尽管自己在单位的业务和管理工作十分繁忙,但鲍家科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即使是牺牲大量的休息时间也要实实在在地做好民革的工作。他所在的支部组织活动丰富多彩,为他施展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不仅在本职工作上建功立业,也热心参加党派的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作,并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民主党派的价值和社会对党外干部的认可。

在分管社会服务工作期间,他组织对口帮扶扶贫项目、纳雍县经果林示范项目、农村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纳雍县博爱小学教师宿舍修建、智力支边扶贫活动、教育结对帮扶活动、义诊讲学活动、希望小学捐赠活动60余次。他加班的时间多了,周末的时间少了,照顾家庭的时间更少了。为了配合民革中央在贵州纳雍的扶贫点工作,他经常要在贵阳和纳雍之间奔走,有时候从外地回来顾不上回家就要到药检所办公室处理单位的业务文件。有时候上午还在药检所工作,中午就在前往参加某个扶贫项目活动的路途中。多次与鲍家科赴纳雍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民革贵州省委会副主委夏玉芳说:“有时鲍家科副主委实在没有时间去基层,他知道我们从农学院出发,他也要赶过来送送我们,提出工作要求,还特别交待我们开车要慢一点,千万注意路上安全……”

2012年民革贵州省委会换届后鲍家科负责协管组织工作。“支部的党员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如何激发这些经历、职业、性格各异的党员都能积极参与到参政履职、服务社会的工作中去呢?”这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

“支部把党员当亲人,党员将支部看成温馨之家,正是这股凝聚力让基层支部成为一个团结和谐的集体。大专院校支部建起了支部党员微信群,每次都精心组织有意义的活动,党员们不仅都积极热情地参加,而且还经常为更好地开展活动出谋划策。”这是2014年7月29日,在民革贵州省委会“支部建设年”活动“八佳基层组织”评选申报陈述会现场,民革贵州省委会常委、民革省直大专院校支部主委齐新潮在陈述支部工作时如此深情表达。这场别开生面的申报陈述会上一次次精彩的陈述、一幅幅生动的照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充分表现了支部和谐团结、蓬勃向上的活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图二)2015年6月30日,鲍家科(左一)向抗战老兵敬赠锦旗

在鲍家科等民革贵州省委会领导班子的组织领导下,近年来,贵州全省5个民革各市州级组织、91个基层组织和近3000名民革党员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参与了以“提高民革党员素质、增强基层组织活力”为主题的“支部建设年”活动。评选“八佳基层组织”对广大基层支部触动很大。民革都匀市委会三支部主委令狐庆说:“民革贵州省委会开展的评选活动很实在!多年来都感觉民革支部工作比较虚,指向性也不强,这次评比确立了评判支部工作的规范和标准,这对明确支部建设方向、完善和推进支部工作很有帮助。

“基层组织是民革凝聚力、活力、影响力的基础和源泉,也是广大民革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平台和依托。党务工作最重要的基础在基层的活动,有活动才能有活力,有活力才能有凝聚力,有凝聚力才能有影响力”。荣获“八佳基层组织”荣誉称号的省直贵大总支副主委张林鸿说,每一次见面,鲍家科副主委总是这样鼓励他。

近年来,民革贵州省委会全省组织建设成效显著,亮点纷呈:领导班子建设形成团结向上、和谐共进的良好氛围;组织发展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基层组织发展得到长足发展且组织活动形式多样,凝聚力增强;支委会发挥核心作用,党员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这些可圈可点的成绩凝结着鲍家科等民革贵州省委会领导班子的付出与努力。

“在明年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激发党员的活力,打造‘有声音、有形象、有作为、有影响、有特色’的‘五有’基层支部。”贵州民革基层组织建设的阔步前进、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让鲍家科充满了自信和骄傲。

在民革贵州省委会机关工作人员的眼里,鲍家科的身影总是忙忙碌碌。笔者节选了他在2015年12月关于民革工作的行程和活动:

12月2日,鲍家科参加民革贵州省委会直属第九支部在赴民革黔南州委开展党建交流活动;

12月3日,鲍家科参加民革贵州省委会、省直医卫支部、贵阳市委机关支部联合举办的专题学习会;

12月14日,鲍家科到民革遵义市委会走访调研,听取地方组织对《内部监督工作条例》试行一年的意见建议;

12月18日,鲍家科到民革铜仁市委会专题调研民革《内部监督工作条例》实施情况;

12月20日,鲍家科完成民革贵州省委会监督委员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的文稿修订……

笔者简单地换位思考了一下,如果加上日常的本职工作,如此工作强度且要保持质量,坚持下来着实不易!但鲍家科并不觉得,在他看来,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只要专心投入,每项工作都能而且必须完成好。既然从事党务工作,就得树立工作没有大小之分的概念,参加基层支部活动与各种调研走访同等重要,都要尽责尽力参加。笔者看的出来,这其中饱含着他对民革组织深深的热爱啊!正如鲍家科说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革选择了我,是对我的肯定,是对我的信任;而我选择了民革,就是选择了责任,选择了奉献。”

“参政履职是一份责任,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履行”

鲍家科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还当过贵州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多年来,他将本职工作与参政议政很好地结合,参政履职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在他看来,无论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头衔不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公共角色;表达可以有个性,但更要有责任要求。既要深思熟虑,又能善于表达;既有基层视角,又有国家视野,这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在其位,谋其政”,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地认真履行自己本身的职责,绝不能徒有其名地无所作为,要力争做一个参政议政的“有心人”。 

——用心调研。鲍家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发现问题随时记下来,这个笔记本就是他“参政议政的备忘录”。他说:“代表、委员不可能在短短几天的‘两会’上就提出太多的真知灼见,必须平时下足功夫,要做一个‘有心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多多发现和收集各类建议意见。只有掌握确凿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形成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他曾用三年多的时间,主持承担和完成了民革贵州省委会两个调研课题——《对贵州中药工业存在问题的调研与对策思考》和《发展贵州中药材种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由于调研扎实深入,提出的对策建议切合贵州当前发展的实际,两个调研课题被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评比为“省委出题、党派调研”工作的优秀调研报告。2008年,他通过民革贵州省委会提出的《关于积极应对贵州药业科技需求的建议》的政协提案,被列为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全程督办的提案。2012年在省政协十届五次全会上提交的《关于大力推进我省中药产业信息化建设的建议》被列为省长督办提案。

——用情履职。2014年3月,鲍家科在“两会”上提出了建议:让留守儿童在和谐环境中健康成长。这个建议源于一次调研。

那一年的“两会”前夕,鲍家科到都匀墨冲中学调研。该中学有309个留守儿童,相当于学校每3个学生里就有一个留守儿童。学校成立了“留守儿童自立自强中心”,建有四室一基地,即:留守儿童管理办公室、心里咨询室、亲情聊天室、微笑小屋和劳动实践基地。呈现在鲍家科眼前的画面是阳光的、欢愉的场景:孩子们唱着歌曲在田里种着玉米苗,在老师的帮助下,锄地,翻土,种植,布满汗水的脸上是开心的笑容。

当鲍家科问一个正在锄地的小女孩,爸爸妈妈是否给她打过电话时,她为难地反问:“可以不说吗?”小女孩黯淡的眼里充满深深的压抑。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物质问题,相反,很多留守儿童家庭并不贫困。他们是被留在家里的孩子,父母去远方打工,留下一次次告别的身影和长久的缺席。他们被寄宿在家里,以自己的节奏生活、成长,忍受爱的匮乏与分离带来的心理挫折。

鲍家科说:“如果你只和他们相处一两天,你几乎感受不到他们的特别,他们一样笑、一样闹,有的看上去会比非留守儿童更开心,其实他们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外来者。孩子们在坚强的外表里,其实有着各自深深的压抑。这些压抑或许真的要在极其不经意的细微间,你才能感受得到。”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4年6月,贵州留守儿童已经达到了116664人,小学留守儿童78604人、初中留守儿童38060。“留守儿童是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派生出的问题,也是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留守儿童无论在学业、心理、健康都值得整个社会关注,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他们在充满关爱的和谐环境中健康成长,将可能妨碍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转。”鲍家科对此忧心忡忡。

为此,他在建议中大力呼吁:社会关爱不能代替家庭的亲情。要通过健全法制,明确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责任,促进家庭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渠道,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加大对贵州开展留守儿童教育机构建设的转移支付,加强针对留守儿童多方面素质教育及心理辅导等专业教育师资人才的培养。进一步加大对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硬件设施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推进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

该建议一提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一位从事相关工作的专家说,这份建议既体现了提案人对儿童的关爱和温情,又体现了解决问题的宏观构想,是一份睿智和温情兼备的好建议。而鲍家科则认为,他能做的只是,尽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他希望在活力更加迸发的中国,在发展更加向好的中国,在公平更加彰显的中国,“留守儿童”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尽量少之又少。

——用力建言。在连续几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团的同志们都知道,鲍家科的发言必定谈及食品安全问题。“毒奶粉、毒胶囊、地沟油,很多人都说对中国一些食品药品防不胜防,继大家到海外抢购奶粉,又有人抢购大米,什么时候才能让老百姓对餐桌上的食品真正放心?”对此鲍家科坦言:关于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采取了部门分段监管的模式,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职能衔接上存在漏洞,容易出现相互推诿和监管空白地带。二是企业的违法成本低,对违法企业的处罚不能起到震慑作用。三是社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机会少,没有起到社会共管的作用。四是技术标准体系不健全,检测技术手段落后。

自201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鲍家科认真履行代表职责,每年都把在食品与药品安全的问题上向大会提交建议和议案。2014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审议《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鲍家科列席了这次会议并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建立最严格的全过程监管制度,进一步强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和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新闻刊播后,引起社会各界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在2015年的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尽快完善我国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的建议》,提出了对现有的食品安全检验机构进行统一规划,打破部门、行业和区域界限,成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检验机构,建立以国家和省级检验机构为骨干、市级检验机构为基础、县级检验机构为补充的覆盖全国的检验网络体系,形成完整、权威、强势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系统;建议国家加大食品安全科研投入,开展食品安全标准与检验方法的制订、标准的统一与提升工作等建议。这些前瞻性的建议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数家主流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

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已于2015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鲍家科对此倍感欣慰。“我作为来自贵州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战线上的一位代表,就要把完善我国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的心声带向全国‘两会’,为食品安全鼓与呼。‘舌尖上的安全’一再失守,失的不仅是部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还有可能失掉民众的信任,失掉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失掉人心。所以,作为监管部门要履职到。”鲍家科如是说。

“好的生活,一定有对细节的敏感和珍惜”

工作之余,摄影是鲍家科的最大爱好。

对他来说,摄影不仅仅是一份闲暇之余的爱好,更是一条修行之路。无论是选择拍摄的角度,记录拍照的品名,还是编辑照片的文字说明,在摄影的世界里,心会自然安静下来,屏蔽掉外界所有的嘈杂。也许正是这样一份赤诚之心,让他的摄影作品格外纯粹,很多摄影行家都赞其堪比专业水平。但更令人称赞的是,他把业余爱好与专业工作相结合,达到了令业界叫绝的一个新境界。

贵州的中药材资源特别丰富,但囿于种种原因却没有一套药材原植物标准的图谱,鲍家科很想弥补这一缺憾。为了能拍摄中草药植物的生长环境和花果期的生长形态,鲍家科带领科研组赴野外历时九年,拍摄了三万多张精美照片,行程遍及贵州各地。其间冒烈日酷暑,顶风雪寒风,钻深谷密林,披荆斩棘,风尘仆仆,工作艰辛。

收获总是在努力的路上。2009年由鲍家科主编的《贵州省中药及民族药材质量标准原植(动)物彩色图鉴》(以下简称《图鉴》)终于出版。《图鉴》全部采用鲍家科拍摄的彩色图片,高清晰地展示了原植(动)物的根、叶、花、果的新鲜形态,加上科学性、权威性和准确性的文字编纂,让读者一目了然,学习的同时还享受了视觉的盛宴。《图鉴》通俗易懂,对推动我国药材标准的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就曾评价说:“《图鉴》中的照片背景清晰,构图简洁,药用部位特征凸显,文字部分具有较高的编写质量,对利用保护贵州中草药,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图三)在贵州山区开展中药资源调查工作

偶尔,在慢下来的时光里,与往事静坐,翻开《图鉴》,他总会与一朵花相遇,一脉静香,也总会与一片叶子重逢,清新淡雅,他享受着那种清澈与宁静。鲍家科说:“每一次拿起相机,我都会有这样的感悟:好的生活,一定有对细节的敏感和珍惜。这本《图鉴》就是我的‘摄影集’哦!对我来说,生活和工作就应该是完美融合的,就好像毕家索在绘画时完全不会区别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因为绘画对于他来说既是工作也是享受,找对了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每一刻都是享受,每一刻也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于是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鲍家科说,这也是他心中最温暖的画面。采访将近结束时,他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对笔者说,他收到的最心爱的礼物是女儿送给他的羊毛围巾和一张从国外寄回的明信片。这些小事,让他觉得生活很美好。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影响下,留学回国的女儿也加入了民革组织,家里又多了一位民革党员。“有时候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跑得快慢并不重要,脚踏实地坚持到终点才重要。”鲍家科说这是他最想对女儿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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