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史料采集工作釆拍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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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抗战老兵故事系列〗上阵兄弟兵
来源:民革湖南省委会作者:民革湖南省委会发表日期: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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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去采访抗战老兵、关注抗战老兵这个群体,因为他们是一段曾被湮没历史的最后见证人,但他们平均年龄已届93岁,记忆力正在迅速衰退,余生的时日更是无几。

而且,有无数的老兵已经带走了他们全部的经历和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关于抗日战场的历史,更是组成那段历史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他们的青春献给了那个时代,同样被称之为抗日战士,本应在后世为我们所敬仰、纪念!

全国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已剩下不到两万人,民革浏阳市工委通过实地走访已确认浏阳籍抗战老兵有28位,奇特的是中间竟有一对抗战兄弟兵—91岁的刘光德和89岁的刘光尧。

兄弟抗战老兵向祖国向人民敬礼!

几年来去过老人家几次,有看望有慰问。山里的路曲折不好走,两位老人的名字也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记得那天走进哥哥刘光德的家时一股生涩的香味直冲鼻孔。前坪台阶上层层叠叠地摆着许多竹篾筛,老人的儿子介绍这些竹篾筛都是老人家的手艺活,用来盛放晾干庙里供佛用的盘香。老人家信佛,做盘香的经营,觉着离佛更近些,也是替自己内心求一份安稳,也时常替战场上已走的弟兄们祈福。盘香挂在梁上,像一座座塔钟,可以青烟袅袅地燃上好些天……

那天,正赶上他们六弟的出殡,我们去的时候,看得出两老人虽然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也掩饰不住他们眼神中对生死、兄弟、战友的那份淡淡留恋哀伤。

一文一武,兄弟俩同时走上抗战之路

刘光德,23年出生,在家中排行老四,篾匠,43年入伍,隶属国军第100军第19师输送连。

刘光尧,25年出生,排行老五,11岁开始学习裁缝,43年入伍,同属国军100军19师,分配到特务连,负责保卫师部安全。

哥哥刘光德皮肤白皙细腻,坐在那里不大说话,一副白面书生身体略显虚弱。弟弟刘光尧皮肤黝黑,满脸褶皱,思维活跃,说起话来像是打枪,急促而铿锵。

兄弟俩在家里都没读过什么书,个性一文一武。刘光德沉稳肯干,刘光尧调皮捣蛋。这种个性决定了他们哥俩迥异的军旅生涯。

1943年,日军侵略的战火已经在湖南肆虐。经历了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第九战区的国军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兵员,到处都在抽壮丁。

刘光德一家七兄弟,自然成了抽壮丁的重点“照顾”对象。父亲刘树政虽然干活不积极,但为保护自家儿子却拼了老命四处筹钱,先后买过6个名额的壮丁指标。可当时军队兵员极度缺乏,师部拉着保甲乡长强行订立指标,无奈之下老实的刘光德主动站出来,替全家承担了参军的指标。他很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民国三十二年的农历7月13日,手上的蔑器活刚好做完,就跟着部队的人一起去师部。走在半路上,发现弟弟刘光尧也偷偷地跟在后面,说是要一起去打日本鬼子。那一年,刘光德20岁,刘光尧18岁,正血气方刚。

当时驻扎在长沙浏阳的是国民党第100军第19师,师长唐伯寅。到师部驻地领一纸证明出个收条,就算是正式入伍了。尚武的弟弟刘光尧被师部特务连相中,负责保卫师部以及师长唐伯寅的安全。哥哥编入输送连,负责运送弹药补给等物资。

刘光德,只摸过三天枪的抗战老兵

“当时恨不得一扁担扑死日本人。”刘光德老人嘴里反复嘟囔着这句话时,我们都有些错愕,随即问道:“您手里没有枪吗?”

“我们输送连用的就是扁担挑物资,一个班只有一枝枪,拿枪的负责放哨。”

老人有点难为情:“其实我一共只拿过三天枪。班长把枪分配给我的时候,因不愿担惊受怕所以跟班长说,你非要我拿枪的话,就莫怪我要当逃兵。我是篾匠,所以休息时我就负责修理和削制竹扁担。因为这个特点班长也从没为难过这个不愿拿枪的兵。”

“难道您不痛恨日本人,不想拿枪来对付日本鬼子吗?”

“开始的时候,对日本人还没那么恨。但在常德的街上,看见一个快要生了的孕妇都被鬼子强奸了,完了还活生生被日本人用刺刀给挑破肚皮,毛伢子出来连脐带都连着。那是些畜牲。从那以后对鬼子恨透了,就想一扁担扑死他们。”

他们是有军务在身的输送兵,承担了19师作战时的后勤保障任务。在运送物资的途中,尽一切可能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保护重要物资的安全。我们一直认为输送连是用汽车至少是马车送军需,这一天才知正规军的输送连也是-根扁担两肩膀,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那时全师的补给靠的是他们肩抬手扛,平均每天要行军60多里路,而且大多是山路,天不亮就出发。老人突然感慨道:有一次,兄弟们好多天没吃过肉了,大家好不容易凑钱买了猪肉煮汤喝,结果只有我尝了一口日本人就来了,匆忙转移,我们饿着肚子咽了一路口水把物资送到了目的地。

那锅被日本人抢走的猪肉汤老人至今都不能忘怀。

43年11月,日军进犯常德,常德会战爆发。老人回忆道:在常德一个叫七家河的地方。和日军交上了火,我们还牺牲了一个连长,第8连的连长,他悄悄下水扎浮桥,被日军发现开枪打死了,好可惜的,年级轻轻,长得也一表人才,到了后来死人的事也就多了。

日军反攻碰到铁丝网、电网,就赶来大群的牛羊冲开。日本人一路打过了七家河,最后攻陷了常德,将常德城烧得一塌糊涂,军民损失惨重,我们也被迫退守到桃源、益阳一带。师部把我们拉到一个叫龟码头的地方重新军训了3个星期,重新组织反攻,终于把日军赶回了藕池口。老人笑逐颜开。

你问我想不想家人,想不想弟弟?想倒是想,但一打起仗来,那是王五麻子不认识李四麻子,哪里还顾得想这些呢。如果碰上部队检阅时也能看到光尧,但也说不上话,他神气得很,跟着师长很威风呢!一般检阅完他就跟着师长走了。知道他没事就好。

打仗是很造孽的事啦。刘光德把头歪过来,指着耳背后面的一道疤告诉我们,这是一发炮子儿(弹片)擦着后脑勺飞过,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听力也受损了,但万幸捡回了一条命。同去拿枪的就不一样啦,经常早上出去晚上就不见了。

45年部队到了江西萍乡,接到家里的信说母亲病危,于是我向连长请了3天的假,赶回去后母亲已经病逝了。等我料理完后事准备归队时,部队已经转移到浙江一带打游击了,我就再也没有回去。1946年我在老家结了婚,还继续做我的篾匠,搭帮党和政府的照顾,过得挺好的。文革的时候也没受整,有一次生产队长骂我是兵痞,我说我是打日本人的,他也就没说什么了。

老人的精神状态有些差,时常不记得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了。有时候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半天不说话,一开腔又抢话,把前面的故事重新讲一遍,偶尔也会和弟弟争辩上几句。

刘光尧,日本投降后分到了第一双皮鞋

尽管小了两岁,弟弟刘光尧的样貌却更显沧桑,满脸的皱纹深壑,但军人的那份精干气质在他身上保留得更多。他略带激动的讲述直接把我们带回那个烽火盈天的抗战时代。

“我是18岁自愿参的军,没有经过家里人同意,就偷偷跟着哥哥跑了,他拿我也没办法。在这之前,我11岁就学做裁缝,但我天生坐不住,最喜欢的事就是拿着棍棒和小伙伴们打打杀杀,结果没哪个师傅喜欢我,裁缝也学得半生不熟的。那一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了,要不是那时战场离湖南远,要不是父亲不让我当兵,估计我早就去抗日打鬼子了。

到了19师师部后,上头的人看我机灵,又会得几下拳脚,就把我直接分到了师部特务连,负责保护师部的安全,和哥哥就分开了。

入伍后,我们每人发一支步枪和一身军装,但没有鞋发。行军也大都穿的布鞋,有时穿草鞋。那时行军真的蛮背时,行军就下雨停下来就天晴,就这样走了半个多月,每天至少要走七十多里路。

师长唐伯寅对我们的军纪要求是非常严的,老百姓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拿,被查出来就要枪毙。19师的粮食供给是最有保障的,每天管三餐,每人都有标准。那个时候其他部队都只有两餐,所以19师军纪虽严,逃兵却最少。

44年6月日军第四次进犯湘北,一路打到了邵阳。国军在潭宝公路、水东江一带围住日军,首尾截断准备全歼敌人,然而日军修筑的工事非常坚固,且火力凶猛,我们久攻不下,人员伤亡也逐渐增多。10月2日邵阳沦陷,师部决定将部队暂时后撤,并分散成小股力量,和当地群众结合在一起,改打游击战。有一天晚上,我们特务连小分队遭遇敌人的汽车运输队,以为里面运送的是物资,准备动手截下来。没想到冲上去后发现里面运的全是兵,我们手头没有重武器,对方人数又比我们多好多倍,只好趁日军混乱边打边撤,把日本人打死了好几个,我们也牺牲了两人。回去后我们把这一情况上报到师部,师部迅速调整了布防。此后一段时间,日军都没敢有什么大的动静。

刘光尧老人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开始有些眉飞色舞。

部队又在离衡阳不远的地方驻扎了2-3个礼拜。45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我们一个连100多号人组织敢死队,都反戴帽子,清晨四点出发,悄悄潜入日军驻地摸哨突袭,包围营房,用冲锋枪堵住窗口,连续射击。日军遭到突然袭击,手足无措,被打得嗷嗷直叫。

有些被打伤的,拼命冲出来与我们扭打在一起。我拿着大片刀瞅着帽子没反戴的人就砍,一连砍倒好几个,那天晚上真的只听见血哗哗地流,鬼子死伤一片。半山腰的日军只看见山下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摸不清情况,也不敢下山营救,只好架着小钢炮一通乱放。当时我们都杀红了眼,根本没管炮弹,结果有一发炮弹下来,正落在院子里,幸好当时我正猫在窗户下,捡回一条命。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不少日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我们连也因此受到了师部的嘉奖。

1945年抗日战争中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爆发。19师守芙蓉山一役,全歼日军第109联队,对湘西会战的胜利功不可没。老人回忆道,和日本人打得最惨的一仗就在这里,整整一条河里面都塞满了人和马匹的尸体,臭气熏天,根本没法接近。日军凭借3000主力并有独立山炮第2联队的助攻,都没能突破19师的半个美械团的外沿阵地。日军一波一波地冲上来,甚至连他们的眉毛眼睛都清晰可见,老人说,那时杀日本鬼子就感觉是一件很快意恩仇的事。

日本投降大家非常高兴,这时我的军饷已经有四块半大洋一个月,而且还分到了第一双皮鞋,是一双日本军靴。第一次穿皮鞋的感觉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但也就是那时候接到母亲病危的信,向连长请假时,被拒绝,为了安慰我,许诺提拔我为班长。我一时心动,就没有回家看望母亲。结果这一等,就直到1950年在广西玉城向解放军起义投诚后才回到家,母亲早已去世,再无缘相见。老人谈及此,眼中泛起泪花,似有无限悔意。

父亲对我私自去当兵的事很生气,但我回家时看到他把我写的信都好好地珍藏在箱子里,几年来有厚厚一大摞,一封不少,我就知道,家始终还是我的家。四哥也都还好,继续做他的篾匠,只是我就没有继续做裁缝,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家里种田。抗战那段往事,俩兄弟就很少对外人提起。

当我们问老人现状时,老人闭眼思考了下:人嘛,总是要走的。打日本人是我们心甘情愿的,那么多次危险都能躲过,还活到了今天,已经是很幸运了,政府又这样关心我们,我们很幸福。

如今,经历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两位老人就坐在盘香的轻烟袅绕中,缓缓地继续聊着家常。战火的硝烟已经离他们远去,他们的身体也已经老了,不管历史如何演绎,未来如何变幻,不管是作为裁缝、篾匠还是抗战英雄,人们的灵魂终将还要归于平静。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于那段抗战历史应有的敬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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