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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南会战中的蔡廷锴
来源:团结报作者:冯 杰发表日期:20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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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抗击日军进攻,与几个月之前的张学良“不抵抗”方针形成鲜明对比。蒋、蔡两位将军后来因为福建事变淡出军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蔡廷锴还深度参与过桂南抗日战役。《蔡廷锴自传》初版于1946年夏,1982年6月再版,据笔者观察,蔡从1931年开始似乎有记日记的习惯,以该年为界,之前的自传基本上是回忆性质,之后可以归纳为日记整理。

烽火四起,抗日名将再上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致电蔡廷锴:“久别甚念,请即来京共赴国难。”8月13日晚上,蔡廷锴抵达南京,大约几个小时之前,蒋介石指示负责淞沪战场的张治中,“对日军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与准备,皆须详加研讨”。15日,蒋介石召见蔡廷锴,正谈话间,突然响起凄厉的警报声,日军空袭南京标志着中日战事已然升级。9月1日,蒋介石温和地对蔡廷锴说:“现在各方面带兵指挥官,均已派定,现在委你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你不可误会,以为参议官职是闲差,最好请你住在京中,随时得以谘询。”

此时,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亦云集南京,一致决定解散“民族革命大同盟”,团结所有力量抗击日军。然而,整个淞沪会战期间,蔡廷锴并没有获得上峰谘询的机会,加上妻子产后身亡,回家料理完后事再到南京已是11月初。蔡廷锴报国心切,请示未来行动,蒋介石承诺:“你已休养数年,等我到汉口命你带兵。”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结束谈话返回路上,蔡廷锴意外车祸,膝盖骨裂为三块,辗转香港手术治疗,差不多又过去半年。

1939年1月,蒋介石又惦记蔡廷锴,通知他即刻赴重庆晤面,不久发表了正式职务——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第16集团军下辖第31军和第46军,驻守粤桂边区沿海,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据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说法:“士兵是广西的,中下级军官也大多数是广西的,但优秀的早已参加了老部队出发长江流域各处作战了,这多是残余比较差些的,连武器也是七拼八凑颇为杂乱的,训练的日子既短,作战经验更说不上。”

广东与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比较紧密的联盟关系,蒋介石的这次人事安排当然得到了桂系集团的认可,蔡廷锴赴港治病之前,李宗仁还特地赠予3000元急用,足见交往之深。

兵临城下,人事变更起风波

1939年4月,日本海军率先倡言“攻占南宁,切断通过该地的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并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欧洲战争爆发,英、法无力顾及远东,加上日苏签订诺门坎地区停战协定,促使日本决定发动桂南作战。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海军协同行动,以一部迅速切断敌人沿南宁——龙州公路的补给路线”,规定作战区域“大致为南宁、龙州以南”。

相反,国民政府军事高层不重视桂南防务。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乐观认为“我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折”,错误估计“敌人此后不会再攻北海”,示意“在北海与桂南一带的防御部队,可抽调一部到西江”。11月初,第四战区正式下令第31军主力推进高明、鹤山,白崇禧显然支持这项调动计划,他提醒部下加速整补,准备开赴广东南路扩大势力范围,“摆下新桂系的几颗棋子”。

山雨欲来之时,桂系内部又因一场人事变动引来龃龉。根据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意思,蒋介石一纸调令,夏威改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遗缺即以蔡廷锴接充。夏威不太乐意离开广西,碰巧老母病逝,事实上也无法前往鄂北战地报到。蔡廷锴十分为难,“在该集团军任事不久,指挥上未必如意;勉强干去,恐有差池,至影响平日声誉”。11月15日,日军第5师团抢登钦州湾,台湾混成旅团等部后续上陆,第16集团军根本抵挡不住。24日,南宁失守。临阵换将不合时宜,蒋介石重新颁令:“调夏威为第16集团军总司令,应免第11集团军总司令;调蔡廷锴为第26集团军总司令,应免第16集团军总司令。”

白崇禧督战前线,进一步说明:“第26集团军在桂成立,将来推进广东南路。”临别之际,夏威送行蔡廷锴,赠予川资甚厚。蔡廷锴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夏君对朋友甚好,我与他同事十月,凡事都开诚相见,故私交颇笃。”赶至桂林,蔡廷锴很快搭起集团军总部的框架,第四战区先拨南路游击武装谭启秀部归蔡直接指挥。

军系牵扯,桂南战事大溃败

1939年12月,白崇禧说服蒋介石反攻南宁。蔡廷锴负责东路,指挥第46军主力和由广东增援来的第37集团军第66军、挺近第三纵队等,“应以陆屋、灵山为根据,配合民众武力,任邕钦路之破坏,并妨害日军修路,协同各路军歼灭北犯之敌,阻截日军后续部队”。尽管信心十足,桂南战事进展并不顺利。21日,白崇禧发出严令:“此次南宁外围攻击,进展甚缓,而敌后交通复通畅,显见攻击精神不旺,指挥连络不良,所报破坏道路亦不确实,似此松懈,绝无胜利可言,邕江以南各部队,应确实遮断敌交通,破坏道路。邕江以北部队,限二日内需确实占领昆仑关七塘以北地区,倘再作战不力,或破坏交通不彻底者,无论官兵,定予遵照委座手令严厉处分。”

从执行效果来看,白崇禧的严令并未起到太大作用。蔡廷锴对此解释说:“行营来电,调广西民团六七千人为黄鹤龄指挥,来破坏公路。但破路器材缺乏,且武器甚劣,又无秩序,收效极微。”不仅东路方面,西路第16集团军同样表现糟糕,第188师虽然一度占领绵羊村等据点,部分破坏了公路,但路外稍加修理就能通车。部队往往“害怕近战,害怕侧背威胁,有几十个敌兵向我侧翼运动,我军就撤退出来”。蔡廷锴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还算不错,但不能指挥桂军硬打硬拼,毕竟总要考虑桂系的利益,他无奈感叹:“任你有起剪颇收之才,亦难开展。斯时除苦闷外,别无办法。”

更令人气愤的是,粤系第66军完全不听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拿起电话再沟通:“这是我的命令!”军长叶肇态度顽固:“我还是不服从!”根据事后通报,该军不仅“未能按照命令指定时间,由那何圩进出甘棠”,还与地方民团发生误会,甚至朝着相反方向刻意“规避”。第46军的两位师长擅自退往博白,蔡廷锴表示:“此种举动,如果是前第十九路军的将领如此,我虽不责他,他也会自杀了。想现在的环境,大非昔比,为维持友谊,只叫他从速归队罢了。”

1940年2月2日,日军近卫混成旅团攻占宾阳。蒋介石无比痛心地记下反省录:“月初自伶俐圩、永淳被敌突破,侵入宾阳、上林各县,此为抗战以来最无意义之失败。”在随后召开的柳州军事会议上,包括白崇禧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将领不同程度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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