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与新中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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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参加国家管理,参与重大决策协商
来源:作者:发表日期: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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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参加国家管理,参与重大决策协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初步形成。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民革积极参加国家管理,一些民革领导人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政务院委员,一些部委的部长、主任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们依据中共提出的“团结、进步、发展”的总方针,充分发挥自己在建设新中国过程中的参政议政作用,与中共作密切合作,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协商,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献计献策,为稳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参加国家政权

  新中国建立伊始,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人民政权中担任了很多重要领导职务,民革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积极参加国家政权,参与中央及各地政府工作。从民革成员参加国家政权机关的范围上看,他们绝大多数集中于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家立法机关(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中的许多重要领导岗位。

  民革之所以直接参加国家政权,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担负起治理新国家的历史重任,除了中国共产党对民革实行“团结、进步、发展”的正确方针之外,还与建国初期政党制度的特点及民革自身的特点有关。中国的基本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存在西方国家那样的“在野党”或“反对党”以及“轮流执政”的问题。从阶级属性上看,民革成员主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统治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仅在中国合法地存在,而且还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联系和代表这些阶级、阶层的民革,毫无疑问就应该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有着参与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

  同时,民革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有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光辉历史,并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过一定贡献。在筹备和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而民革与各民主党派一样又都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表示要在中共的领导下,为实现《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样,民革就有条件、有必要与中共继续合作下去,积极参加到新政权之中来发挥他们建设新中国的作用。

  1949930日,政协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高岗为副主席。10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民革领导人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余心清为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和国家典礼局局长、李世璋为监察部副部长、李任仁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其瑗为内务部副部长。谭平山、陈劭先、王昆仑、邵力子、黄绍竑等人为政务院政务委员,郭春涛为副秘书长。后来参加民革的程潜担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蔡廷锴、龙云、刘斐等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陈其瑗、张文、王葆真、李任仁及民联中央常委陈铭枢、郭春涛、许宝驹等人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命朱学范、钱昌照、梅龚彬、李民欣等人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柳亚子、陈此生、李德全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李任仁、陈其瑗、陈任一、蔡廷锴、邵力子等人担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何香凝、李锡九还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此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省政府委员人选,叶剑英为省人民政府主席,民革领导成员李章达任副主席,张文、陈汝棠、萧隽英、蒋光鼐、李民欣等人担任省政府委员。随后,一大批民革、民联和民促成员参加了各地新成立的军政委员会,为接收国民党政权和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102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罗瑞卿、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刘斐等18位委员,会议主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建军问题。聂荣臻在会上曾就目前军事情况作了报告,民革党员程潜、张治中、蔡廷锴、刘斐等4人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对今后如何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等问题都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张治中担任组长,刘斐任副组长,聂荣臻、罗瑞卿、傅作义、蔡廷锴、李涛任组员,主持新中国国防的研究设计事宜。①张治中主持的国防研究小组,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巩固国防而筹划,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021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董必武、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沈钧儒、章士钊等40人。董必武首先说明政治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这一组织机构本身因系初次创立,工作伊始,特别需要周密讨论与计划。民革成员陈铭枢、郭春涛、许宝驹、陈其瑗、王葆真、李任仁等人作为委员参加会议,并就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发表意见,许宝驹、郭春涛与陈绍禹、张奚若、谢觉哉、罗瑞卿等11人,负责起草政治法律委员会组织及工作条例。

  同日,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举行成立会,主任谭平山、副主任潘震亚,委员张秀岩、张慕尧、朱蕴山、韩兆鹗、张难先、宁武、郭任之、安子文、许立群、刘达潮、帅孟奇、萧明等共15人出席。谭平山主任宣布: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人选,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并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开始建立人民监察制度,执行人民的监察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机构的原则和今后的中心工作等问题,推选谭平山、潘震亚、张慕尧、安子文、郭任之5人组成人民监察委员会组织条例起草委员会。

  同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举行成立会议,出席者有在北京的委员30人,列席者有所属各部副部长副局长等16人,民革成员李民欣、钱昌照等人参加会议。陈云主任报告过去财经工作发展的过程,目前财政金融情况,和农业、工业、交通等的情况,并提出今后几个月内应该进行的主要工作,继由秘书长薛暮桥报告财经委员会机关内部情况。黄炎培、李书城、李立三、章乃器、钱昌照、马寅初、何长工、薄一波等人先后发言。最后通过决议:(一)推定宋劭文、薛暮桥、钱昌照、章乃器、俞寰澄、千家驹、胡子婴、李民欣等8人起草财经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交下次委员会议讨论。(二)各正副部长应迅速开始工作,原华北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人员负责向正副部长报告工作,办理交代。(三)各部自行拟订组织机构和条例草案,交下次委员会议讨论。(四)各不兼部委员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留待下次委员会议讨论;原则上每人均须选择有关的专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五)五个工业部门的业务范围问题,分别先行交换意见,必要时由计划局召集会议解决。(六)各工业部门会议,欢迎全国总工会派员列席。(七)建议政务院统一接收原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的人员和档案文件。①随后,钱昌照和孙越崎被任命为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

  1028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会议通过任命了32位政务院参事,其中民革成员吕集义、郑坤廉、许宝驹、吴茂荪、于振瀛、林一元、李蒸、许闻天、邓昊明、程星龄等被任命为参事。

  民革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直接参加国家各级政权工作,不仅使中共和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多年来要求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局面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而且也是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监督职能,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制定的根本标志。民革成员参加国家政权和各级人民政府之后,有职有权,在中共领导下尽力工作,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工作。

  民革在建国初期参加国家管理和重大决策的制定,主要体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历次会议的重要议案,在正式通过以前都要通过有民革和其他党派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的慎重协商。对此,政协副主席陈叔通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历次会议的重要议案,都经过常务委员会与有关负责方面的协商。其中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更经过慎重的协商。”他还指出:“各小组的工作,除国防组(组长生病,只有三个委员在京,无法开会)外,都已逐步地建立起来。”①建国初期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有民革和其他党派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的慎重协商而决定的。在这些决议案讨论过程中,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研究和讨论了许多重大问题。

  除了协商讨论和制定《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议案外,民革参加的政协各小组参与审议的决议草案还有:(一)属于政治法律方面的有: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草案,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草案,中国工会法草案,中央劳动部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草案,省、市劳动局暂行组织通则草案,市劳动介绍所组织通则草案,新解放区农业税条例草案,夏季征粮办法草案等。(二)属于财政经济方面的有:公债发行,公债宣传,私人及华侨投资,新解放区农业税条例草案,夏季征粮办法草案等议案。(三)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有: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草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1950年工作计划等议案。(四)属于外交方面的有:中苏经济合作协定议案。(五)属于民族事务方面的有:目前兄弟民族情况及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方针等议案。(六)属于华侨事务组的有:护侨政策等议案。(七)属于宗教事务方面的有:基督教教会工作的改革方针等议案。“这些研究和讨论,或由小组发动,或由政务院及有关部、会的委托,而以后者占多数,政务院及有关部门供给材料并派员出席报告。所以小组工作做得好,对政府自有许多的帮助。有些小组已开始和不在京的委员通讯,有些小组并设法搜集会外意见,这将使各组工作的内容更为丰富起来。”①在这些议案的研究审理过程中,民革中央发动本党党员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为这些议案的最后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担任各级政府领导职务的民革成员,在中共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与中共党员干部紧密配合,大胆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政绩。何香凝担任国家侨委主任时年已古稀,但为开展新中国的侨务工作,她不惜以年迈之身,操心劳神。当时侨委每星期照例开一次常务会议,讨论重大问题,何香凝都尽可能出席主持。在她主持国家侨委工作期间,侨委努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侨务政策,就各种具体的侨务问题,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请示报告、建议和处理办法,有关部门据此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条例和指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51821日,政务院发布《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19552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1956818日,国务院转发中侨委、内务部《关于选举中改变华侨户地主成分的意见》;195736日,国务院转发侨委《关于加强对归国华侨职工、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和适当照顾其生活的请示报告》。这些有关华侨问题方针、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体现了新中国对广大侨胞实际利益的关心和保护,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侨胞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热情。

  建国初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谭平山,与中监委的中共组织合作共事,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意见,为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监督体制和制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蒋光鼐在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期间,与纺织工业部党组的同志关系融洽,互相支持,彼此尊重,表现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受到部各级领导和职工的爱戴。在中央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民革同志,还经常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热情关心和指导,提高了领导、组织能力和水平。

  政务院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表示:“过去的人民邮政、电信业已有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功。随着今天伟大的建设,也可以预知,一定有着伟大的将来。我们怎样去创造将来,这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人民服务,把邮政电信搞好。”朱学范出任邮电部长时,对于幅员辽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各项建设事业和民主改革,都需要邮电通信来传达政令,沟通信息,推进工作。而旧中国留下的是支离破碎的邮电设施,全国仅有31万市内电话,25%的县城没有邮政局,从北京寄到拉萨的信要绕道印度才能送到,大部分县没有电信局。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朱学范领导的邮电部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充分发挥邮电部门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经过三年努力,初步形成沟通全国主要城市的通信系统,基本保证了通信需要。

  19507月,邮电部召开各大行政区邮电管理局局长会议,讨论新的管理体制方案。会议认为:“邮政和电信是全国性的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只有高度集中管理,才能有计划地适应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决定实行邮政、电信企业行政管理领导的合一,即在邮电部集中领导下,部内实行专业分工,区管理局以下实行“邮电合一”。朱学范对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这一决策完全拥护。9月,他按照“积极贯彻、稳步前进”的原则,首先对邮电部进行了调整。随后按照国家行政区划,设立大行政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到1952年底,全国性的“邮电合一”工作基本完成。

  随后,朱学范领导的邮电部提出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邮电建设方针:加强首都同各重要城市和新的工业城市的通信联系,并配合新工业城市建设的需要,积极整顿并稳定发展乡村的通信事业。与此同时,邮电企业要大力提高业务和技术水平,注意通信科学的研究工作,改进经营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工作质量,以适应国家和人民对邮电通信的需要。为了保证计划的贯彻执行,朱学范在政治上自我要求十分严格,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他在繁忙的政务和社会活动中,抽出时间亲自率领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邮电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研究和调整,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邮电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为新中国建设献计献策

  中国共产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一般都要通过人民政协及其他形式,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民主党派的批评和建议,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领导是非常有益的。

  民革成员文化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学识。据统计,在1950年上半年,民革全党1600多名党员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占61.6%,受过中学教育的占22.2%,军校出身的占16.4%,小学毕业的占0.8%。①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运用自己的学识,为政府献计献策,在克服建国初期的财政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充当“参谋”和助手。同时,民革成员分布范围较广,在工商界、金融界、医药卫生界、文教科技界等方面都有民革的成员,这为民革在不同的领域里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广阔天地。因此,民革成员在建国初期能够在较高的社会层次中发生广泛影响。民革成员积极参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权管理,勇当诤友,发挥了突出的重要作用。

  19506月,朱学范在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与胡厥文、黄炎培、冷遹、盛丕华、蒉延芳等人联名提出建议案,请政府集中国内并聘请国外各学科、工程专家,统一规定农工、交通、机械、设备、器材及一切物器的名称、标准,并尽量编译各种科学技术新书,考察改正现有国内生产机构内误差,以利建设。这项建议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其中大部分被及时采纳并付诸实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孙越崎,具体分工基本建设处、天然财富处和轻工业处。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缺乏基本建设的经验,很多基建投资没有经过设计,只凭热情和愿望,就动了工。结果导致很多项目翻工重建,不但耽误了时间,还使国家建设资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19501214日政务院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或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一切企业投资或文化事业的投资,在请领款项以前,必须审慎设计,作出施工计划、施工图案和财务支拨计划,并须经过各该级人民政府或其财经、文教机关的批准。未经设计,未作出施工计划、施工图案和财务支拨计划,或已作而未经批准者,财政部门应拒绝拨款。”此项规定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国家在建设中的浪费,也就是加强国家投资的计划性。正是根据政务院的规定,为了搞好新中国的基本建设,孙越崎与基建处副处长郭可诠、吕克白等人合作,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规定了在基本建设中进行勘探、设计、施工、验收等应该遵循的规程。19513月,该《暂行办法》以中财委计(建)第984号文件颁发各大行政区、省市实施。新中国建设之初甚至“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文件规定的规程实施的。

  陈云非常重视孙越崎起草的这个文件,建议大力宣传。1951616日,孙越崎起草的《没有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在该社论中,他明确指出,“施工必先有设计”是今后基本建设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建设是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具体路程,是百年大计的工作。基本建设工程都属现代的很繁复的工作。这种建设,往往牵连很广,影响重大。其质量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都是由设计的好坏来决定的。所以设计工作是基本建设施工以前的重要关键。”他指出,一般的计划只是说明“做什么”并不能说明“怎么做”必须有了设计,才能解决“怎样做”的问题。因此,计划是设计的指导,设计是计划的进一步的依据。他认为,设计是一件综合性的非常细致复杂的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进行设计或审核设计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设计以前,必须收集一切有关资料,如厂址、工程地质、气候、风向、水源、动力、交通运输、原材料供应、资源情况等等,作为设计的依据,经过详细研究、调查和比较,结合理论、经验和实际情况,才能作出整个设计,决不能草率从事的。

  孙越崎在说明了设计工作的重要性后,分析了当时设计工作的困难条件:在基本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设计工作人员还非常缺乏;有些同志习惯于农村生活那种比较散漫的工作方式,不深切了解工业的复杂性和严密性;有些同志对于工业基本建设有很高的兴趣,但却不知基本建设的规律,但他指出:“对于我们进行基本建设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可以尽量吸取和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并可在重大而繁复的设计工作上取得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只要我们自己肯努力、肯学习,就能积累经验,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更大的成绩。”①

  这篇社论发表后,政务院很多单位纷纷请他去作关于基本建设的报告,对推动新中国基本建设的规范化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长期担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的钱昌照,在建国之初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分管工业和交通。鉴于当时计划局工程技术力量薄弱的状况,钱昌照通过从华东区调进一批技术人员,并向财经委主任陈云介绍孙越崎、程义法、杨公庶等专家到京工作。钱昌照当时对曾经在他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部门内的工程师、技术员以及知识分子的前途很担忧,因此建议中央人民政府,给予他们工作有个试用期,看看他们干得如何,如果他们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工作能力,则过了一段时间可长期雇用他们。“毛主席的回答则出乎了钱昌照的预料,他告诉钱昌照,这种试用期没有必要。他强调说:主要问题是让他们能够为国家工作。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因此,他们的报酬或许不会很高。但他说,他们会共享我们拥有的一切,不会有人挨饿。”①

  从1951年开始,钱昌照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计。根据中共党中央的指示,计划局从1951年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钱昌照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注意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同时,还多次向苏联顾问费多罗夫了解该国搞五年计划的情况,每次谈话记录都送给陈云同志审阅参考。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由几百人参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终于在19549月基本定案,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在计划局工作期间,钱昌照还就加强地质调查、弄清资源情况、加强统计工作、积累重要资料等问题,向刘少奇同志提出书面建议。刘少奇对这些建议十分重视,及时印发各位领导及有关方面参考。”②

  为了更好地参加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工作,李济深等民革领导人认为有必要设置有关理论政策的研究机构。1953331日,民革中央第88次常会决定设置中央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推选邵力子为主任委员,许宝驹、李世璋和朱学范为副主任委员。4月初,邵力子召开首次会议,决定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理论、国家的本质、宪法及民主选举以及民革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分组进行研究。

  如在“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汇流”的问题上,民革二届二中全会座谈总结认为:以历史的观点来看,革命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曾发生伟大的指导作用,决不应一笔抹杀;正由于它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在思想上就不应当停留在这上面而画地自限,妨碍前进;为了推动全党同志完全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对于革命的三民主义必须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它、认识它。但是这句话又很容易使人认为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仍在循着科学规律向前发展,一直发展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好像是要党员只有通过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研究,才可能加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中央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根据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历次谈话精神,提出了民革由联共发展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论证了民革除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外别无选择的重大问题,对统一全党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邵力子领导的民革中央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提倡节制生育的建议。1954年秋,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秘书周范文对朱学范等人说:“邵力老最近谈起,中国人口太多,不利于优生学,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拟在人大会上提出节制生育的建议。为了准备发言稿,他今天不来了。”朱学范说:“邵力老是我们的主任委员,他的建议可以先由大家研究之后再向人大提出。”许宝驹说:“任之先生(黄炎培)曾提出过镇反运动后的大赦和五反余案等问题。我们民革的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成立以来无所建树,邵力老的建议也就是我们的建议。不过,现在正在讲究‘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时候,提出节制生育,尚宜审慎研议。”李世璋认为,这事应尊重邵力子本人的意见。第二天,邵力子对朱学范说:“这是我作为个人意见向中共建议的,会里就不必再研究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邵力子作了关于提倡节制生育的发言,以供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据朱学范回忆:“从此开始,邵几乎每次会议都提到这个问题。邵还在报纸上撰文呼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他还让周范文整理一本《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自费印送。有一次他要我陪同他去找李德全,得到卫生部的支持。马寅初从一开始就支持邵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了人口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论证。”①

  但令人惋惜的是,邵力子、马寅初的正确观点受到错误批评,一些医学专家也持反对意见。结果,马寅初遭到不公正的批判,被错误地认为是散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这次批判虽然没有点邵力子的名,实际上对马寅初的批判也就是对他的批判,在民革内部有些人仍然责成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写出批判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的专题文章以教育成员。事实证明,邵力子的建议是正确的,对控制中国人口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最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所肯定和接受,成为制定中国人口大政方针的依据。

  三、为恢复国民经济作贡献

  建国初期,全国人民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国民党残余武装还盘踞在大陆的华南、西南等地负隅顽抗,企图卷土重来;国民党溃逃时遗留和潜伏下来的政治土匪、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超过300多万,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广大新解放区,约有3亿多人口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而且,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党政府腐朽统治和战争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因此,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便成为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

  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来不及清除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极其紊乱的经济秩序,同时还由于大量军政费用的支出,以及对留用的几百万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因而出现了大量财政赤字,造成了币值下跌、物价大涨的局面。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在三年内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民革中央积极拥护中共的经济建设方针,动员党员紧密配合各级人民政府,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去,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但荟萃了一大批人才,而且在经济上也拥有较雄厚的实力,是一大优势。民革的成员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同这些阶级有着广泛而又密切的社会联系。据统计:民革成员有24.9%是工商界、文教界及其他在职人员,动员他们参加经济恢复和建设,能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建国后,为了尽快地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国家除主要依靠国营和集体经济外,还需要利用民族工商业的力量来比较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现代工业中,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3.6%,雇佣职工164万人,占全国工业职工的53.7%,尤其是私人资本经营的轻工业及其他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部门,所占的产品比重较大。①

  同时,这些民族工商业者中不少人具有相当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比较丰富的业务经验,是具有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专门人才。民革成员有不少人是殷实的实业家和资本家及政治家,他们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富和巨额资金。因此可以运用所掌握的企业和资金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维持就业、支援解放军肃清残敌、抗美援朝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

  19501129日,民革中央召开了二届二次会议,李济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将工作划分为四个方面去进行:协助政府推行政策政令;整建组织奠定发展基础;加强党员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和端正作风教育;处理过去的策反关系和解决党员的失业学习改造等问题。在参加政府工作和协助政府推行政策政令方面,除参加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协商委员会外,动员全党同志拥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春节拥军,救济失业工人,发动生产节约救灾,参加新区土改工作等,特别是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作为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竭全党之力,准备做好这一工作。由于民革中央指导思想明确,积极主动地配合与协助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从而使他们成为当时活跃在经济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912月,在政协会议讨论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时,薄一波对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实现这个概算的保证作了说明。他指出:1950年度的财政任务,首先仍然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需要。接着他说明,人民政府不能不把所有的旧军队旧公教人员一齐包下来,给他们饭吃,以便逐渐加以改造,并且准备在一、二年内转入经济建设。但是这样就使得1950年度全国估计要供给军政公教人员900万人,因此也就使得军事费和行政费占了全部支出概算的60%强,其中军政人员直接间接的开支占了最主要的部分。用在恢复生产上的经济建设投资占支出概算的23.9%。他强调,这个概算草案兼顾了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并且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这个概算如能完满实现,对安定民生和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明年的物价状况也将比今年好得多。但是要使这个草案完满实现,还需要进行严重的斗争。①

  李济深在会上赞同这个概算草案,同意发行公债,并特别赞扬人民解放军传统的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他指出,就是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平时预算中,也没有经济建设支出的预算,而我们在今天这样困难的战争情形下,还有23.9%的经济建设支出概算,更是难能可贵。关于公债,他希望大家努力完成并且超过规定的数额。

  政协会议通过《一九五零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后,民革中央常委谭平山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拥护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他指出:建立及巩固新中国的两大任务,即发展生产和提高文化两种主要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而陆续实行了,但中间必经过相当长远的艰苦的道路,而且这道路上一定会经过相当的困难,这是胜利中必有的困难。对于新中国初期物价高涨,人民生活颇不安定的现象,他表示理解,并对陈云副总理对这种暂时困难发生的原因和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表示赞成。他说:“我对于陈副总理所说的物价高涨原因是完全同意的,所提出发行折实公债,以解决暂时的困难的办法,是完全拥护的。”①

  他指出,以增发钞票增加税收两种方式来解除困难,都是不好的,“只有发行折实公债,少发钞票,紧缩通货,方可以除去这种弊害。”他解释说:“而且这公债,是折实公债,对购买者是有充分保证的,一定取得人民的拥护,推销一定很顺利,这是从经济方面我赞成发折实公债的理由。”他指出,折实公债的发行,负担自然会多落在城市的人民身上,但这是凡属中国人民应该有的负担,所谓有权利一定必有义务,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因此我相信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市民,对于折实公债的发行,一定是拥护的,对将来公债的购买,也一定是踊跃的。因此对于发行折实公债,特别是对于居留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以及一般市民,是一种严正的考验,也是一种广泛的教育。”②

  194912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发表了拥护“一九五零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及“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零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及《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是相互关联的。《概算》正确的标明了这一年度中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而在切实的检讨了当前财政经济问题的症结之后,又明确的指示出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为克服本年度财政难关重要对策的一种。因此,这两项案件表示,正确的财政政策是服从于正确的政治任务的,而正确的财政政策也正领导着一个健全的经济政策向前发展。它指出,争取并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巩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成果,是当前主要的政治任务。《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是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消除货币危机,弥补财政赤字,稳定物价而借用人民剩余购买力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有利无弊的,因为这方法中所拟发行的债券具备了许多优良的物质:(一)以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为综合折实单位,使购买者可以保持币值。(二)债券单位不大,利息亦以实物计算,比较优厚,可以吸引小额游资入于正当用途。(三)公债总额不多,充分表现了人民政府实事求是与负责任的作风。(四)公债消纳寄托较大希望于城市市民,比较城市人民与农村人民对于解放战争的贡献,也是十分公平的。因此,民革中央明确申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确切地符合着‘公私两利’的原则,我们完全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并愿与全国人民一致为响应政府战胜财产困难与争取物价稳定的号召而奋斗。”①

  民革中央除了发表声明拥护《一九五○年度全国收支概算》及《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之外,还通知各级党部于政府正式宣布折实公债发行日期时积极发动党员购买,宣传及推销。为讨论扩大宣传办法及使党中干部进一步了解中央政府财政政策之健全的内容与革命的意义起见, 12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座谈会,报告并讨论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一九五○年度国家财政收支概算和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出席座谈会者有中央及民革北京市分会委员共42人,由李济深主持。先由中央委员王昆仑作了《为稳定物价平衡收支执行概算推销公债而斗争》的报告。接着李任仁、李世军等十余人热烈发言。会议认为:政府成立概算和发行公债,是对人民负责任的表现,是适合时宜的措施。从概算支出各项目所占的百分比看,可以更进一步地保证战争的完全胜利和生产的逐步恢复;收入方面百分比以公粮为最大,其次为各项税收,这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得当的。发行公债,弥补概算赤字的一部,减少货币的发行,这是稳定物价的有效办法。同时发行偿还,均以折实计算,使人民不吃亏。发行的对象着重在工商业,负担合理,也照顾周到。这样正确的财政政策,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一定会拥护的。最后,李济深总结说:明年的概算和发行公债是国家的大事,我们有了正确彻底的了解后,进一步要展开普遍的宣传。座谈会以后还要继续举行,希望大家继续研究。①

  王昆仑在民革扩大座谈会上所作的报告《为稳定物价平衡收支执行概算推销公债而斗争》,全面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的经济财政的特点,分析了近来物价波动的形势和影响,阐述了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与基本性质,阐述了人民政府稳定物价、平衡收支战胜困难的对策,代表了民革中央对建国初期财经形势及发行公债问题的认识水平。他指出,增发纸币数额增大的原因有六点:

  (一)为了供应物资与调发物资,为了掌握物资与调拨物资就不能不多发纸币。

  (二)由于医救战争创伤和许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如修复铁路,恢复航运,津贴邮电,投资工矿,开展文教卫生工作和对城市的津贴等等,无论如何节省也要花不少的钱。

  (三)是新解放的地区天天扩大,秩序不能立即恢复,土改和减租减息不能很快实行,很多农村生产力有些还掌握在地主富农阶级手中,粮税收一时不能足数。正相反,我们要大量投资进去帮助这些地方建立秩序,进行工作,为了乡村工作而设大批工作干部,是我们革命政权所绝不可少的。

  (四)本年全国各地水灾、旱灾、虫灾、风灾,使得农业生产量比抗日战前降低了25%左右,全国有六千万亩到一万万亩的农田不能收成,不但减少收成,还要救济灾荒。

  (五)对于所有国民党陆海空军的起义投降,我们要欢迎这种开支负担,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公教人员,城市大批失业者,我们都要照顾,甚至散兵土匪,也不能任他散之四方,再来破坏秩序。

  (六)负担最大的部分当然是我们现在已有的军队与工作人员。

  王昆仑重点对1950年的概算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作了解释。他说:“为了部分地收回纸币,弥补赤字,稳定物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了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公债的性质正如政府的决定第一条所说,是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很明显地与反动政权所发公债,为了进行反人民的战争,破坏统一,毒害民生,走上破产死亡的道路恰恰相反。”他认为,人民政权的一切重要措施的最大特点就是凡事都以人民利益人民意志为基础,因此也就必能由于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而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我们既要认识这次物价波动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必然不免的一时现象,也要认定这困难是可以由全体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而把它战胜。所以我们只有坚定信心,以乐观的精神,严肃的态度,为稳定物价平衡收支,执行概算,推销公债而斗争!①

  1950110日,民革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各地分会或分会筹备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指出:“关于协助政府推销胜利折实公债问题,本会至为重视,列为中心工作,展开宣传动员。在京中委在李主席领导之下,定于本月十日上午十时集体前往前门大街一号人民银行亲自认购。并经第七次中常会决议成立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工作组,集中力量,共策进行。除俟推进办法决定另行通知外,希即于文到三日内迅速集议,确定一定时间,由自己同志尽先共同购买,起带头作用,并展开宣传运动。其对于两广、香港侨胞方面工商业界、金融界人士,尤应通过友好关系劝销为要!”②

  民革以实际行动投入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运动中。110日,首都共售出91852份。中共中央工作人员购买28335份,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蒋光鼐等16人购买1496份。同日,南京市民革党员举行座谈会,推选余立奠等30人为推销委员,当场认购100余份,并决定分组劝购,发动全体会员购买。115日,民革北京市分部为响应政府扩大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号召,召开市全体党员大会,动员全体党员踊跃认购公债,并请李济深、秘书长梅龚彬、宣传部长许宝驹出席讲话。

  根据《共同纲领》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前提条件。民革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由于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的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再加上建国初期的物价大涨风被刹住之后,一些靠不正当经营的私营工商业厂家发生困难,甚至企业倒闭,引起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不满,有的趁机解雇工人。一时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非常紧张。为了解决矛盾,缓和关系,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办法来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

  19505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要求“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并号召“工人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协力渡过暂时困难”。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发表立即得到了民革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同日,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为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它指出,少数工厂商店停业与部分失业现象是经济改造恢复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痛苦,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只要我们的工商业得到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国营和私营经济做到配合发展,各得其所,全国农村地主经济消灭,土改完成,农民购买力普遍提高。同时,在苏联的互助合作和支援下,工商业不久便可以根本好转,大步向前发展。我们相信中央人民政府不仅有信心,而且有实际战胜困难的办法。我们更相信全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也能在政府领导之下,彻底消灭困难。它最后表示:“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衷诚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发布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特别是这几个口号,即:支援解放军,打到台湾去,完成国土全部解放;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调整工商业,工人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协力渡过暂时困难;实行有准备有步骤有秩序的土地改革,争取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增进中苏友好互助盟谊,巩固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反对新战争的挑拨者。我们各民主党派无条件地决心在伟大人民胜利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努力完成这些号召,共同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①

  因此,民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于增加生产、活跃市场是起了一定作用。李济深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自去年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以来,中央人民政府致力于共同纲领之实现,在军事、政治、外交、财经等工作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敬告城市的工商业者们说:“调整公私企业,实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是中央人民政府在物价稳定后正以全力推行的重点工作。凡非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服务而为我们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工商企业,政府都将尽力加以保障或扶助。但不遵行政府法令,仍肆其投机倒把、破坏金融、扰乱市场、流毒社会的所谓工商业者,亦必予以应得之惩处!”最后,他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向全会建议:接受财经、外交及土地改革等各方面的报告,建议政府,采择实行;还代表民革中央“对于毛主席及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与爱戴,并号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体同志为全会决议的实现而奋斗到底。”②

  民革对建设新中国的作用,除了直接参加中央及各地人民政府外,还主要体现在利用其广泛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各项任务和计划。19531月,民革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指出应该动员、组织、教育全党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面对国家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响应祖国的号召,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服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搞好业务,搞好团结,搞好统战工作,争取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在民革中央的带动下,各级组织和成员,积极投入国家建设,在文教、科技、医药、财经等各项事业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一阶段中,先后被评为模范和优秀工作者的有500多人。民革三大以后,广大成员投入到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去。民革在这一期间大力开展对社会人士的联系工作,在24个省、市联系了22463名社会人士,组织他们学习,加强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使他们愿为国家贡献力量。

  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和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利用与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友好关系,密切联系各界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当有人因遇到一些困难事去找他时,他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认真负责地与有关部门联系,尽力帮助解决。有些重大问题具体部门无法解决的,李济深就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或周恩来,请他们批示。毛泽东、周恩来总是很快给予答复。然后他根据答复,再与有关部门联系,使问题获得解决。如上海有个私营工厂主,在解放前夕曾准备将工厂迁往国外,听李济深的劝告留了下来。但有关部门对该工厂主并未按政策办事,此人到北京找到李济深请求帮助。李便将此事写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复信李济深,与有关部门进一步联系,很快解决了此问题。

  围棋名家过旭初请李济深支持新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李济深知道过旭初有高超的棋艺,并撰写过《围棋布子要则》一书,就写信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介绍说“过氏兄弟精研围棋”,数十年如一日,现来京“欲与北京围棋高手一较优劣”并“拟在京成立棋艺研究社,请沈部长大力支持”。沈雁冰报经周恩来批准,决定由政府拨款,支持过旭初等人于1952年在北京成立了棋艺研究社。棋艺研究社推李济深为名誉社长,黄绍竑为社长,过旭初等人为指导员。后棋艺研究社在房屋问题上碰到困难,李济深又写信给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帮助解决,对新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①

  为解决各界人士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并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李济深经常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建议。1952年春,有人向李济深提出,明代辽东巡抚、兵部尚书袁崇焕在守卫边关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后因崇祯皇帝误中离间计而被杀害,他的祠墓应该保存。李济深与爱国人士叶恭绰等人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保存北京城内袁崇焕祠墓。525日,毛泽东复函同意:“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墓应予保存。”19541222日,李济深向毛泽东建议:“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行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次,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毛泽东复函李济深表示:“你的意见是对的,已告有关同志注意。”②

  四、安抚起义军政人员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革与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利用这种密切的联系,民革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较大贡献。但如何改编、改造这些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如何安抚和安置旧国民党军政公务人员,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安抚和安置起义军政人员方面作了不懈努力。在此,以民革中央委员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官兵的改造为例略作介绍。

  新疆和平解放后,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0万国民党起义官兵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19491112日,刚刚参加过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会议的张治中从北京直飞兰州,随后飞往迪化视察工作。126日,为了做好起义官兵的改编、改造工作,张治中召集起义军官和机关干部座谈会,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话。

  在题为《怎样改造》的讲话中,张治中重点阐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他向广大起义军官指出:新疆和平解放不但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是对国民党全体官兵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等于使国民党官兵从黑暗的深渊走向了光明的大道。国民党起义官兵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名义上改变,而是从制度上、思想上、教育上、经济上和纪律上“都要彻底加以改造”,为此,他重点阐述了国民党起义官兵的改造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起义官兵必须从四个方面进行改造:

  (一)改造思想。在消极的方面应该把我们过去一切陈旧的、封建的、落伍的思想意识排除净尽;积极方面应该毫不犹豫地遵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革命的路线,自己思想上的一切都要能够和这一路线的发展相适应。

  (二)改变领导方式。要按照解放军的民主制度进行领导。部队里的一切都用民主方式来处理,所谓三查四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有人事、经济、教育、纪律等,都经过大家的讨论,每个人意见都有尽量发表的机会,然后形成部队铁的纪律与铁的团结。

  (三)改变工作作风。要讲责任,讲效率,讲纪律,讲公德,讲风格,一反过去的旧作风、旧行为、旧观念,诚诚恳恳地切实纠正,努力学习,养成负责的、勤敏的、真实的、廉洁的、有组织的和有纪律的工作作风。

  (四)改变生活习惯。要把过去的生活习惯如赌博、散漫、懒惰、腐化等完全改正过来,养成刻苦的、勤劳的、简朴的、严肃的生活习惯。我们一切生活习惯,不但要对国家对人民对部属负责任,而且还要对自己负责任。

  最后,他鼓励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们要重新来做人,重新来做事,重新把握我们革命的立场,恢复我们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热情和勇气。”①

  张治中的讲话对起义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起义官兵的思想改造和改编的顺利进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213日,张治中再次在第一兵团与起义部队机关干部会上讲话。他将自己的讲话题目定为《再谈怎样改造》,在介绍和称赞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筹备新政协会议过程中的民主作风后,针对起义官兵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作了深入阐述:

  (一)针对部分官兵认为国民党在斗争中失败的言论,他指出:就主义和革命而言,我们是成功的。国民党已经走上了反革命、反三民主义的道路,我们转变到中共领导的革命的、为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上来,从反三民主义转移到等于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阵营,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二)针对部分官兵的反苏思想,他阐述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认为苏联是“以平等待我”的友好政府,中苏应该亲善,共同携手为世界民主和平而奋斗。

  (三)针对部分官兵中对新疆三区民族军队的敌视,他批评了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呼吁新疆各民族应该平等团结友好合作。

  然后,张治中鼓励广大起义官兵加紧学习,努力改造,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解放军。他对起义官兵提出了这样的希望:“下次彭主席再来而我又有机会陪同一起来的话,相信一切的一切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大家都成为名实相符的人民解放军了,将来更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的现代的国防军!”①

  张治中的讲话深入浅出,说出了发自内心的老实话,表达了他对曾经患难与共的起义部队的真诚愿望,因此在新疆起义部队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建议将讲稿整理后公开发表。张治中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将这两篇讲话整理后在《新疆日报》上发表,随后国内各地报刊,如兰州的《甘肃日报》、西安的《群众日报》、北京的《光明日报》等相继转载,有些教育起义人员的单位还将其印成小册子,作为起义官兵学习的参考资料,对各地起义部队的改造和安抚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张治中的讲话加快了新疆起义部队的改造步伐。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在彭德怀、王震和陶峙岳等人的不懈努力下,起义部队的改造比较顺利地进行着。19509月,在新疆起义一周年之际,第22兵团举行授旗典礼,标志着起义官兵的觉悟和新生,标志着他们走向为人民服务的成功与胜利。张治中立即致函陶峙岳表示祝贺。

  张治中在贺词中说:在起义一年中,起义官兵投入了生产,进行了改造,全心全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新的教育,走完了改造过程的第一步。今天举行的授旗典礼,是我们同志们应该引为无上光荣的。他充分肯定了起义官兵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勉励他们继续虚心向第一兵团的指战员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他向起义官兵提出了更高的希望:“我希望同志们今后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向前进步,耐心学习生产技能,发挥高度英雄气概,和先进部队第一兵团团结一致,和民族部队第五兵团团结一致,和新疆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地把建设新新疆的重大任务负担起来。”①张治中对新疆起义官兵顺利地进行改造感到极大的欣慰,为10万袍泽有这样良好的结果而欣喜。

  五、为祖国统一而努力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被逐出大陆以后,盘踞台湾。1950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同时派遣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台湾当局与美国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后,台湾正式被美国保护,成为美国侵犯中国大陆和破坏远东和平的基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武装干涉台湾问题始终持反对态度,表示一定要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集团。

  1954820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58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就目前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报告。822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为了保障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保障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容许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行使中国的主权,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就必须承担这一侵略行为的一切严重后果。《宣言》充分显示了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政策的坚决支持和积极拥护。

  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朱学范、唐生智、邓宝珊、裴昌会、李德全、宁武、陈汝棠、钱昌照等人先后发表书面意见,一致赞同会议通过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决心为解放台湾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民革主席李济深郑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这次会议所要通过的联合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为解放台湾而必须在各方面努力完成的任务。我认为这一切都是非常对的。我们愿意和全国人民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

  825日,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地方组织和北京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在《北京日报》上分别发表书面谈话,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民革北京市分部召集人蒋光鼐等人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六亿人民钢铁一般的、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把蒋介石卖国集团彻底消灭。他们号召说,北京市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和各社会阶层的人民要加倍努力生产,努力工作,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台湾的神圣事业。①

  827日,民革中央小组举行扩大座谈会,李济深、陈绍宽、贺贵严、但懋辛、钟体乾、裴昌会、梅龚彬、侯连浦、唐生智、陈其瑗、朱蕴山、张治中、龙云、朱学范等人在会上讲了话。大家认为,民革的每一个党员都是反对蒋介石的,是革命的;民革当前的任务,应和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伟大任务密切联系;蒋贼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可弃暗投明,既往不咎的政策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愿望的。会上还提出,许多民革同志有亲属在台湾,建议民革迅速成立对台工作机构以便开展对台广播,进行宣传政策等工作。

  93日,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拥护解放台湾的决议》,指示民革各地方组织,应立即展开学习和宣传工作,使全体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能够充分了解解放台湾的伟大政治意义,提高爱国主义思想,严格划清敌我界限,提高警惕,做好工作。该决议号召全党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和全国人民一道,贡献一切力量,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完成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神圣任务而斗争。

  根据这一决议的精神,民革中央指示各级地方组织,立即展开学习和宣传工作,号召全党进行反对侵略,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思想教育。同时组织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进行对台湾广播,号召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为祖国立功。接着民革中央在北京、陕西、云南、西康、湖北及沈阳、青岛等地组织举行了座谈会。张治中说:“台湾是我国的领土,是应该而且一定要解放的。”广大民革成员也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加强团结,加强学习和工作,为完成解放台湾的神圣任务而斗争。

  随后,李济深发表《粉碎美国的战争挑衅》一文,驳斥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战争挑衅行为,再次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或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我们决不能同意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实行所谓的停火。”并表示:“我们一定要像解放一江山岛一样胜利地解放沿海岛屿,解放澎湖,解放台湾,完全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他还呼吁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今天,应该忠诚地秉承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认清叛徒蒋介石卖国殃民的罪恶,辨明是非,看清大势,响应祖国人民的号召,及早地弃暗投明,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唯一的光明大道!”①

  随着国内大规模的和平建设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新方针。1956130日,周恩来在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他指出: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都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在积极准备必要时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的同时,努力争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他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②

  民革中央立即响应并支持中共中央“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由于民革成员和所联系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人的亲属在台湾,与台湾各界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他们可以动员起来为和平解放台湾事业服务,可以起到沟通两岸关系的独特作用。李济深表示:“对国民党的工作,一直是我们民革的首要工作。过去为了分化和瓦解国民党,我们才成立的民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重视这项工作;现在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我们更应有所行动,具体办法是成立对台工作委员会。”当朱学范提出能否在即将召开的民革三大上作出一个有关解放台湾问题的决议时,李济深表示:“不仅要作决议,还要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

  1956221日,李济深在民革三大上作了《工作报告》,其中有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一段文字,是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在会前临时修改和补充的。李济深结合民革的特点,要求成员与所联系人士,通过广播、写信和其他有效方式,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阐明新中国的宽大政策。他指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坚决拥护周恩来总理在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政策,号召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立功。”①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全党必须和全国人民一道,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我们要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全力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要充分利用过去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阐明国家的宽大政策,争取他们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起义立功,为解放台湾作出贡献。”②

  22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以饱满的热情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了以下三条原则:

  (一)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它指出:我们和你们,原先都是属于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中国国民党的。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和你们之间有的人曾在爱国的革命事业中共过患难,有的人曾在反抗侵略的战场上同过生死,可是后来就中道分离了。我们坚持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遵守着中山先生“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教,在辽阔广大的祖国大陆上,和六万万同胞一起,努力于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和建设新国家的光荣事业,过着亲朋团聚、和平幸福的生活;而你们呢,却跑到台湾,受着美国侵略者的武力控制,得不到自由安乐的生活,回不到自己祖国的怀抱,这就是我们和你们之间迥然不同的处境。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在扩大团结、广泛联系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使大家能够共同参加保卫和平和建设祖国的事业。它呼吁:“曾经拥护过孙中山先生的人们!中山先生生前的理想在我们祖国里,已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的革命导师。北京的碧云寺中山堂,修建一新;南京的中山陵,巍然在望。如果你们也还纪念着中山先生,你们就应当及早回来,和我们一同去春秋祭扫。”

  (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统一与团结。它指出:尽管处境不同,无论在大陆、在台湾,总都是中华民族同一祖先的儿女,总应当爱自己的祖国。在你们离开亲人,抛弃乡土,背离祖国的几年中,我们的祖国已经是河山生色,万象更新,和你们离开以前的那种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情况,真是判若天壤。在我们新的国家里,工人农民的生活日益富裕,工商业日趋繁荣,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能力和智慧可以充分发挥,古人所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我们国家里将不是一句空话;而蜀道通,黄河清,已经不是梦想。国家是这样的美好,难道你们宁愿过着那样道路越来越狭窄、精神越来越苦闷的生活,而反不愿意回到自己可爱的祖国来吗?它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号召:“觉悟吧!抛弃祖国、寄人篱下的人们!国家对你们是宽大的。只要你们毅然决然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先起义,投向人民,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尽力,就对你们化敌为友,既往不究。回来吧!抛弃亲人远离故土的人们!自己的家乡有温暖的生活,自己的亲人在殷切盼望;只要你们还不愿意终身流落,埋骨他乡,那么台湾和大陆不过一海之隔,并不是通航无路。”

  (三)高举国共合作与和平解放台湾的旗帜。它指出:近来周恩来总理关于解放台湾的庄严而恳切的宣告,你们应该是听见了的。只要你们有觉悟,下决心,和祖国人民、台湾同胞共同负起解放台湾这一爱国事业的责任,你们就可以为祖国立功。民革的同志们和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精诚合作,协商国事,参加政权,参与制定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宪法,担任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各种职务,都能积极勤劳地工作,自由愉快地生活,我们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国家的事务中和国际影响上起了应有的作用。它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号召:“台湾的军政人员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爱国思乡,谁独不然?弃暗投明,回头是岸!往者不谏,来者可追!祖国向你们召唤,爱国主义旗帜在你们面前飘扬,做自己国家的主人还是做别人的奴隶?走生路还是走死路?就在一念之间!为国家、为自己,你们应该当机立断!”①

  1956225日,李济深召集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卫立煌、龙云、朱蕴山、蒋光鼐、朱学范、梅龚彬等人举行座谈会,商讨成立对台工作机构的问题。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民革应该尽快成立这一机构。李济深立即邀请卫立煌协助张治中着手筹备。65日,民革中央第三次常会正式决定成立以张治中为主任的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以开会、写信、对台广播宣传等方式积极开展工作。

  7月初,民革北京市委员会邀集侯镜如、丁贵堂、黄雍、冯钦哉、何基鸿、王家桢、张潜华、王伯范、周岱等70余名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座谈解放台湾问题。民革中央候补委员覃异之说:“台湾当局应当本爱国一家的原则,从速派代表前来商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民革党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刘春岭说:“政府的政策是宽大的。在台湾的军政人员,只要幡然悔悟,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就可以获得既往不咎的待遇,不仅生命财产可以得到保障,工作也可以得到安排。”民革党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专员沈克说:“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台湾当局应看清当前的国际局势,不要再抱任何幻想。是接受和谈建议的时候了,不可一错再错,甘当国家民族的罪人。”①

  民革各级组织发动成员和所联系的人士撰写稿件,宣传政策,通过各种形势,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介绍祖国大陆的发展情况,阐明“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道理,为和平统一台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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