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与新中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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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革成立,各方政治势力高度关注
来源:作者:发表日期: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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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革成立,各方政治势力高度关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由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顺应时代潮流,为着民主建国而产生的民主党派。它的组织者是国民党民主派,它的旗帜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它的社会基础是国民党内具有爱国思想和民主意识的军政人员。民革的成立,强烈地震撼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高度关注,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一、国民党分裂与民主派形成

       国民党民主派是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其前身是以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谭平山、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严重的政治分化。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邓演达、谭平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以张继、胡汉民、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则破坏国共合作,暗杀了左派领袖廖仲恺,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最后发动了四一二事变,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大革命失败之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背弃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反动实质,坚持国共合作,促使更多的国民党人成为民主派。1928年初,谭平山等国民党民主派响应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后与谭平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激起了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第二次分化。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发表言论,揭露和谴责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内战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反动立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动员各界同胞抗日救国。宋庆龄发表宣言说:“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她指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国民党民主派领袖的强烈呼吁,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1932年初,蒋光鼐、蔡廷锴率领19路军打响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李济深、冯玉祥等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支持;19336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11月,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陈友仁、李章达及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钧等人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是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第一次在公开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的情况下,与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的外部对抗斗争形式,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福建事变失败后,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推举李济深为主席,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组成中央委员会。李济深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蒋介石集团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缔结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并在广东、广西、上海、华北与海外各地积极发展组织,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时报》、《民族阵线》、《战线》等报刊,进行抗日反蒋宣传。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的一个重要政治团体,它不仅在华南地区积极推动和支持抗日救国运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而且同国民党内各方面的爱国民主力量都有密切联系,为以后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36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发动两广事变,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亲赴广西南宁商讨对策,提出了反对蒋介石、整编军队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还草拟了《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派钱寿康专程到西北与中国共产党联络。毛泽东称赞李济深的提议是“谋国伟画”,认为“中华民族亡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并希望李济深对蒋介石及南京当局“督促批判,责其自新”。??1937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领袖自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全会,并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促使这次会议通过了有关宣言和决议,宣布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并开始进行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通电,主张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抗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方式,要求蒋介石集团以民族利益为重,遵循孙中山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9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宋庆龄立即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予以支持,李济深则提出“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政治主张,建议国民政府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及其他主张抗战人士,组织最高国防会议。李济深、冯玉祥、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也纷纷捐弃以前的反蒋立场,奔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参与领导对日作战。

  武汉失守之后,蒋介石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与中共的军事摩擦。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派利用自己实际担负的职权,积极维护抗战大局,竭力制止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摩擦。1941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民主派联名通电,正告蒋介石:“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行动。”??訛在国共关系急骤恶化的情况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国民党民主派在重庆发起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19428月,参加座谈会的人士经过交换意见,决定以座谈会为基础,筹组一个正式组织。随后,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10人组成了筹备小组。筹备小组最初将拟组建的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经多次商讨,最后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样,国民党内部在抗战后期再次发生分化,逐渐形成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的国民党民主派。

  二、在民主建国的旗帜下聚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并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中共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赞同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并发表宣言和声明,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民主派与中共密切配合,利用自身资源,以民主运动的声势,敦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接受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

  19458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经过43天的会谈,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展现了民主建国的美好图景。在国内一度出现的宽松政治环境中,国民党民主派加快了组织建设的步伐,民联活动由半公开逐渐走向公开。1028日,民联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会议通过了《政治主张》、《大会决议案》和《临时组织总章》,选举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杨杰、柳亚子等17人组成中央临时干事会。随后,干事会选出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等9人为常务干事,马寅初、潘震亚、孙荪荃、于志侯、秦德君5人为常务监察。作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民联公开宣布:“接受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主张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地位”。民联还具体提出了改革国民党的方案,认为国民党应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组织路线的最高原则,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发展对象,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民联创办了《民联》、《民潮》等刊物,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和要求民主的宣传活动,并先后在19个省和10个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民联的成立,使国民党民主派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民联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反对发动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民主运动中。194512月,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冲突。民联派代表向他递交了一封公开信,郑重声明:蒋介石所垄断的国民党早已背叛了三民主义,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党员的意见;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是个人独裁政府;中国要实现和平,就必须要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希望美国能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并撤退驻华美军。民联的这封公开信,集中阐述了国民党民主派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19461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民联特地发表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要求释放政治犯,撤销特务机关,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训政和一党专政,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同时,民联与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了“反内战协会”(后改为“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并举行了500余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动员起来,采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128日,民联发起纪念“一·二八”抗战十四周年活动,以陈铭枢个人名义在重庆的广东酒家举行招待会,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到会,大家高度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和爱国精神,并向张治中、陈铭枢鼓掌致敬。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联在会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些成员还分赴上海、南京、北平和香港等地活动。

  1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五项议案后闭幕。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国民党民主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争取和平民主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民主与反民主两种势力的政治较量。在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斗争中,国民党民主派与中共及民盟一起,揭露了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政策,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延迟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为战后中国走上和平民主道路作了很大努力。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路线,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之时,蒋介石就下发了军事进攻的密令。掌握内情的国民党民主派奔走调停,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但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一意孤行地向各个解放区周围增兵,国民党军警特务用棍棒来对付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民众。210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野蛮破坏,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等民主人士60多人被当场打伤,许多群众失踪和被捕,造成轰动全国的“较场口血案”。不久,国民党特务又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下关事件”,公然对要求和平民主的爱国民主人士痛下毒手。

  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也促使他们进一步联合起来。在较场口事件中,朱学范领导的劳动协会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组织了500多名工人维持会场秩序,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与会人员的安全,很多工人被暴徒打伤。血案发生后,朱学范与李德全、阎宝航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抗议国民党的暴行。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朱蕴山、龙云、刘文辉等人在重庆聚兴诚银行开会,商讨对策。余心清指出:“中国抗战八年,赢得惨胜。今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蒋介石偏要一意孤行搞内战。这几天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政协的前途已经决定被埋葬了!”他号召大家“共同商讨出一个挽救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办法来。”陈铭枢认为:“我们不能眼看着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断送在一个人手里。为了挽救危局,我们要行动。”并提出:“我们要进一步的合作,把政治、军事配合起来,在各方面实际上动员起来,彻底地把这个独夫民贼打倒。”李济深在介绍了自己在广西争取民主的做法及民促组织的情况后,郑重地提出:“今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就在内战中打倒他。”冯玉祥则提议:“我们在重庆、成都、上海、广州等这些大城市建立起规模较大的言论机关,用宣传攻势打击独裁。”??

  为了集结国民党内部反蒋力量进行更大的斗争,广州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加紧了建立民主派组织的工作。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认为,为了加强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应该将酝酿已久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尽快建立起来,并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1946312日和414日,广州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先后举行两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会议推举李济深为民促中央主席,推举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张文、秦元邦、陈此生、谭冬菁、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等人为中央常务理事。会议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公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民促成立后,首先在广州等地开展反蒋民主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积极进行反蒋宣传。623日,何香凝、徐傅霖、彭泽民、蔡廷锴、李章达等分别致电毛泽东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呼吁和平,制止内战。77日,毛泽东复电,对何香凝等人“呼吁和平”的言论和行动,“甚为感佩”,并表示中共始终致力和平,“决与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共同为争取和平实现而努力”。729日,李章达、何香凝、张文、陈其瑗、陈此生、陈汝棠等人联合致电美国人民,要求美国人民督促政府立即停止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撤退驻华美军。821日,为纪念廖仲恺逝世21周年,何香凝发表《告黄埔军校同学书》,呼吁黄埔同学遵循孙中山、廖仲恺遗教,顺从人民意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

  李济深领导的民促的反蒋活动,使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感到恐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首先封闭民促主办的《现代》月刊,随后将正在筹办安装印刷机器的日报社查封,勒令蔡廷锴、李章达限期出境。民促总部虽然被迫迁往香港,但仍然坚持地下反蒋民主活动。

  19466月,蒋介石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而挑起了全国性内战。723日,宋庆龄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反对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她说:“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哪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他们的团结,自由和生活的问题。悬在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訛她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立即实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组织有中共、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并号召国民党内的进步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宋庆龄的声明立即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强烈响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发表谈话,赞成宋庆龄的声明,认为美国应放弃军事干涉中国;美国国会议员和一些报刊纷纷发表谈话和声明,支持宋庆龄;国内各行各界也纷纷响应。国民党民主派更是坚决支持自己的领袖。728日,彭泽民、何香凝、丘哲、张文、李章达、陈其瑗、陈汝棠、冯裕万、陈此生等44人联名通电,呼吁内求和平,外伸正义,立即停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85日,蔡廷锴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干部理事会发表声明,主张“立即停止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两党争端。”他还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一党政府的援助,“以免好战派用以制造战争”。826日,冯玉祥在离开南京准备赴美国“考察”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认为“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平,国内更要和平”,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

  国民党当局一面打内战,一面进行政治欺骗。194610月,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准备在会上通过维护其一党独裁统治的《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集团这种欲盖弥彰的拙劣行径,更加暴露了他们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立场,立即遭到了国民党民主派、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194711日,何香凝、彭泽民等人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致宋庆龄、毛泽东、李济深、张澜、马叙伦、陈嘉庚先生暨全国同胞电,郑重指出:“此次国民大会,其召开既出非法,而代表中国第二大党之中国共产党与第三方面之民主同盟,又未参加,其所通过之宪法,根本已失去合法之根据,况其内容非驴非马,既非政协宪章,距民主原则甚远,尤以所谓行宪办法十条,乃预为中国内战独裁张本。惟执政者用心,不过以此宪法之颁布,粉饰其一党专政之面目。”

  19472月,国民党当局迫令中共代表团撤离宁、沪、渝,国共和谈彻底破裂。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痛心疾首,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进行声讨。3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他公开指出:“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二十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照道理说,应该自我检讨,向全国同胞谢罪,真正还政于民。本来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孙总理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根据民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但自民国十七年执政以后,这一切都被遗忘或被遗弃了。从此我们国民党,便逐渐与人民隔离,逐渐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奴役人民。在党内实在亦无丝毫民主气息,正因为我们国民党,被独裁专制势力劫持之下,违背总理遗教,拋弃了三民主义,压迫一般人民与民主分子,对广大人民采取治上苛酷的剥削政策,引起全国之不满。”为此,他强烈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号召每一个信仰总理遗教的国民党员,应该不客气地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最后,李济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七点建议:

  (一)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自动将军队撤回1946113日以前原驻防地,以示结束内战之诚意。至双方军队撤出地区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暂由当地人民实行自治自卫,为过渡办法。同时全国停止征兵征粮,以保证内战之不复发生。

  (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费巩等一切政治犯,取消特务,开放言论自由,切实保障人权。

  (三)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根据民主原则,经过普选方法,产生真正国民代表,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正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

  (四)切实遵照总理民族主义之遗教,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撤退一切外国在华驻军,切实保护爱国运动,及海外华侨。

  (五)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从事垦植及其他生产,并停止通货发行,对现在飞涨物价,作釜底抽薪之计,以安定民生。

  (六)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并救济困乏农民、失业工人、灾民、伤兵、公务人员及海外侨胞,动员全国力量,从事建设。

  (七)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重选各级领导机构,废除党内独裁,培养民主作风,并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

  李济深的声明发表后,海内外多种报刊及通讯社纷纷转发并发表评论,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民联香港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国民党之危机,乃在党内极少数顽固分子把持党务,假三民主义之名,以遂行其反三民主义之实”,要求国民党当局,采纳李济深的意见,并表示:“愿与党内外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以促其实现。”

  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以李济深诋毁蒋主席及国民政府为名,通过了开除李济深、全国通缉李济深的决议。

  1947520日,何香凝就李济深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一事发表答记者问,认为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种种行为违反了孙中山救国救民的意愿,表示“不愿为他们分负祸国殃民的责任”,并认为李济深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对于李先生丝毫无损”,只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过是周厉王、秦始皇这一流人物”。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党负责人彭泽民也列举了十项事实,说明真正违反党纪的正是蒋介石而非李济深,他指出:“李济深将军并非犯了孙中山的党纪,而是犯了蒋介石独裁的祸民党纪。”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彻底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要实行和平民主、建立联合政府,必须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意识到,分散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反蒋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联合起来,建立相应的组织,以便团结各方,协调意见,统一行动。国民党民主派大联合的条件,在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斗争中,逐渐成熟了。

  在国内的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成立民主派组织的同时,海外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也开始集结,并进行有组织的活动。19479月,冯玉祥在美国联络旅美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1010日,他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舆论公开表明反对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和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治立场。当晚,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国庆演词》,猛烈抨击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坚信民主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1011日,冯玉祥约集在美国的国民党民主派及民盟人士,一起座谈形势,大家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以更好地开展反蒋反美斗争。119日,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纽约成立,冯玉祥、王昆仑、赖亚力、吴茂荪等13人被推举为联盟执行委员,冯玉祥为主席。联盟成立后,立即在旅美爱国侨胞中开展工作,先后在旧金山、华盛顿、明尼苏达等地成立了分部,并发展了一批会员。冯玉祥等联盟负责人还经常到美国各地参加集会,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和美国政府所谓“援华”的真相,争取爱国侨胞参加斗争,呼吁美国人民反对其政府“援华”。李济深、柳亚子、蔡廷锴等人联名写信给冯玉祥,高度评价他在美国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成绩。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还与国内的国民党民主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斗争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内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分子摆脱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羁绊,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阵营一边。19472月,民联在上海举行第四次政治会议,呼吁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支争取和平民主的生力军,和工农群众结成民主联合阵线,同国际民主力量配合,集中打击反民主势力,并要求将来进行政治协商时,应有国民党民主派参加。民联、民促此前的文件,用过“国民党民主同志”、“民主进步分子”、“国民党革命同志”等术语,在这次政治会议上,第一次使用“国民党民主派”名称。427日,远在美国的冯玉祥就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之事致信李济深,赞扬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反蒋立场,强调“我们该当联络一切国民党内渴望民主与和平的人士团结反蒋”,希望与李济深等人联合起来共同反蒋。

  冯玉祥的海外来信,给国内的国民党民主派以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尽快联合起来的决心。民联、民促首先成立了南方联合支部。李济深在《对时局的意见》发表后不久,在香港召集民促、民联高级干部会议,共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之事。这次会议由李济深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冯伯恒、李民欣、黄精一、云应霖、陈树渠、萧隽英、李朗如、李杜等。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一)民联、民促仍各维持原有组织,分头进行活动,但为统一协调双方的行动,由两会代表共同组成一个联席会议,称南方联合执行部,推李济深为执行部主席,何香凝、蔡廷锴、李民欣、李朗如、黄精一、萧隽英、陈树渠、李杜、云应霖、陈此生为委员,萧隽英兼秘书长,执行部每半月开会一次;(二)反对内战,要求依据政协决议,实行民主政治,同时响应中共的各项言论及主张,策动民众团体,反对南京政府实行的各项反动政策;(三)派李杜赴东北、黄理存赴台湾开展工作,扩大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和影响;(四)设法与司徒美堂在香港合办渔业公司,以增加收入,作为开展反蒋斗争的经费;(五)组建国外总支部,积极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蔡廷锴等人负责召集第十九路军旧部,并在三罗设立联络处,组织“民主联军”。会议还决定,以上所制定的全部计划,由李济深在香港总负责。

  国民党民主派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只有尽快联合起来,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194754日,李济深邀集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人在香港居所聚会,再次商讨正式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尽快团结国民党内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以便更好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翻蒋介石政府。大多数与会者还认为,民联、民促自成立以来,为争取和平民主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尽管这两个组织都有联合的愿望和要求,但为了更有利于斗争的开展,应当继续保留这两个组织。与会者还认为,最好的联合方式是另外成立一个组织,让民联、民促的同志以个人名义参加这个新组织,并作为骨干力量来推动这个新组织的工作。由于与会者基本上都是民促的同志,因此会议决定尽快请上海民联的同志来香港,共同商议有关联合的事宜。会议委托即将赴欧洲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朱学范去美国,向正在美国进行反蒋活动的冯玉祥征询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意见。

  56 日,李济深再次在香港召集会议,讨论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给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的信。由于这封信是用秘密通讯办法写在手掌大小的一块白绸巾上的,所以大家逐字逐句地斟酌,形成简明扼要、含意深刻的36字短信:“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其中,“正名领导”四字概括了三个层次的含意:(一)国民党民主派急需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才能正名(名正言顺地)领导开展推翻蒋政权的活动;(二)这个革命组织急需定出名称,才能对外联系,发展组织,开展工作;(三)民联、民促可以并入新组织,其成员也可以用个人名义参加进来,成立一个新的、能够领导推翻蒋政权的革命组织。

  朱学范在前往欧洲的途中绕道美国,在旧金山面见冯玉祥,介绍了香港方面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情况。冯玉祥立即表示同意香港方面的意见,认为只有尽快建立这个组织,才能更好地联合民联、民促的同志,进而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达到分化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政权的目的。他主张“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由李济深担任领导,并表示一旦这个组织在香港成立,他就尽快赶赴参加。

  194710月,民联领导人柳亚子从上海来到香港,带来了民联中央关于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意见。经过商议,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学范、朱蕴山、陈此生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筹委会召集人,柳亚子为秘书长。不久,谭平山、陈铭枢等民联领导人也陆续到香港参加了筹委会工作。在李济深、何香凝等的主持下,筹委会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举行了多次会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等重要文件,具体讨论了拟成立的组织名称、纲领和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

  (一)关于新组织命名。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派领袖早在酝酿成立组织时,就提出组织命名是筹备组的主要任务之一。大家也认为组织名称应该先定下来,以便对外号召,开展工作。但是,大家意见纷纭,分歧较大。蔡廷锴提出以“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命名。他认为,这个名称最能迎合当时反独裁、反内战运动之需要。李济深说:“可惜这是一个民众团体,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有人提出定名为“中国民主党”。他认为,新组织既然以民联、民促两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同志为骨干力量,公开呼吁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支争取和平民主的新生力量,那么定名为“中国民主党”是最合适的。但是,当时中国已经有一个中国民主党。

  柳亚子带来了上海方面的意见,提议这个组织定名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李济深会见柳亚子后,当天即召集筹备小组成员,专门讨论柳亚子带来的意见。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比以前所有关于组织命名的建议都好,可以考虑,于是李济深分别征求宋庆龄、冯玉祥的意见。冯玉祥复信表示赞同。信上说:“昨读赐电,敬悉为成立同盟,特别盼望成功,此间友人亦皆此意。”宋庆龄从上海捎回口信给何香凝,说:“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即《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想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何香凝即倡议这个革命组织可以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筹备座谈会上,很多同志都嫌弃“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说:“当前南京政府在战场上已经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她还说:“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她简单的几句话,使与会者对民革的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就这样最终确定下来。

  (二)关于新组织的领袖。由于宋庆龄在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全国人民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更由于宋庆龄一直都十分关心和支持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建立,因此李济深提出:“民革是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孙夫人如能出来担任民革主席,则正名领导,民革的作用必将更大。”参加筹备工作的各方面人士都认为,孙夫人如肯南下领导,则民革更有威望。何香凝认为,孙夫人既然为民革定名,而且非常关心和支持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如果用上书敦请的办法,孙夫人可能会接受。李济深怕宋庆龄不肯来港,为了更有把握,提出联名上书给宋庆龄。

  于是,由柳亚子执笔,李济深、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柳亚子、陈其瑗六人亲笔签名,写成了《上孙夫人书》:“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如因扼于环境,行动不便,不能于会前赶来主持开会,亦请顺应海内外同志一致之请求,接受拥戴,来函指示进行方针,并于会后以领导人之地位,发表谈话,宣示本党重建之必要,与同意大会之决议。”宋庆龄表示坚决支持民革的成立,但认为,以她当时的身份,留在民革之外从事革命活动,要比参加民革更为有利。她希望李济深等人把民革尽快筹建起来,把国民党里一切进步和愿意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

  194711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开幕,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柳亚子手书的“一旅兴夏”匾额,高悬于会场正中。“一旅兴夏”是引用夏朝少康中兴,仅凭一成一旅的典故,象征着国民党民主派虽是国民党少数派,但联合起来,以“一旅兴夏”的信心,重树中山旗帜,实行三大政策就可推翻蒋家王朝。

  1112日是孙中山先生81周年诞辰。李济深在这天召开的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在这个日子召开大会,就是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再生。他简要介绍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的经过,阐明了即将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及主张。何香凝发表讲话指出,这次联合大会的宗旨,就是“要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她还要求大家“真心实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

  1125日,国民党民主派举行第二次会议,选举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陈劭先、李章达、陈其瑗、何公敢、张文、邓初民、朱学范、李民欣、郭春涛、王葆真、冯玉祥等1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131日,民革筹备会决定:由秘书长柳亚子负责修改民革的《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重要文件;指定朱学范为组织工作委员会筹备主任,陈劭先为副主任;《组织总章》草案由朱蕴山和陈汝棠帮助拟定。

  19481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正式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选举了由中央执行委员5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何公敢、张文、郭春涛、朱学范、邓初民、李章达、李民欣等1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柳亚子、李锡九、陈汝棠、冯伯恒等18人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冯玉祥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柳亚子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

  大会讨论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全面阐述了民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大会认为,近20年来,蒋介石及其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政府,背叛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实为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劣、流氓之集合体”。因此,大会决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大会宣布,民革的行动纲领是:“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内对外政策为基本原则”。大会指出,“中国革命之成功或失败,决定于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之能否完成,而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之保证,又在于三大政策之是否坚决执行。”大会确定当前的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大会还表示,“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大会主张:在普选产生之民主政府未成立以前,联合组织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代表之联合政府,为过渡时期之最高权力机关;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推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劳动者免于失业和饥饿;在肃清官僚化的前提下,有计划地促进国营企业之发展,在预防独占化的前提下,促进民族资本之繁荣;提倡合作制度,没收豪门资本。

  最后,李济深在大会闭幕词中指出:大同盟、民联和民促、民革是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三个进行反蒋斗争的组织,它们有反蒋的继承性和统一性;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又有各自不同的阶段性。大同盟的历史任务是逼蒋抗日;民联、民促的历史任务是促蒋召开政协,并于政协被蒋破坏后,促其重开;民革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内战、推翻蒋政权。李济深认为,三个阶段都有推翻蒋政权的愿望,或者提出过类似的口号,但只有到了民革阶段才具备这种历史条件,得以付诸实现,所以大同盟和民联、民促都不是民革的前身,民革继承了三者联共反蒋的光荣传统。他指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与南京政府的决裂。他认为,“我们要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打倒蒋政权。”他还特别强调,“本会同志应以本会政纲为准绳”,“应破除派系观念,团结一致”。他要求民革全体成员深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认真体认三民主义之正确性和本党革命任务”,不可过激也不可落后。

  14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各部门负责人和委员名单:秘书处主任李章达、副主任吕集义;宣传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劭先、副主任梅龚彬;政治委员会主任冯玉祥、副主任郭春涛;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学范、副主任陈汝棠。会议还通过了邓初民提出的成立外交委员会、黄精一提出的“本党同志应精诚敬爱、巩固团结”等重要提案。

  由于民联、民促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民革成立以前,李济深等人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民革中央机构和各地组织的建立比较迅速。政治委员会是民革中央的政治设计机关,由冯玉祥担任主任委员。由于冯在美国,因此,政治委员会的实际工作是由陈其瑗主持的。政治委员会工作大纲中规定:“在争取民主阵线之扩大和巩固,打破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促进卖国独裁政权动摇瓦解的原则之下,拟订各种政治合作与政治运动方案,提供常委会采择施行。”政委会成立后,即紧锣密鼓地起草了工作大纲、军事工作大纲等重要文件,并讨论提出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意见和方案。冯玉祥作为政治委员会主任,虽然远隔重洋,但频繁通过信函、电报与在香港的李济深等民革同志交流看法,公开发表文章,在太平洋两岸彼此呼应,民革声势一时颇为壮观。

  组织委员会负责民革的组织发展工作,由朱学范担任主任委员,陈汝棠、冯伯恒、陈秋波、周颖、黄文、黄精一、李镇靖等人组成。由于朱学范经常在欧美各国奔波,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因此主任工作由蔡廷锴代行。组委会下设组织、训练、总务三个组,分别由陈汝棠、李镇靖(兼)、冯伯恒负责,并设秘书一人,由李镇靖负责。122日,组委会决定了各级组织的通讯符号:总会(民革中央)——总公司(即国昌公司,李济深化名陈天任担任董事长);各委员会——行(组委会化名惠元行,宣委会化名德泽行,政委会化名天佑行,财委会化名福安行,秘书处化名远昌行);各地分会——分公司;县、市民革组织——办事处、商店。组委会确定了民革的组织路线,并为防止投机分子混入民革组织、坚持会员标准,做了不少工作。如组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吸收会员的标准明确规定:(一)入会会员必须同意本会主张,有坚决反帝反封建思想,赞成耕者有其田政策;(二)介绍人保证入会会员在政治上的可靠性。

  鉴于当时民革在吸收会员和委派各地负责人工作中的混乱情况,组委会第九次会议规定:“凡主席交办接洽的对象,必须由本会派人,先行多次接洽后,将接洽经过提会审查,然后提交中常会”。“一切组织应根据总章规定办理。”组委会在发展组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自1948122日第二次组织委员会会议起,由组委会提名、中常会通过委派,或中常会先决定、组委会后追认等方式,委派了国内外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在国内外建立组织和发展成员。到19493月,正式委派的组织有:海外总分会5个,省、市级分会11个,特别小组4个,共20个单位。直接吸收并按规定填写入会登记卡(当时曾规定国统区的组织和同志不填入会登记卡)的会员117人。到19496月,民革有国内基层组织18个,海外基层组织6个,共有党员2185人。

  宣传委员会由李子诵、黄文、梅龚彬、陈此生、邓初民、陈劭先、林伦彦、张克明、胡守愚、陈其瑗、莫乃群、郑坤廉、萧隽英、吴茂荪等人组成。宣委会自194819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以后,针对时局的发展和中常会的决定,起草和发表了民革的各种文告、声明、谈话等,并积极筹办发行报刊,加强舆论宣传工作。

  民革的成立,意味着国民党民主派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把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彻底、公开的决裂,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斗争推进了一步,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使蒋介石政权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由于民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并与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使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四、国民党内各方势力的反应

  民革是在蒋介石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成立的。它成立后立即引起国民党内部的极大震动。国民党内许多党员本来就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不满,民革的旗帜、民革的政治主张使他们看到希望和出路。有些人寻找、翻印民革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编印成《民革重要文献》进行秘密宣传。许多人千方百计地与民革取得联系,积极参加民革。

  李荣康原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机要秘书,19476月,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情报所长钟其元送来一份要李荣康转呈李品仙密阅的“内部参考”,里边说国民党民主派领袖李济深在香港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等人集会,酝酿实现民联、民促和国民党民主派其他人士大联合,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反蒋。看到这个消息,李荣康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参加民主革命的好机会。他立刻去找最知心的两个朋友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少将处长王汉昭、第八绥靖区司令部中将高参丘清英,进行密谈。三人发誓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内战,投身革命,永不反悔,并决定由李荣康代表三人到香港申请参加民革组织。由于李荣康等人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到香港后被民革组织接纳,受命由他三人组成 “民革”小组,主要任务是反内战、反独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吸收国民党民主派参加组织,积极吸收具有声望的民主派人士成立豫鄂皖边区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由朱蕴山同他单线联系,朱化名汶山,李荣康化名李海。李荣康回到合肥后,立刻向丘清英、王汉昭传达了香港会谈的精神,并成立了民革小组。随后,他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郑汉与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长方向明取得联系,先后以李品仙和李宗仁的机要秘书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民革工作。??

  时任广西博白县县长的赖慧鹏原是李济深的老部下,得知民革成立的消息后立即赶往香港。李济深亲自介绍他加入民革,并交给他20多份民革《成立宣言》秘密带到广西进行宣传。李济深将自己的化名李锦江和邮政信箱号码告诉他,并商定了联络密码。李济深嘱咐他:(一)积蓄力量,待机起义,这是总的任务,一切做法都是为此目的;(二)外张内弛,不外张就不能取信于当局,站不住脚,甚至出危险;不内弛就不能保护好人,也可能伤害自己人;(三)结纳进步人士,逐步淘汰顽固分子,特别是带兵的人。赖慧鹏回到广西后立即秘密开展工作,并到桂林向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旭初介绍了民革的情况,转述了李济深的口信,还送给他一份民革《成立宣言》,积极策反这位桂系首领。??

  民革的建立不仅团结了与国民党决裂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而且吸引着更多的国民党爱国人士参加民革工作,走入革命阵营。龙云素有“云南王”之称,先后主政云南17年,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云南昆明被誉为“民主堡垒”。当龙云在南京获悉民革在香港成立之后,立即给李济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表示志愿加入民革,并捐助民革经费。李济深收到龙云要求加入民革的书信后,为了保障龙云的安全,没有向民革常委会提出,而是与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梅龚彬等讨论,一致同意龙云加入民革。1948年底,龙云乘南京国民政府混乱之机,化装秘密离开南京转赴香港。龙云一到香港,李济深就向他宣布,从通过之日起龙云即是民革党员。龙云在民革组织中感到温暖和支持,公开在香港报刊发表了反蒋声明,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内的开明之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感到震惊。

  正在美国的冯玉祥得知民革成立后,立即致电祝贺,并致函李济深说:“敬悉革命委员会已于11日正式成立,所有宣言、纲领,各项文件,均皆收到,拜读之后,不但兄弟一个人欢喜,所有的朋友都大大的快乐了一阵。”他还告知:“我们这里很多朋友,除了发表宣言外,正在研究我们怎么干,怎么实实在在的干,怎么能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来干,怎么把毛泽东的宣言,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宣言、纲领和民主同盟的宣言、纲领,真正实行出来。”“临发信时又收到您12日的信,此间同志们正在筹备本党革命委员会美洲总分会的组织,详情容下次再行报告。”

  1948121日,冯玉祥又致函李济深:“这两天,国民党的同志为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事,正在讨论办法,不日当有详细报告。”“革命委员会把玉祥和李德全都加上了,这真是使我们两个人觉得特别光荣。”他对民革成立大会选举自己任中央常务执委兼政治委员会主席,李德全为中央执行委员表示接受,并具体商谈了军事策反、组织联合政府、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同志间建立互信等重大问题。2月初,冯玉祥、王昆仑、吴茂荪、赖亚力等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驻美总分会,冯玉祥以民革驻美代表的资格向美国司法部作了正式登记。

  国民党内一向派系林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上遭受打击之后,美国政府产生了“换马”意向,积极地寻找在中国的新代理人。国民党内的亲美派与国民党内最大的军事实力派——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都想取蒋而代之。李济深和民革中央对此洞若观火。194712月,李济深致函冯玉祥:“据各方面情报,多谓美国政府有一种阴谋,要扶植宋子文、孙科、张群等人并诱致一部分民主人士,代替蒋政府,保存蒋的旧势力,以对抗革命力量,如陷入此圈套仍不能停止内战,仍不能使老百姓获得解放。”他请冯玉祥注意美国政府对华的动向,设法阻止此种阴谋之发展。

  果然,民革成立后立即成为国民党各派争取的对象。除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与陈诚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军事派系都派代表到香港与民革进行联系。何应钦的使者是他的哥哥何揖五,桂系的使者是黄绍竑。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是国民党内的亲美派,派人到香港向民革游说,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请蒋暂避”、“出国半年”,目的是国共停战,联合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以配合南京反动政府来阻止革命。??訛李济深断然拒绝了宋子文的提议。1948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与李济深面谈,希望双方合作,由李济深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宋子文的这些主张,对部分民革成员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李济深试探说:这么重大的国事,必须由宋先生先在广东释放一切民主人士,并使中共尹林平领导的湘粤赣纵队与留下的东江纵队进入适当的防区,作为交换条件,才谈得上。宋子文当然不敢应承,此事不了了之。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是长期与蒋介石独裁统治相抗衡的政治军事力量。民革的成立对于桂系首脑也产生了很大震动。他们喜忧参半:因为他们历来反蒋,他们与国民党民主派曾几度联手倒蒋,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反共内战问题上,他们又与蒋介石是一致的。民革本身也有不少成员就是桂系的高级军政人员,陈劭先是老同盟会员,在国民党元老派中有相当的地位,抗战期间他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并任桂林文化供应社社长,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深得李、白信任;李任仁是白崇禧的老师,长期担任广西教育厅长、参议会长,与白崇禧关系很深。而民革主席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新桂系领袖的渊源更深,关系更密切。

  正是因为民革与新桂系有着深厚的联系,所以,民革有条件做好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民革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蒋介石独裁成立革委会并邀请诸公加入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省参议会、省党部等机构的函》,号召广大桂系军政人员毅然起义:“此正智者因时制变之秋也:环观东北华北各省,除少数城市尚为蒋军占领之外,其余尽是人民解放之区,中共侵入华中,南京成为威胁。……而我西南半壁,向为革命区域,不乏忧时爱国豪杰,与其坐昧时机,受人轩轾,何若领导民众,振臂一呼,甲盾山立,共讨暴逆,正为乘时。”李济深也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军政要员,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靠拢人民。

  五、美国的关注与蒋介石的惊恐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使蒋介石独裁政府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194814日,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说:“国民党不容分裂,并不容一群之无赖企图令中国人民沦为彼等之奴隶。”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哀叹道:“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皖(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襄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中提出“彻底清除党内不合宜分子”的口号,决定对民革采取镇压和瓦解并用的策略,派遣大批特务监视、恐吓、暗杀民革成员。民革筹备期间,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电邀民促负责人蔡廷锴赴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企图拉拢蔡廷锴来分化国民党民主派。蔡廷锴将计就计,先到上海会见了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张澜等人,讨论了时局并研究了对蒋的办法,决定了“外圆中方”的态度,然后才到南京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问蔡廷锴组织什么团体,蔡则回答:“这是任公的事,我不太清楚。”随后,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国大代表名额和官职利诱拉拢,但蔡廷锴不为所动。

  民革美洲分会在冯玉祥的领导下,活动十分活跃,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蒋介石派遣中国主教、牧师和宣传人员到美国,以美元拉拢某些大杂志和报纸的老板,蓄意篡改冯玉祥讲话内容,混淆视听,从各方面破坏冯玉祥的名誉。冯玉祥为此写信给李济深,请他在舆论界澄清事实。冯玉祥信中说:“前几天,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招待新闻记者,并且发有印好的英文稿子,它登出来的是,革命委员会,共产党也在内,像这样一连串的造谣,每天都有,写信叫它更正,它不理……无论怎么说,它是同蒋家的特务勾结在一起,专门造谣惑众。”“就是弟和一些好朋友们,在美国的一言一动,小草将军和他的特务们,也是头痛的不得了。他们怎么办呢?用他们的钱,凭空里制造各种谣言……总而言之,他用借的美金,派来了四五百位宣传员,中国特务和外国特务合在一起,……在那里制造片段的、连串的种种的新奇谣言,那是表现了他们惊慌失措、无路可走的实在情形。”“这里不断的有人来问我,真的联合政府,是不是没有共产党在内,我说那是绝对不成,一定有共党在内。……可是我们又没有英文报,吃的亏很大。好在我们有许多甘心乐意帮助我们民主前进分子的朋友,一面替我们解释,一面替我们宣传,若不是那样,那可费了大事!”“以目前情形而论,中英文宣传实为万分紧要。”李济深将冯玉祥辟谣的信推荐到香港报刊发表,“以明真相,而释群惑”。

  当得知冯玉祥到美国国会提供的证词使美国国会将援华贷款从六千万美元减为一千八百万之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他公开宣布了冯玉祥的“叛国行为”,并表示要“用尽办法迫使他无路可行”。19471226日,蒋介石下令让冯玉祥于12月底前回国并吊销了冯玉祥的护照。194817日,蒋介石以冯玉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纪律不听党的约束等罪名,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同时又电请美国,希望把冯玉祥驱逐出境。但冯玉祥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为此,李济深、彭泽民、柳亚子、蔡廷锴、邓初民等联名从香港写信给冯玉祥,赞扬他是“民主革命的热情的战士”,嘱咐他“万一美国不容再留,则回来香港,共策进行,亦为民主阵线增加大的力量”。冯玉祥先后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为被召回国事发表的声明》、《对被开除党籍发表的声明》、《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等犀利的战斗檄文,揭露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达了自己为和平民主献身的决心。

  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除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还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破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在重庆将杨逮捕起来,进行公开审讯。因为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将领是他的学生,不除这个人,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除了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了他的秘书。

  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彻底失败前,开始策划疯狂的暗杀活动。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是其暗杀的重点对象。早在民革筹建时,国民党当局就曾派出特务去香港企图暗杀李,幸亏宋庆龄得到消息,派人送信给李济深,才使暗杀阴谋未能得逞。民革刚刚成立,就得到民革党员的情报:“兹得南京友人密报,南京现派国防部赵中将冰谷率领人员七十余人赴港,一、暗杀李济深、彭泽民、周鲸群、邓初民、陈其尤、张文及华商报负责人;二、设电台;三、分批南下造成恐怖。”1948年底,特务头子毛人凤又指使混进民革的特务张序(化名何友芳)暗杀李济深。但在他们实施计划之前,李济深已经秘密离开香港北上东北解放区,这个计划被迫放弃。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授意保密局开列了一张暗杀名单,有李宗仁、龙云、白崇禧、黄绍竑、刘斐、李济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蕴山等共计84人,其中有一半是民革成员。

  民革的成立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4814日,美联社发布电讯称: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成立革命委员会事,自由知识分子和国民党都极为注意。它认为,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推翻目前的国民党政府,组成联合政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认为,如果民革和李宗仁保持密切联系,那么,蒋介石从政坛上消失则是“指日可待”,而美国“必须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他指出,由于蒋介石“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所以“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李济深打算组织的是“联合政府”,并与中共进行了协商。司徒雷登认为,李济深如果作为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内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訛司徒雷登说,如果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这一集团的最基本方案是要求耕者有其田,立即停战,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

  虽然美国寄希望于民革,但民革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及美蒋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它在《成立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倒蒋与反帝不可分,只倒蒋而不反对美国反动派的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之帝国主义政策,则蒋氏之反动独裁政权纵被推翻,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仍有成立之可能。民革在《行动纲领》中提出:反对美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内战之政策,号召人民一致起来,要求美军及顾问团退出中国,停止军事及财政援蒋;不承认蒋介石独裁政府之一切卖国借款及订定之中美商约;并展开国民外交,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消除助长中国内战分裂因素,确保远东与世界和平。

  19483月初,美国领事与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会面,就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直截了当地谈话。美领事问:“民革之反对南京政府,系反对个人,抑整个政权?”李济深答:“当然是整个政权。”美领事问:“是否用武力推翻?”李济深答:“用政治、军事等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推翻它。”美领事问:“你认为美国如何帮助中国人民?”李济深答:“帮助我们民主党派,就是帮助中国人民。在民主政府未成立之前,停止帮助南京政府,一切救济物资不要交给南京政府处理,交给中国人民团体自己管理。”??

  1948年秋,美国政府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到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以代替蒋介石政府,然后由李济深出面与共产党谈判,实行“划江而治”,以阻止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李济深表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并会造成“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李济深对蔡说:“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人以记者身份找李济深,再次提成立“第三政府”的事,同样遭到拒绝。②

  194839日,美国政府官员找到冯玉祥,提出请冯玉祥回国去收拾局面,并说,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美国政府就不要蒋介石,还要帮你们民主人士的大忙,要钱给线,要军火给军火。美国政府妄图以民主人士的力量阻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冯玉祥义正词严地回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国同胞的宝典,谁更改了这个,谁便是叛徒。我们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而不能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这样做,不仅是三民主义的叛徒,也是中国的卖国贼。那位官员威胁道:“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考虑。”冯玉祥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就是:全国人民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作什么。如果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作什么,我们就作什么,那就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

  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欢迎

  国民党民主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建立起默契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友谊。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特地拜访了宋庆龄、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对宋庆龄等人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革命气节表示由衷的敬意。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香港工委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潘汉年、方方等共产党人也对民革的成立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帮助。这些支持和帮助,是民革得以顺利成立的重要原因,也是民革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并制定出与新民主主义纲领原则基本一致之政治纲领的重要原因。

  民革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支持。19483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评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今年元旦发表的宣言与行动纲领,这些文件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这一纲领在解放区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中。人民解放军进攻的继续胜利,将使这一纲领在全国范围实现。中华民族一切爱国的儿女,必须以一切方法帮助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匪军,把中华民国从美帝国主义与卖国独裁的蒋介石匪帮手里挽救出来。……我们欢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

  国民党民主派与民盟等其他民主党派有很长的合作历史。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和破坏,李济深利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身份,尽力支持民主政团同盟在桂林开展活动。民主政团同盟为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李济深认为此项活动意义重大,不仅设法帮助梁顺利到达香港,而且为梁漱溟征集了4万元港币作为办报经费。1944年夏,李济深派朱蕴山到重庆,建议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改变三党三派联合体的结构,广泛吸收无党派知识分子,扩大组织力量和影响,积极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接受了李济深的意见。9月,民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吸收大量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入盟,从而使民盟得到迅速发展。民盟在政协会议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召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47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解散。李济深在香港发表讲话声援民盟,他指出,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就是不允许在野党派的存在,从而彻头彻尾暴露了其独裁专制统治的真实面目。

  民革甫一成立,正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三中全会立即致电李济深,表示祝贺。贺电指出:蒋介石劫持党权、政权,实行独裁,背叛三民主义,推翻三大政策;外投美帝国主义,内依封建买办势力,屠杀良善人民。凡我国人莫不痛愤;兹欣逢贵会宣告成立,秉承中山先生遗教继续奋斗,不仅足以恢复贵党之革命光荣历史,更可以加强全国民主力量加速反动独裁统治崩溃。本同盟于此时召开三中全会坚持斗争到底,甚愿与贵会携手并肩共同努力,促成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之中国早日实现。

  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致民革成立的贺电中说:“当兹岁首,万象更新,贵会以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而宣告成立。逖听佳音,无任欣贺,从此,凡忠于中山先生遗教的国民党人,必望风景从,团集于贵会反独裁、反卖国号召之下,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伟业而奋斗,南京反动集团将为之丧胆,全国人民各民主友党则更增加团结与取得胜利的信心。……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反独裁斗争过程中与本党有历史的渊源。……本党应尊重这种历史关系,重视当前的革命要求,对这一民主战友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工作,加以热烈的支持,并同为中国人民争取胜利。”

  在各民主党派中,不少成员是交叉党员,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等人同时兼任多个党派或民众团体的领导,相互之间联系密切。1947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李济深出席会议并被推选为主席。李济深表示,“中山先生都参加了致公党,我也一定参加致公党”。但是,此时国民党民主派正酝酿成立联合组织,李济深向当时致公党的副主席陈其尤表示,他将把全部精力放在筹建民革方面。民革成立后,致公党向民革发致贺专函指出:“当此举国惶惶,忧愤交并之日,幸有贵党革命委员会之成立,适应时势,救党救国,于焉是顿。”明确表示:“今闻盛举,益感欣跃!此后携手并进。”人民救国会给民革的祝贺称:贵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1948年开岁第一件大事,值得欣喜鼓舞,贵党革命同志在这时候团结起来遵奉中山先生遗教,负起当前的革命任务,以贵党的革命历史及诸先生数十年来的奋斗经验,一定能够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很快地向前推进,所谓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本会于十年前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救国,现在又面临救国的新阶段,愿本精诚团结之旨,在反帝反封建及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原则之下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的大道上携手前进,为完成革命的使命,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从成立起,民革与各民主党派就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了这种合作关系。194823日,民革、民盟、救国会、农工、民进、民联、致公等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声明《不承认卖国条约》,严厉谴责美国政府援助南京政府、助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320日至51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总统,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行宪国大”,否认伪选举。民革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商讨对策后决定:(一)由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二)由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三)由地方团体个别的或联合的发表文章;(四)由各界个人联名发表文章。民革与民盟、民联、民促等8个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指出:“南京独裁政府的丧钟响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大团结,一致奋起打倒民族敌人的时候到了”,“每一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同胞都要参加这一个共同的历史事业”,这就形成了一个揭穿“行宪国大”反动本质的声讨运动,有力地声援了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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