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与新中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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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来源:作者:发表日期: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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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民革的《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是全面阐述民革政治主张的重要文件。通过这些文件,民革公开表明了自己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集团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政治态度,表达了自己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坚持三大政策的基本立场,并且明确表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初步提出了自己反对封建剥削和官僚大资本的经济纲领。这些内容表明,民革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与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大体一致的。由于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而民革代表了国民党内有民主思想、爱国精神的军政人员的政治意愿,因此,民革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革命方式和领导力量问题上,民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民革内部终于取得了一致看法,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洪流中。

  一、高举革命的三民主义旗帜

  在起草和通过民革《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和《告本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时,民革领导人李济深表现出了政治家的豁达风范。李济深认为:“写文件要有兼容并包的胸怀。”民革所号召的对象是国民党人士,尤其是正在掌握军政大权的人物,一定要根据当前的政治局势、力量对比以及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来提出相应的主张,如果换上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要求,就会事与愿违。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起草、修改,就是根据李济深的这种“兼容并包”思路进行的。

  《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开始由梅龚彬、陈此生二人起草,后来民联领导人柳亚子在修改时把《上孙夫人书》中“一旅兴夏” 观点吸收进来,贯穿进了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这样一来,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讨论中就出现了分歧。对此,李济深仍然坚持“兼容并包”原则,认为只要民革能够尽早成立,便有利于团结一切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联合起来反对内战,推翻蒋介石政权,其他党内分歧都是小事,容后徐图统一。因此,他嘱咐梅龚彬在改稿时适当保留不同意见,力争做到能保留的要尽可能保留,博采众议。

  正因如此,《成立宣言》对国民党民主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照顾了各方面的意见。它对于长期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进行反蒋斗争的国民党左派做了充分肯定;对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也有系统地表述;对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阐述。《成立宣言》公开宣布:远在蒋介石开始背叛总理、背叛革命之日,党内同志坚持两大任务、三大政策之革命的三民主义者,即已与叛徒作坚决斗争。邓演达领导组织之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孙夫人领导组织之民权保障大同盟,李济深领导组织之民族革命同盟,冯玉祥领导组织之抗日大同盟,均为其最显著者,十九路军光荣的淞沪抗日战争,西北军有名的察哈尔抗日战争,西安之双十二事变,更为本党同志针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之英勇行动表现。迨至国共合作实现,庐山会议召集,“七七”抗战正式开始,蒋介石在全国民众一致督促之下复有国民参政会之召集与抗战建国纲领之颁布。本党革命同志不念旧恶,支援政府抗战政策,以保证抗战之最后胜利。但随后蒋介石“反对民主、破坏抗战团结之阴谋日益显露,党中央之政策亦随个人之意志以为转移。而党内不满中央指导,坚持民主与团结之同志,乃日渐增多,党内民主派之组织,更陆续兴起,遍布全国各地。吾人鉴于抗战结束以来,蒋介石及其劫持下的党中央机关与政府,其反动性与日俱增,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不能再缄默无所表示,同时更深切感到全国所有党内民主派组织与民主分子,有更进一步团结与提出共同行动纲领之必要,爰有此次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之召开,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组织。”

  这样全面的表述,既充分肯定了国民党民主派内部各种势力在反蒋民主革命中的功绩,也阐明了国民党民主派统一起,共同反蒋独裁内战的合理性。

  张克明、周颖、冯伯恒三人负责起草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同样是本着“兼容并包”原则起草的。它指出:本党数十年来之革命历史,实与中国政治发生血肉之关系,本党之荣枯,影响中国前途甚巨,本党革命同志,不忍总理艰难缔造之国民党毁于少数反动者之手,爰召集同志举行本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誓以行动贯彻吾人之主张。本党不乏忠贞之士,诚能团结一致,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必可汇成强大之革命洪流,冲涤一切封建反动之遗毒。“至于蒋氏控制之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其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革命工作。盖目前全国人民对蒋氏反动势力已无妥协余地,本党同志允宜率先起义,以铲除此一穷凶极恶政权之前锋自任,为天下倡,庶几稍赎罪行,以谢国人。”这样的文字表述,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国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有利于孤立和瓦解国民党反动派。

  《成立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革的政治主张。它公开表明:“本党革命之目的,在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华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它还指出:“吾人始终认为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何香凝等人表示反对把这种意见写入《成立宣言》这个重要文件之中,但柳亚子、梅龚彬、陈此生在最后修改《成立宣言》时,仍然作了折中:一方面仍保留这样一段文字:“今日之革命任务,即辛亥以来尚未完成之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革命任务。故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之领导政党,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另一方面出于对何香凝意见的尊重,又加上了如下文字:“所不同者,今日之三大政策,已随国际与国内革命环境之演变,必须加以充实与发展耳。”

  这就表明了民革既高举孙中山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旗帜,又提出了三大政策需要充实与发展的问题,体现了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从而使国民党民主派内部在革命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上达成了共识,起到了很好的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作用。对此,李济深感慨地说:“有容乃大,自古如此。我们能将不同意见兼收进来,这才显得是一个团结的组织,一个团结的会议。”

  尽管民革成立时的四个重要文件在内容上看似有些矛盾,但在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上则是统一的。革命大目标、大方向和总方针政策的一致,保障了民革作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统一和团结。在创建民革的过程中,李济深为首的民革领导人善于顺应时代潮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将国民党民主派聚集在革命的三民主义旗帜下,保障了民革政治路线的正确。

  二、建立舆论阵地,宣传政治主张

  李济深、冯玉祥、谭平山等民革领导人非常重视报刊在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李济深认为,开展民主运动应先从办报入手,民革必须通过报刊媒体,阐述本党的政治纲领、宗旨、主张,解释本党的方针、决策,介绍本党的组织体系,扩大党的影响,团结国民党内爱国军政人员、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前进。因此,民革成立前后,李济深等民革领导人利用中共华南分局主办的《华商报》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反蒋宣传。民盟主办的《光明报》复刊后,民革又多了一块宣传阵地,冯玉祥在纽约街头演讲的照片,就是由该报刊出的;邓初民、陈此生、张文等民革成员也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反蒋文章。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这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民革必须创办自己的刊物,进行独立的舆论宣传。

  194819日,民革中央召开常委会,决定在香港创办《自由》半月刊,推举章导、李子诵、林伦彦、张克明、黄文等人为设计委员。24日,民革中央再次召开常会,提议在《自由》半月刊的基础上再办一份报纸,定名为《现代日报》。正当民革中央为办报注册时,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来港求见李济深,商讨合作事宜。317日,民革中央常委会继续讨论办报事宜,认为《文汇报》在国内外已打开局面,若能与其合作,比创办《现代日报》更为便利,于是一致同意民革与《文汇报》合作的方案,公推陈劭先、李民欣、梅龚彬、陈此生与徐铸成洽谈合作事宜。

  43日,李济深召开了创办香港《文汇报》筹股会议。邓瑞人、陈劭先、李民欣、吕集义、陈此生、梅龚彬提议:(一)近来本会与国民党军政人员联系日增,应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一切重要文献进行重新整理,以适应形势所需;(二)据以研讨在新形势下的实施方案;(三)鉴于《文汇报》一时尚不能复刊,拟先出一本宣传小册子。会后,李济深把他自己在桂林的一所住宅卖了,作为股款。蔡廷锴、冯玉祥及其他民革同志也纷纷认股,但主要股款,还是虞洽卿的儿子虞顺懋投的资。同时,民革经常与中共南方局沟通,得到潘汉年、宦乡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91日,民革中央主办的香港《文汇报》正式出版。该报大力宣传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发表民革的政见,号召国民党内爱国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作出明智的抉择,同时密切关注形势发展、舆情动向,及时作出反应。这些宣传,对于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分化国民党政治势力,孤立国民党反动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办报过程中,民革宣传委员会经常分析舆情,对紧急情况迅速提出对策。到1948年底,香港《文汇报》日发行量突破2.5万份,影响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自由》半月刊的筹办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民革中央将《自由》定位为:“《自由》改为通讯版,以更压缩、更精纯的形式,负担起沟通本会中央与地方,团结本会同志与本党民主同志的桥梁。”作为民革的党刊,《自由》半月刊针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统一全党的思想,引导党员的行动方面,充分发挥了党的喉舌作用。李济深在《自由》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同志们,是奋起救国自救的时候了》的代发刊词,明确指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除了对于加入党内非民主派别而无表现悔过与赞助民主运动的事实的叛徒之外,对于‘笃守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决议的同志’,都恳切的寄以极大的期待。”

  《自由》半月刊着重分析近期国内外形势,使广大党员读者正确认识民革乃至中共的政策。第2期上,刊登了《答 × × 同志:关于“应当做什么”与“怎样做”》的文章,具体回答了民革党员心中的一些困惑:“说到我们当前应当做些什么?我们认为首先便是我们最方便最有效的做些什么?同志们,现在中共是领导数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扫荡反动派;民盟及其他党派在领导知识分子与一部分工商业者,从内部与他们搏斗;我们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者,除了在海外公开的作艰苦斗争之外,现在还有许多隐忍负重的潜伏在反动派的内部,担负更艰苦的工作,我们深知他的军事计划,我们深知他的卖国罪行,我们随时都在作有效的揭穿、阻止与破坏的工作。我们要在适当的时机,发动起义瓦解蒋军。我们经营工商业或与工商业接近的同志,要揭露反动派豪夺的欺骗方法,自己或告诉别人设法保存资金以为建设新中国之用。我们要用一切方法鼓励或默许公教人员对反动派不合作或怠工以瘫痪他们的行政系统,使它更迅速的崩溃,缩短革命的时间。”文章还指出:“怎样做呢?我们的同志知道得很清楚,自从反动的独夫篡夺了党权之后,国民党的组织意见被官僚豪劣所劫持,我们的同志,要广泛的联系,并且周详的布置,在适当的时机行动起来。对于党内外的良善的专家与技术人才更要加意的保护,与慎重的联络,使他们在民主政权建立时,能安心的工作,使各种业务圆滑的推进,对于为了生活曾助纣为虐的党内外不肖分子,如果是有良好的工作能力的,我们容许他戴罪图功,但必须检查他的觉醒的动机与程度。”这样完整周详的阐述,对解决党员思想困惑,指导党员革命行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自由》半月刊的创办及《文汇报》在香港的复刊,为民革提供了很好的舆论宣传平台,民革的政治主张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传播,社会各界对民革的了解也不断加深。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或出于对民革政治主张的认同,或者其他目的,通过各种途径与民革接触。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不同政治群体的政治诉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李济深为首的民革领导人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开展了多层次、多方面、富有针对性的舆论宣传。这种宣传,因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所以更容易为宣传对象所接受,影响也更大,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1948313日,在孙中山逝世23周年之际,民革发表了《为纪念孙总理逝世23周年告本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指出:孙中山制定的革命主张“早为总理叛徒蒋 × × 所全部抛弃”,“今天蒋 × × 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国民党员和全国同胞都应“为打倒蒋 × × 卖国政府而奋斗到底”!这份宣言对那些不满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产生了很强的震撼作用。

  为了影响西方的对华政策,民革中央十分重视对欧美国家的宣传,冯玉祥领导的民革美洲分会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民革刚刚成立,冯玉祥立即个人出资,将民革成立大会上通过的4个文件付印500册,分送马歇尔、美国国会、华侨商会、各图书馆、各大学等。冯玉祥还应美国基督教组织美以美会的邀请,经常到全国各地教会演讲,以促使更多的热爱和平的美国人民认清中国的现实。美国各教会相继掀起了反对政府援蒋的运动,号召各界人士参加对华政策大会。美国宗教界著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号召各界人士踊跃参加即将举行的美国对华及远东政策大会,以共同督促政府改变目前的政策。

  民革美洲分会的对外联络组织以留学生为基础,经常邀请美国学生举行座谈会,介绍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败、独裁、卖国,在美国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冯玉祥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完反蒋演讲后,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顾维钧也去该校演讲,结果有200多名美国学生手执标语,高喊口号,弄得顾十分狼狈,只说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去。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发挥自己长期从事妇女运动的特长,以自己主持的妇女协会为平台,多次找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妇女写信给美国国会及美国总统,借此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

  由于缺乏自己的舆论阵地,冯玉祥多次遭受美国记者诬陷,但没有合适的渠道加以澄清。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冯玉祥入股余仁山创办的《纽约新报》,力图将它转变成为自己的报纸。此外,他还筹办《国劳》刊物,以扩大宣传阵地,有力地反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舆论进攻。

  在中国近代革命舞台上,华侨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民革从酝酿之初就致力于在华侨聚集的东南亚、澳洲、美洲发展组织,针对华侨开展宣传。民革发表宣言指出:“海外华侨们,今后应认清南京独裁政府摧残人民的真面目,更当进一步的团结起来,抵抗南京独裁政府的压迫,以图自救,以过去努力于国民革命的精神,努力于民主运动。独裁政府不打倒,民主政治不实现,你们是决得不到国方保障的。”民革美洲分会在给民革中央的报告中,对美国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民革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实施新闻封锁,同时大肆污蔑中共的路线政策,把解放区的经济与人民的生活说得“一团漆黑”,使得蒋管区和世界人民并不了解解放区的真实情形。国统区不少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深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感到担忧害怕。中共“五一口号”的发布,使社会各界人士知道了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保护工商业的经济政策,但还无法对中共未来的经济政策作出判断和预测,迫切需要进一步介绍和阐述。在民族工商业者和西方人士看来,民革对解放区和中共政策的阐释更为可信。为此,民革利用自己独特的政治影响力,以香港《文汇报》和《自由》半月刊为舆论阵地,大力澄清事实,配合中共作了许多介绍工作,在宣传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方面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自由》第4期针对美国向中国派兵保护侨民、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刊登了由民革、民盟、民促、民联、农工、救国会、致公党、民建、民社党革新派联署的《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指出:“保护私人工商业和保障人权的政策,在未来的统一的联合民主政权之下,必然会更贯彻的继续执行。为着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不但要保存,而且要扶助其发展,外人投资只要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则,不但旧的可以继续存在,而且欢迎新的增加。只有那些利用特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资本,才会被没收;但对于原有的管理技术等员工,则一律欢迎其继续工作,并给以合理的待遇,除了少数罪恶昭彰的战犯恶霸,应受正式法庭的裁判外,所有本国同胞,以至外国侨民,都会得到充分的人权保障。我们必须指出,土地改革不但为着改善农民生活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也正是为着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分配土地和保护工商业,是相助相成的两种政策,那中间并没有任何矛盾。”它呼吁:“我们希望所有未解放都市的同胞以至各国的侨民,都安心继续自己的事业和工作。而且希望大家更进一步的团结起来,为保护自己的产业和保障自己的人权而奋斗,坚决抵抗南京独裁政权的一切迫害产业和迫害人民的暴行。……我们以万分的热情,期待你们为自己和新国家的利益,坚决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

  民革领导人也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文章和讲话,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朱学范到解放区后在黑龙江的一些城乡及重要矿区进行参观,他十分留意生产、市场、生活等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改革,将在东北看到的土改后工人、农民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忘我劳动以及支援解放战争的生动事例,写成《新东北的新气象》在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民族工商业者开始相信,解放区的经济政策对私营经济的工商业是有保障的。在《自由》第4期中,刊登了《李主席对法国新闻记者谈时局》的文章。李济深面对法国新闻记者的提问,回答了新中国将保护私人财产、保护工商业、外交政策等不明朗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消除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担忧。李济深在回答法国新闻社记者有关有人认为中国不可能成立联合政府,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和中共接受苏联“直接军事援助”问题时严正指出:“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中共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民革中央还号召党员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各种社会宣传,并在《自由》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此生撰写的《“五一”以来的民主运动》,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由区域的民主政权逐步向全国性的民主政权发展;由民主阵线与反民主集团的斗争逐步发展为全国人民与独裁卖国政府的斗争。它号召民革党员要细心研究民革中央发表的《对于新政协的意见》,“并根据这文件的内容,对各界人士,独裁卖国者控制下的本党同志和文武公务员,陈以是非,动以利害,劝导他们毋‘中立徘徊’,毋‘苟且偷安’,站到民主革命方面。”“这一来,平日不敢多事的资本家、工商业者,都对蒋政府绝望,而不得不寄希望于民主阵线的胜利,不得不寄希望于人民民主联合政权的建立了。”文章的最后,号召民革党员必须根据李济深主席的意见,向各界同胞尤其是工商业者,鼓励其自求生存。

  以李济深为首的民革中央看到,国民党内的部分党员关心国家前途,对和平民主十分向往,只不过受限于环境而未能公开反对蒋介石政权。在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能争取这些党员加入民革,或者为革命阵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显然有利于革命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济深领导民革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屡次号召国民党员认清形势,与蒋介石集团决裂。民革成立伊始发表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指出:“本党革命之目的,在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华民主共和国。数十年来,本党同志,前仆后继,在总理领导之下,卒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并一再团结革命力量,于民国十三年,加以改组,实行三大政策,继续努力,以期根绝封建残余,巩固民主之基础。”“今日国人最迫切之要求,无过对内民主和平,对外独立自主,欲达此鹄的,拔本塞源,端在蒋氏政权之瓦解与铲除,本会必将尽其最大之努力以赴,始终无渝!本党不乏忠贞之士,诚能团结一致,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必可汇成强大之革命洪流,冲涤一切封建反动之遗毒。至于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其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革命工作,盖目前全国人民对蒋氏反动势力已无妥协余地,本党同志允宜率先起义,以铲除此一穷凶极恶政权之前锋自任,为天下倡,庶几稍赎罪愆,以谢国人。”这个重要文告,对瓦解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促进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的觉醒起了重要作用。

  民革军事小组把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脱离蒋介石反动阵营作为重要的工作。他们先后发表了许多文告,号召国民党将士站到人民解放战争一边来。19489月,民革与中共方面密切合作,成功策反了吴化文起义,加速了济南的解放。在策反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之后,为进一步号召全国数百万国民党军队起义,民革中央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向国民党将士指出:顺人民者昌,逆人民者亡,蒋介石的独裁卖国统治注定是要灭亡的,尤其是到了今天,人民的觉悟如此之高,力量如此壮大,蒋政权绝无存在的可能,跟蒋政府走则身败名裂,跟人民走则建功立业。它同时号召:一切属于国民党的军人,都应该毫无犹豫地脱离蒋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

  19481116日,民革中央发表《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忠贞之士,坚强团结,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尤其在蒋氏控制之下本党进步同志,允宜率先起义,早得挣脱魔掌,参加本会革命工作以铲除独裁,光复本党,共同完成民主革命之伟业。”它还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指明了方向:蒋管区内本党忠贞同志和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现在应该立刻站起来,应该行动起来,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政权及其凶顽集团。它号召:在军队方面工作的同志发动起义;在政治方面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应当号召民众,组织民众,作政治起义,脱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在经济与工商方面工作的同志,应一方面加紧瓦解豪门资本的经济体系,一方面加意保护工厂,使其勿遭破坏;在文化教育工作的同志,对于学校及文化机关,尤须加意保护与维持,勿使反动政府予以毁坏或迁移。??

  1949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以全部歼灭国民党残余部队。为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队和军政人员的斗志,64日,民革中央发表了《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指出,解放军所到之处,老百姓无不箪食壶浆以迎;即在蒋介石集团仍然统治的地方,各界民众亦无不盼望解放军快点到来。这些事实,说明了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势力很快就会被完全消灭,说明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在广州、重庆、台湾或其他地方作偏安的小朝廷,也绝无可能。蒋介石集团早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和全国人民,广大国民党员应该赶快觉悟过来,不应该跟着即将灭亡的蒋介石集团走进坟墓。这场战争是“觉悟了的人民大众起来挣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的战争,是觉悟了的人民大众起来要求自己翻身与生存的战争”。人民大众的觉悟是愈来愈普遍,人民大众的力量是愈来愈雄厚,因而被打倒的独裁卖国的蒋介石集团将永远变为“死灰”,绝不可能“复燃”的了。在解放大军以破竹之势直趋广州,反动残余指日就可彻底肃清的形势下,民革中央号召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投到人民的队伍来,投到民主革命的阵营来。它呼吁道:“我们很诚恳地希望你们赶快彻底觉悟,深切地理解到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已经到了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的阶段。你们只有站在革命的三民主义亦即是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接受我们的号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为彻底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訛《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不仅在报刊上登载,电台上广播,而且还在国统区大量散发,对瓦解国民党军队士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西南,解放全中国,民革继续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19491010日,李济深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词《告华南西南反动统治下的军政人员》,向华南、西南待解放区的军政负责人员和国民党将士作“最后的忠言”,为他们指引一条必须走的光明道路。他诚恳地说:我念及你们当中,不少以前和我从事革命共过事,甚至有和我一道参加过反蒋斗争的友谊,更为着希望华南和西南的人民早脱离苦海,特从现实的观点上,最后一次为你们剖陈利害。他分析道:人民革命胜利的大势,有如排山倒海。尽人都知道蒋匪帮的前途只有毁灭。作为军人,不应该再继续充当美帝和蒋匪帮的“马前卒子”,来做殉葬鬼了。“只要你们能从此认清时势,究明利害,趁早投向人民来,人民是不究既往的。”他指出:你们也许又因为过去曾作过反共反苏的言论,或有过反人民革命的行动,或不免心怀疑虑,徘徊却步,想起义后,不知是否能获得宽恕。这点并不需要我多费唇舌说明。你们只要看程潜、傅作义、张治中、董其武、陈明仁等将军及其他共同起义的人们,投向人民阵营以后,中共和人民是怎样优待他们的实例,便完全明白了。中共毛主席再次声明过,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首恶,凡悔悟前非投向人民队伍来的,人民都会伸出欢迎的手,中共不仅说到而且实际做到了。许多投到人民队伍来的蒋匪帮统治下的军政负责人员,只须他诚意悔悟前非,衷心为人民服务,一样能获得服务机会。他满怀激情地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呼吁:“是时候了,向全国人民特别向华南、西南人民赎罪罢!拿出理智和勇气来,举起义旗,走向新生罢!”??

  三、反对独裁内战,反对美国援蒋

  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有了新发展,学生运动在“反迫害”的旗帜下更加高涨。19475月,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宣告:“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这给当时正在筹备民革的国民党民主派以很大的启示。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认为,国民党民主派的反蒋运动也属于“第二条战线”,应坚决参加并支持国统区爱国民主力量的斗争。民革成立后,李济深多次要求民革成员全力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并积极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19481月底至2月初,上海同济大学生和申新九厂工人,为反迫害、反饥饿而举行罢课罢工,遭到了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严厉镇压,造成了“同济血案”和“申九血案”。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政策激起各地工人、学生的反抗斗争,民革也投入到这场反迫害运动中。216日,何香凝等42人在《华商报》上联名发表了《声援上海抗暴运动宣言》。宣言强调:“在卖国独裁的反动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早已被迫得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而妇女的生活尤其悲惨。据官方统计,上海一市即有八万多妓女,这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国民党统治下城市妇女的悲惨命运。最近上海发生二千多舞业姊妹和申九纱厂七千多劳动姊妹的抗争行为,她们虽然职业不同,处境不同,但同样都是站在饥饿线上,勇敢地向反动统治者作争生存的斗争。和这同时,还有同济大学学生被军警特务殴打摧残的‘一·二九惨案’。在申九女工中,有三位姊妹当场死在反动派的枪弹下。在这三次行动中的学生、女工和舞女至今还有许多受伤的未出医院,还有许多被捕的仍被牢禁在监房里。”这次抗议活动声势浩大,使国民党政府陷入被动。

  除了进行道义上的支持之外,民革成员也纷纷表示,应在经济上支持处于困境中的爱国学生。为此,蔡廷锴等人向各民主党派建议,应该成立救济委员会进行筹款,以支援学生。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同,决定成立统一的救济组织,各党派一致参加。民革中央还专门召开会议,朱蕴山报告了救济上海学生的工作情况,号召大家努力筹款。会议决定举办画展筹款,因一时不能实现,而救济事急,于是举办茶舞会募捐。虽然当时民革的经费相当困难,但仍然将捐款半数支援各地学生。其中平津学生得到1000万元捐助,京沪学生得到1200万元捐助,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中国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没有采取中立的立场,转而支持蒋介石独裁政权。正是得到了美国军事上的支持,蒋介石才在短时间内把他的嫡系部队从后方运送到前线;正是有大量的美元作后盾,蒋介石才能购买大量武器装备,有恃无恐地挑起全面内战。在反对内战独裁运动中,民革的国内组织与海外分会互相声援,积极地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援助蒋介石集团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斗争。

  身处美国的冯玉祥,积极开展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的宣传。他在各人民团体、华侨团体、学校、教会的集会上发表了数以百次计的演讲。他指出:“中国现在已成人间地狱”,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个屠杀政府,把人民当牛、当猪、当羊一样来任意屠杀”,“只有和平民主才是出路,要和平民主就得制止美国援蒋”。冯玉祥对美国人民主要阐述了如下重要观点:美援助长了蒋介石及其各级官僚贪污;蒋介石为自己开脱罪责,把内战失败的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大得人心,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迅速壮大,共产党在中国即将取得胜利”。他指责蒋介石是“屠宰公司总经理”、“运输大队长”和贪污中饱的“无底洞”。这些鲜明的观点引起了美国各界民众的极大震动,使他们对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本质有了一定了解。冯玉祥还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撰写了大量文章,拜访主持正义的美国国会议员,及有影响的大法官、前副总统华莱士、前内政部长伊格司、英国和苏联的驻美大使等等,向他们说明中国内战的真实情况,进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的宣传。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反攻,国民党为挽回败局数次派人赴美乞求军事援助。1948年初,冯玉祥获悉美国政府正拟定一项新的援蒋计划、准备向国会提出的消息后,立即发电向李济深建议:“由香港发电给杜鲁门、马歇尔及美国国会,反对此事。”李济深立即与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邓初民、陈其瑗、陈其尤等11人联名就美国对华贷款问题,致电警告美国政府。

  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函郑重指出:“中国人民对于造成普遍饥饿的内战,实在是忍无可忍。任何国家有助长中国内战的行动,皆足以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反感。现在,在国民党独裁派控制下的政府,又迫切地要求你们予以大量的借款了,我们希望你们断然拒绝,因为目前情况之下,无论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国,都变成助长内战的资本。这样的债务,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承认,必将实现的民主联合政府,绝对不负清偿之责。我们还希望你们注意,只有与中国为友,远东市场才会繁荣,远东和平才有保障。”

  194823日,民革与民盟、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致公党等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政府、助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同时,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又联名致电反对美国政府援蒋的前副总统华莱士,表示:“我们响应你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号召,尤其热烈赞同你所提出的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停止一切对蒋援助,以及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具体建议,希望你继续努力,为中美两大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希望华莱士能够继续反对美国政府支援国民党政府。

  为了防止美国国会通过援蒋法案,冯玉祥亲自到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调查组作证,郑重警告美国政府:“如果借钱帮助蒋介石杀中国人,中国人民要把这笔血债记在美国政府账上,至于借款,中国人民是一定不还这笔账的。”冯玉祥的作证和演讲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他演讲两个小时之后,美国国会将原拟批准援助蒋介石6000万美元大幅减少到1800万美元。

  194842日,美国国会通过总额为4.63亿美元的援华计划。次日,经杜鲁门签署而成为1948年《援华法案》。针对美国继续援蒋内战的行径,民革、民联、民促与其他民主党派继续在香港发表联合声明,严正地指出美国政府继续援助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是助长中国内战,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只能加深中国人民的痛苦。“我们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同时,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之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谭平山撰文指出,美国政府积极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只不过是“想用输血的方法来挽救蒋介石垂死的命运”,而是毫无希望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有关人士组织了一个“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批判美国政府错误的远东政策。当美国国会批准《援华法案》之后,该委员会发起举行“中国周”活动,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民革对此积极支持。1948420日,李济深致电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表示坚决拥护美国反战人士举行中国周活动,指出中国周活动反对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的新生,“愿永恒地与贵国民主人士合作,共同致力于打倒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反动政策,为谋求世界人类永久和平康乐的基业奋斗到底。”冯玉祥受李济深的委托,以民革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国周开幕大会上发表了演说。62日,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民促领导人蔡廷锴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华莱士指出,大量美军驻在中国,是中国人民不能忍受的侮辱,中国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他们表示热烈支持华莱士“为争取美国民主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热烈赞同他提出的撤退驻华军队、停止援蒋、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具体建议,希望他继续努力,为中美和平共处与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李济深还特别为华莱士在伯灵顿演讲时遭到反动派污辱一事致电慰勉,表示中国人民“皆愿为阁下后盾”。同时,李济深还多次会见外国记者,批评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呼吁美国政府尽快改弦易辙,放弃援蒋内战政策。

  19481022日,民革、民联、民促和民盟、民进、农工、救国会、致公党等民主党派联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控诉书》列举了9个方面的事实,按《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向大会提起诉讼,强烈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放弃美国一切在华的海陆空军基地;立即停止援蒋,废除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联合国将控诉书转发各会员国讨论,希望各国一起纠正美国现行侵略政策的错误。这次行动,在国际范围内扩大了中国人民反美援蒋内战斗争的影响。

  冯玉祥及民革在美国的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美国电讯工会、白领工人工会、交通工会的会长联合发表宣言,申明美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美国援助中国政府当局压迫人民的政策。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教友原来不了解中国内战真情,支持蒋介石(蒋是美以美会教友),听了冯玉祥的演说后,很多人改变了立场。该会一位神父对冯玉祥说:“以前我们由于蒋介石是美以美会的教友而引以为荣,听了你的演讲以后,我们都引以为耻了。”美国圣公会主教毛尔顿、神德学院院长保迪特博士以及其他宗教界牧师、神父等著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反对美国政府援蒋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呼吁各界人士踊跃参加美国对华及远东政策大会,共同督促美国政府改变目前执行的对华错误政策。

  1948年初,美国企图扶持战败国日本,以日本作为干涉东亚事务的跳板,引发了中国各界民众的“反美扶日”运动。515日、21日、29日,民革中央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讨论民革在这场全国性“反美扶日”运动中的态度、立场和作用问题。朱蕴山、梅龚彬、陈此生等人认为,全国各大都市的青年学生、文化界、工商界人士都积极投入此次运动,民革不能坐视不管,应该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有些同志进而分析说,美国在此时扶植日本,因眼看蒋政权崩溃无可挽回,为免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所以用日本人对付我们。中华民族抗战八年,流血牺牲,备受日本侵略之苦,决不允许历史重演。会上群情愤怒,大家一致认为,美国援助蒋介石内战是以华制华,扶植日本是以黄(黄种人)制黄,民革必须坚定地参加这场反美爱国运动。520日,上海2万多学生举行大示威,各界人士组成的“反美扶日联合会”,在全市发起了十万人大签名运动。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上海分会筹委会召集人潘震亚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先后应邀到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观察家》杂志社进行演讲和座谈,积极进行“反美扶日”活动。6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书面声明,否认美国扶助日本恢复经济和军事侵略势力,诬蔑中国人民反美扶日是“阴谋”、“被利用”等,潘震亚与各民主党派14人分别致函司徒雷登,提出严重抗议,坚守反美扶日的爱国立场。

  四、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革命方式和领导力量问题上,民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民革抵制和批判了“第三条道路”,逐渐向中共靠拢,并最后达成共识,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821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重唱“第三条道路”的老调。民革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有力批判。35日,民革中央常委谭平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一文指出:在美蒋导演下,无论打起“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的臭旗子,还是“高唱‘第三条路线’、‘再起和平运动’、‘要求国共两党息战’”的滥调,其主要目的,就是“分化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改善孤立状态,借以获得喘息时间”。他要求革命派除揭露和打击“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之外,还要“整顿我们的革命队伍,清除一班苟安妥协的动摇分子,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随后,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均发表文章和宣言,批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中间道路”思想。民联《宣言》指出:“今后因民主运动高潮的来临,反动统治的垂死挣扎,美蒋将仍旧本其一贯伎俩,继续不断玩弄其新花样,以欺骗中国人民。凡是坚决的站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面的,凡是希望今后新政协顺利成功者,不独不应该有着丝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积极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19481114日,李济深对美国《纽约邮报》记者马丁发表谈话指出,在“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间,没有中间路线或第三条路线”,如果美国还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话,“我们不能既反帝又反苏,我们也不能既反帝又联美”,中美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要看美国“是否能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只要美国“变更政策,我相信新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可以考虑与美国合作并维持商务关系的。当然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民革成立初期,在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一些人虽然赞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认为“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由于民革领导人大多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有些人对西方民主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能走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美国政府、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又都极力拉拢民革为己所用。这样,以何种方式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民革必须正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1948年初,朱学范借到西欧参加国际劳工大会之机,认真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后,联系中国的现实,认识到: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为了尽快统一民革内部的思想,朱学范与李济深远隔重洋,通过信函就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问题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沟通。2月,朱学范转道莫斯科到达哈尔滨。4月初,他收到由伦敦及莫斯科转来李济深于2月份发出的复电、复信各一件。李济深在信电中委托朱学范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共商国是,并希望尽早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朱学范立即在哈尔滨将电、信一并交给李富春,并请他转呈中共中央,同时致函李济深,对“中间路线”及民革接受中共领导等重大问题作了阐述。他在信中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因此,他建议:“我们如果认清了中间路线已经死去的话,那末我们要选择我们革命同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疑的要选择一个民主阵容和革命集团来作我们同伴,这个民主阵容就是苏联,这个革命集团就是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朱学范到东北解放区之后,再次致函李济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革接受中共领导的问题。他指出:“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站在领导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李济深在复函中表示赞同朱学范的看法。??

  19489月至1949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濒临覆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从共同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和平建国,进入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推翻蒋介石政权和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民革的领导成员对于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逐渐趋于统一,公开表明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拥护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19481226日,经过周密筹备和策划,李济深这位列于中共邀请名单首位的民主人士,北上东北解放区。194917日,李济深到达大连,然后到达沈阳,与先期抵达的朱学范、谭平山、蔡廷锴、李德全等人汇合。解放区的新气象,中共的热情招待,使李济深等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为直接的认识。

  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猛烈进攻,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宣称愿意与中共进行“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谈判,发出“求和”声明。1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求和”是虚伪的,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共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他指出:如果国民党不同意这些条件,“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中共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使蒋介石以“和平”为手段与中共周旋到底的阴谋难以实现。121日,蒋介石被迫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1949122日,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朱学范、彭泽民等55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拥护毛泽东关于时局的主张及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这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它还明确表示,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訛这是民革第一次公开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标志着民革的重大政治转变。从此,民革与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126日,东北解放区为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李德全等民主人士举行盛大欢迎会。李济深发表演说。他首先谈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认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乃由于中共领导正确,措施洽当,真正符合了全国人民大众的需要。其次说到他对解放区的观感。他说:“看到一般平民真正享受了民主自由的幸福,生产建设突飞猛进,特别是动员人民的力量有了最大的成功,以及中共党员领导人民工作的艰苦努力和解放军的无比英勇,令人钦佩不已。”他再次重申:毛泽东的声明及提出八项和平条件,代表了各革命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公意,南京政权惟有接受这八个条件,真正的民主的和平才能实现,全国人民也惟有促进实现这八个条件,真正的民主和平才能保障。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发表演说道:毛泽东对时局声明的八项和平条件,是达到真正永久民主和平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条件。各民主党派应该紧密地团结合作,为实现这些条件,为求永久和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民革中央委员许宝驹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新时代,工人、农民、妇女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翻了身。这都是由于中共及毛先生的领导正确。他号召主张民主革命的同志应一心一德紧紧追随,配合中共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首先要认识美帝国主义是万恶之首,万乱之源,必须把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彻底肃清;其次应认识人民解放军已获得决定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如不执行毛先生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彻底肃清反动军事力量,绝不容许它死灰复燃。??

  127日,民革在沈阳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声明》,进一步阐明了民革的政治态度:(一)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重蹈辛亥以来革命失败之覆辙;(二)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是中国真正永久和平实行的先决条件,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三项目标的贯彻,又是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实现的前提;(三)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四)蒋介石妄言维持伪宪法、保存伪法统,甚至还要保存反革命武装等“和平”条件的提出和最近李宗仁通电高喊“相忍为国”、“救国救民”、“保存元气”并派定代表团要求与中共进行和谈,都是在美帝指使之下的反革命阴谋的公开表演;(五)对于美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革命之阴谋,不能不加以无情的打击和揭露,坚决拥护中共主席毛泽东针对南京和平攻势阴谋而提出之实现真正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完全同意新华社对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只是蒋犯退居幕后另换一种姿势的和平攻势的看法。①

  为了贯彻上述政治主张,李济深给在香港和上海的民革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发出指示:“任何同志不得以分会或个人名义,在本会时局声明及民主人士55人对时局意见两文件范围以外发表政治主张”,“务须依照上述二文件所定之政治方向进行工作”,“一切有关政治军事策动及党派联络工作,均须事前请中央核准”,“请即转各中委各同志,务须依照此两文件所定之政治方向,指导干部,扩大宣传,并与中共及其他民主战友共同行动。”这样,民革逐渐将全党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和《对于时局的声明》上来开展政治工作。

  226日,李济深在北平欢迎会上的演说词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路线的正确。他说:“他们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三大主张,正是全国各民主党派一致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在为实现此三大目标而采取的方法方面,中国共产党能本于过去中国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有恰合实际需要的措施。全国各民主党派,也都能本于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而认定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这一条道路。因之,全国各民主党派都衷心地愿在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领导之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而贡献其可能贡献的力量。”他表示:“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更提出了实现真正永久的和平的八项条件,这是针对着美帝国主义和南京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攻势的阴谋所必须的,也是达到民主新中国的建立所必须的。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的意见,而是全国人民的公意,也是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公意。毛先生的八项和平条件,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三大主张的具体表现。这八项条件是整体的,是缺一不可的。”他号召民革成员更进一步努力,“坚持三大主张,八项条件,以打击美帝国主义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阴谋”。??

  421日,国共和平谈判破裂,毛泽东和朱德发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与民联、民促负责人发表谈话,痛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认为这是国民党反动集团决心将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进行到底,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表现。李济深痛心地说:“我听到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其所派遣的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经过长时间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的消息,非常愤慨,同时又深深惋惜南京政府内部主和派之缺乏‘走向光明’的勇气。中共代表团在毛泽东主席的八项条件之下所提出二十四款实现国内和平的具体办法,是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既公正而又宽大的。”他表示,“我们拥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主席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四月二十一日对人民解放军发布之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全中国境内国民党反动派之指令。同时我们亦希望南京反动政府阵营中真有和平诚意者毅然决然脱离美蒋的羁绊和我们站在一起”。

  何香凝也发表谈话说:“全中国的人民和毛主席都想和平,反动派还想继续专政,他们这种行为是不会成功的,我们是一定胜利的,我们全国人民都一齐起来,帮助毛主席这个命令的实现。”民联负责人谭平山则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证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是受美帝国主义领导之下的战争首犯蒋介石所控制。李宗仁在向中共求和的时候,公开承认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现在证明他都是虚伪的,都是秉承美蒋的意旨而故作缓兵之计的。今日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发出的命令,除命令解放军野战军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外,并严正指出南京反动政府之所以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理由,词严义正,揭破了反动派阴谋。所有冥顽不灵的战争罪犯,必将受人民大众的惩办。”民促负责人蔡廷锴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下的进军的命令,完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答复了人民的要求,华南的人民早已等待着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华南,解放华南人民,我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完全同意这个命令,要以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实现这个命令,以便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尤其是捉拿魔王蒋介石由人民审判,把一切反动残余扫得干干净净,及早开新政协,成立真正代表人民的联合政府。”??

  423日,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之进军命令完全表示赞同,并竭诚拥护以求迅速彻底消灭一切负隅抵抗之反动力量,完成解放全中国之任务。声明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深信前此中共代表团与南京代表团所进行之和平谈判,及其所达成之国内和平协定,为公允合理,有利于人民与国家,而对于南京反动势力下有正义感之爱国人士,尤使能获得参加民主和平新中国建设之机会。然而,南京政府负责分子,竟不能放弃依赖美帝国主义之政策,甘受蒋介石之命令,断然拒绝接受双方代表所拟定之和平协定,徒使江南人民增加痛苦,其所负之战争责任,实无可宽贷。”声明郑重宣告:“在一切解放区,全体人民,必须加紧生产,服从法令,动员支前;在解放军作战之区域及将进攻之区域,所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必须努力动员,迎接解放大军,协助杀敌,并保护一切重要物资,免受破坏。”最后,声明呼吁国民党内忠贞爱国、明晓利害之人士“依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发布命令第三第四两项原则,进行局部和平解决之方法,以减少人民之灾难,而不与蒋介石共招同一灭亡之命运。”??訛民革在关于时局的重大问题上,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保持高度一致,共同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而努力。

  从成立初期的联共反蒋,发展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是民革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民革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民革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显著体现。拥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革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支进步政治力量的标志,也是民革继续前进的重要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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