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时间: 2008-09-05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字号:

第二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一节 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公开接受中共领导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进攻,将国民党军队分割和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个战场上,逐步形成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决战的态势。人民解放军处在十分有利的军事地位,国民党军队被动挨打,处境越趋不利。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城市政策、新解放区政策、工商业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逐渐完备和系统化,保证了各条战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其政治和经济危机。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打倒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条件日趋成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系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就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提出意见,他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提议于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此项会议,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同时还随信附了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并就联合声明的内容、文字以及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等问题征求李济深和沈钧儒的意见。5月2日,中共中央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会议问题电示中共上海局,指明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立即得到民革、民联、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革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举行会议展开讨论。各党派一致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由之路,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等,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表示完全赞同。5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华南分局,要他们就召开新政协问题,同真诚反美反蒋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知名人士交换意见。5月8日起,在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对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个以香港为中心,主要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讨论新政协的运动从此展开。

民革、民联、民促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新政协运动。1948年5月,民联在香港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是“民主统一战线争取革命胜利的具体指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衷心地一致地赞同这个正确的号召,而且积极地督促蒋管区的同志们共同行动来促其实现,并保证其顺利成功”。民联认为,将要召开的新政协应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至于社会贤达及爱国分子的新政协”。新政协的共同纲领,“应该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符合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民促也于同月在香港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与我们目前的主张相符合”,是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共同一致的要求”。宣言认为,新政协的构成内容,必须具备四个原则:第一,新政协必须是建立在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独裁,协调各阶层民众共同利益发展的立场上;第二,新政协必须领导目前全国的反美爱国运动,号召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征粮、征购、征兵,反对南京政府的苛捐杂税,反对一切迫害,反对饥饿;第三,新政协必须紧密联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外华侨、民主人士,通过革命斗争方式,彻底摧毁蒋介石独裁政权,“永远使其不有复活的机会”;第四,新政协必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各阶层人民利益互相协调为前提,而不以党派立场利益为前提。

5月23日,谭平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比较了新旧政协的根本不同,即旧政协包含着“民主与反民主两大势力”,其构成的成分不纯,而新政协摈弃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及与其同流合污的民、青两党和所谓“自由主义者”,其构成分子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确有群众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文章说,新政协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而“决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文章强调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新政协领导的责任应“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这些观点对于正确引导和影响新政协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多次充分的讨论,民革中央于6月25日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获胜、国民党反动政权行将崩溃的今天,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民革不仅同意中共中央这一建议,而且要“以此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声明》提出了对新政协的四项意见:(1)今后的一切决议与措施,“必须彻底明了全国人民的需要,并充分尊重其意见”,务使今后的新中国成为一个“全国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2)应下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3)必须坚决反对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援助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美帝国主义,“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而后已”;(4)新政协所实行的措施,“必然照顾到各社会阶层之利益,而使其在互助互利的原则下,共同发展”。

为了实现并召集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需要就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代表名额以及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时间及如何召集等问题,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意见。为此,中共中央于6月13日电示中共上海局和华南分局并告潘汉年,要求他们就上述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等,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并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再次提出希望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就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等问题“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这样,在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中,就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8月至12月,民革中央就新政协诸问题展开多次讨论,李济深、何香凝并与其他在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讨论了由中共中央提出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讨论修改过的文件《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在讨论中多数人认为,新政协应以团结全国人民,加强和扩大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统一、幸福的新中国为基本任务;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应是制订共同纲领和宪章原则、筹备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新政协的召集人应是中国共产党;新政协的参加者应是赞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党派和团体,而且应是在新政协召开前已用言论和事实证明其为人民尽了相当责任者。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但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于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等。在讨论过程中,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还推定陈此生、吴茂荪、林伦彦、梅龚彬4人分别起草了新政协共同纲领、新政协实施办法、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组织法等文件的草案,提供给有关方面进一步讨论时参考。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濒临覆灭的绝境。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民革的领导成员对于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逐渐趋于统一,公开表明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拥护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立场。1948年11月14日,李济深对美国《纽约邮报》记者马丁发表谈话指出,在“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间,没有中间路线或第三条路线”,如果美国还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话,“我们不能既反帝又反苏,我们也不能既反帝又联美”,中美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要看美国“是否能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只要美国“变更政策,我相信新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可以考虑与美国合作并维持商务关系的。当然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他号召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必须“立刻起义”并“有行动表现”才可能被欢迎参加新政府,如“等蒋倒了以后再有行动,那就不能算‘起义’了”。12月8日,李济深在回答法国《新闻社》记者提及有人认为中国不可能成立联合政府,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和中共接受苏联“直接军事援助”时严正指出:“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中共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1949年1月22日,民革、民联、民促已进入解放区的主要负责人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李德全、朱学范、朱蕴山、邓初民、冯裕芳、许宝驹、李民欣、梅龚彬、周颖、吴茂荪、林一元、赖亚力等,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共55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明确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共同进行人民民主革命,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这是民革第一次公开表明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标志着民革的重大政治转变。1月27日,民革在沈阳单独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指出革命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是“同其内容”,而中国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认为“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至重蹈辛亥以来革命失败之覆辙”。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为贯彻上述的政治主张,李济深给在香港和上海的民革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发出电报指示:“任何同志不得以分会或个人名义,在本会时局声明及民主人士55人对时局意见两文件范围以外发表政治主张”,“务须依照上述二文件所定之政治方向进行工作”,“一切有关政治军事策动及党派联络工作,均须事前请中央核准”。

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协运动,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民革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成立初期的联共反蒋发展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这是民革的重大进步,是民革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支进步政治力量的标志,也是民革继续前进的重要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