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时间: 2008-09-05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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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的同时,民革坚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配合中共,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发表反蒋言论,宣传革命主张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之际,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蒋介石政权一方面尽力征发一切可能征发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内战,另一方面又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用各种暴力手段打击和迫害民主党派,颁布并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整个国统区经济也濒临崩溃,一再爆发恶性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陷入绝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国民党统治基础走向瓦解,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统区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学生运动在“反迫害”的旗帜下更加高涨。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同济大学血案,上海、北平等地学生反迫害斗争再次掀起高潮。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迫害促使民主党派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鼓励下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明令取缔该盟。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1948年1月,就在民革成立之际,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任何解散民盟的决定,并提出站到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而奋斗。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民革从一成立起,就积极投入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革命洪流,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号召国民党员和全国同胞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斗争。

1948年2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重唱“第三条道路”的老调,企图挽回它在中国的失败。对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了有力揭露和批判。3月5日,民革中央常委谭平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一文,指出:在美蒋导演下,“无论打起‘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的臭旗子,还是高唱‘第三条路线’、‘再起和平运动’、‘要求国共两党息战’的滥调”,其主要目的,就是企图“分化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改善蒋朝孤立状态,借以获得喘息时间”。文章要求革命派除揭露和打击“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之外,还要“整顿我们的革命队伍,清除一班苟安妥协的动摇分子,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同年3月12日,民革在《为总理逝世23周年告本党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孙中山制定的革命主张“早已为总理叛徒蒋介石所全部抛弃”,“今天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民族权利”,国民党员和全国同胞都应“为打倒蒋介石卖国政权而奋斗到底”!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蒋介石集团为了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上一点“民主”的装饰,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对此,李济深当即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李济深否认伪选及伪国大的声明》,指出:1948年3月开场的伪国民大会,是根据1946年11月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召开的。而由这次伪国民大会选出的“大总统”、“副总统”,“不问其为何人,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全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坚决予以否认的”。李济深指出,这次伪国民大会上类似袁世凯的筹安会、曹锟的贿选之类的丑剧表明,国民党反动派是在“自掘坟墓”。5月3日,“行宪国大”闹剧收场第二天,民革中央即发表声明指出,南京政权“所以在军事、政治、经济严惩危机中急急召开伪国大”,其目的不外是“通过伪国民大会满足独裁者‘帝制自为’的大欲,并授予‘总统’以戡乱特权,使反动政权及内战合法化”。因此,民革对“伪国民大会所作的决议及由其产生之政府所签订的对外条约,对内一切立法及行政措施,一概不予承认”。

8月,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企图通过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财政危机,并对全国人民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掠夺。对此,李济深发表《反抗凶残的掠夺》一文,号召人民,尤其是工商业者不要与蒋介石集团合作,尽可能地收藏金银和外币,存实物不存蒋币,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行动。

10月,民革与民盟、民联、民促等8个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告同胞书指出:“南京独裁政府的丧钟响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大团结,一致奋起打倒民族敌人的时候到了”,“每一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同胞都要参加这一个共同的历史事业”。

这些行动表明,民革已经彻底走上了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已经坚决地站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步事业一边。

二、反对美帝国主义扶蒋内战

民革在反蒋的同时,积极地开展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援助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斗争。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的战略进攻,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为挽回败局,数次派人赴美乞求军事援助。12月23日,美国国会批准向国民党政府贷款1800万美元。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总额为463亿美元的援华计划,次日经杜鲁门签署而成为1948年《援华法案》。针对美国继续援蒋内战的行径,民革、民联、民促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声明,严正地指出美国政府继续援助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是助长中国内战,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只能加深中国人民的痛苦,因此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同时,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之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联领导人谭平山著文指出,美国政府的积极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只不过是“想用输血的方法来挽救蒋介石垂死的命运”,而指望以这种方法挽救蒋介石集团的命运则是毫无希望的。

1948年10月22日,民革、民联、民促和民盟、民进、农工、救国会、致公党等民主党派联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控诉书》列举了9个方面的事实,按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向大会提起诉讼,强烈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放弃美帝一切在华的海陆空军基地;立即停止援蒋,废除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他们还要求当时联合国将控诉书转发各会员国讨论,希望各国一起纠正美国现行侵略政策的错误。这次行动,在国际范围内扩大了中国人民反美侵华斗争的影响。

1948年2月初,冯玉祥、王昆仑、吴茂荪、赖亚力等在纽约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驻美总分会联络会,冯玉祥以民革驻美代表的资格向美国司法部作了正式登记。冯玉祥个人出资将民革成立大会的4个文件付印500册,分送美国国会、马歇尔、华侨商会、各图书馆、各大学等,进一步加强了反美援蒋的宣传工作。在各人民团体、华侨团体、学校、教会的集会上,冯玉祥发表了数以百次计的演讲。他指出:“中国现在已成人间地狱”,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个屠杀政府,把人民当牛、当猪、当羊一样来任意屠杀”,“只有和平民主才是出路,要和平民主就得制止美国援蒋”。冯玉祥对美国人宣传主要强调了这样几个观点:美援助长了蒋介石及其各级官僚贪污;蒋介石为自己开脱罪责,把内战失败的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大得人心,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迅速壮大,共产党在中国即将取得胜利”。他称蒋介石是“屠宰公司总经理”、“运输大队长”、贪污中饱的“无底洞”。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震动。冯玉祥还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和撰写文章,拜访主持正义的议员、法官及前副总统华莱士、前内政部长伊格司、英国和苏联的驻美大使等,向他们说明中国内战的真实情况,进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的宣传。为防止美国会通过援蒋法案,他还亲自到美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调查组作证,警告美国政府“如果借钱帮助蒋介石杀中国人,中国人民要把这笔血债记在美国政府账上,至于借款,中国人民是一定不还这笔账的”。冯玉祥讲了两个小时之后,美国国会原拟批准援助蒋介石6000万美元减少到1800万美元。为分化中国的爱国民主力量,美国务院派员拉拢冯玉祥说:“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绝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要钱有钱,要军火有军火。”冯玉祥严正回答:你们说不要共产党,这和我们没关系。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孙中山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如果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样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后来冯玉祥将此事经过函告李济深,李济深认为冯玉祥做得对,并将冯的信件在香港发表。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美国电讯工会、白领工人工会、交通工会的会长联合发表宣言,申明美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美国援助中国反动当局压迫人民的政策。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教友原来不了解中国内战真情,支持蒋介石(蒋是美以美会教友),听了冯的演说,改变了看法。该会一位神父对冯说:“以前我们由于蒋介石是美以美会的教友而引以为荣,听了你的演讲以后,我们都引以为耻了。”美国圣公会主教毛尔顿、神德学院院长保迪特博士以及其他宗教界牧师、神父等著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反对美国政府援蒋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呼吁各界人士踊跃参加美国对华及远东政策大会,共同督促美国政府改变目前执行的对华错误政策。冯玉祥在美活动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忌恨,他们宣布开除冯的国民党籍。冯玉祥不顾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当局的迫害,继续进行反蒋宣传。1948年,为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冯玉祥决定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乘苏联邮船回国,不幸中途因轮船失火遇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有关人士组织了一个“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向美国政府错误的远东政策进行斗争。当美国国会批准《援华法案》后,该委员会发起举行中国周活动,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政策。1948年4月20日,李济深致电“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美国反战人士举行中国周活动,指出中国周活动代表了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伸出的正义之手,它反对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政策,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的新生,“愿永恒地与贵国民主人士合作,共同致力于打倒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反动政策,为谋求世界人类永久和平康乐的基业奋斗到底。”当时冯玉祥受李济深的委托,以民革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国周开幕大会上发表了演说。6月2日,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民促领导人蔡廷锴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华莱士,表示热烈支持他“为争取美国民主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指出,大量美军驻在中国,是中国人民“不能忍受的侮辱”,中国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他们热烈地赞同华莱士提出赞同撤退驻华军队、停止援蒋、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具体建议,希望他继续努力,为中美两大民族和平共处与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李济深还特别为华莱士在伯灵顿演讲时遭反动派污辱一事致电慰勉,表示中国人民“皆愿为阁下后盾”。李济深曾多次会见外国记者,批评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呼吁美国政府尽快改弦易辙。

三、努力发展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

民革成立以后,为了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利用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历史、社会关系,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发展和壮大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

民革从成立起,一直把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和组织武装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前进的主要手段,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引导国民党将士脱离蒋介石集团,民革进行了大量策反宣传。1948年9月,民革中央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指出“黄埔同学及其他属于国民党的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国民党的生存,甚至为了自己的出路”,“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脱离蒋政府,到革命委员会来,和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年11月16日,民革中央发表《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立刻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总理手订的三大政策,“以达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任务,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政权及其凶顽集团”;军界人员“应立即效法吴化文、曾泽生、周福成诸将领作军事起义”;政界及地方人员,“应号召民众、组织民众,作政治起义,脱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经济工商界人员,“应一方面加紧瓦解豪门资本的经济体系,一方面加意保护工厂,使勿遭受破坏”;文教人员,“应积极倡导民主革命”,“激发革命情绪”,保护和维持好学校及文化机关,“勿使反动政府予以毁坏或迁移”。

为了有效地组织策反行动,1948年3月,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工作大纲》,并决定反蒋军事工作的实际行动,由李济深特设秘密机构执行。李济深、蔡廷锴、龙云、谭平山、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随即组成秘密军事小组,拟订了具体行动计划,并决定与中共华南局、华中局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指导,以期配合进行工作。

民革中央根据朱蕴山的建议,在华中方面暂时特设军事行动小组,加强对华中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南进。朱蕴山负责该组的政治外交工作,王笑天负责军事技术工作,李一平负责财务工作。于是,民革从香港陆续派出许多成员,带着李济深的亲笔信到内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策反工作。李济深还多次亲自给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写信,促其反蒋起义。1948年12月22日,李济深在给白崇禧的信中指出:“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协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桂系、西北军旧部及川、康、滇各地方实力派,在民革成员的联络与策动下,陆续派人到香港与李济深、朱蕴山、尹时中等联络,寻求支持。同时,民联、民促也各自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和成员的历史关系开展了策反工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民革先后在推动许多国民党军官率部起义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比如,原国民党济南守军96军军长吴化文、国民党59军军长刘振三、国民党110师师长廖运周、国民党19兵团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第51军军长刘昌义、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宗珩及该署所属第16兵团副司令曾元、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0兵团陈克非、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安徽省国民党军第2纵队司令陈瑞河等。此外,民革还在国民党政府系统内进行了策反活动,促成一些重要官员弃暗投明。民革的这些策反活动,对瓦解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军队、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促进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民革的策反活动基本上是在中共领导下或配合中共的行动进行的。

在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民革还进行了组织武装力量的军事活动。如在广东,民革曾组织了一批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斗争。还在香港开办了游击训练班,为游击队培养骨干力量。在四川和西康,由刘文辉主持,收编了一些县的保安团队和自卫武装,组成由民革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些地方武装多与中共地下组织及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互相策应,开展反蒋斗争。此外,在湘桂交界地区,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民革也有过组织反蒋武装的活动。

民革组织和领导的地方武装,势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是云南的“滇黔人民自卫军”。1948年初,经民革中央与中共华南局协商,决定派遣吴信达(民革中央执委、云南民革组织召集人)回云南,与杨杰(民联中央负责人)、万保邦(民革云南分会筹委会成员,原龙云、卢汉的部下,国民党第60军军长)等联系,商量筹组反蒋武装事宜。当时,万保邦在滇南一带联络了一些专员、县长以及龙云部下的中下级军官和中小地主,准备组织“人民自卫军”,伺机发动起义。吴信达到云南后,在杨杰的指导下,即与万保邦等加紧筹组人民自卫军的工作。1948年8月,民革中央派谭冬菁、张克明,中共华南局派许实到云南,了解和加强自卫军的筹组工作。年底,民革中央又派卢志远从香港前往云南,以加强工作。1949年1月,在蒙自成立了“人民自卫军指挥部”,万保邦任司令员,杨德元任副司令员,吴信达任政治委员,张克明任秘书长(此时张返香港,由卢志远代),万孟麟任参谋长,卢志远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共有兵力约8000余人。1949年2月28日,人民自卫军发起攻打蒙自县城,同时宣布正式起义,并散发了《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告云南民众书》、《告云南青年书》。由于举事仓促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起义失败,杨德元、卢志远先后牺牲。此后,人民自卫军分成小股在屏边、文山、马关、金平及中越边境一带打游击。随着云南的和平解放,人民自卫军各部按照民革中央和中共华南局的指示,陆续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收编。在人民自卫军存在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共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吸引了云南敌军的主力和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为促进云南人民的觉醒、推动卢汉将军的起义、实现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民革在策反和组织武装的过程中有过一些不当之处,如不择对象、盲目收编等。有的领导人也有过组织自己的武装以造成一种势力,从而在革命胜利后加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的想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和民革内部进步分子的不断努力,逐步克服了这些缺点,并把自己的革命力量完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旗帜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全国解放前夕,许多民革组织和成员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关系和自己的特殊身份,配合中共做了大量掩护、营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并冒着危险,保护了一批档案、资料、矿山、物资和公共财产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转移和破坏,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民革在参加民主革命、从事军事活动的斗争中,不少成员出生入死、英勇顽强,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乃至屠杀,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1949年2月,在上海、南京从事民革地下工作和军事策反的王葆真、孟士衡等15位民革成员被反动当局逮捕。民革南京筹委会主委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和工作人员肖俭奎3人,5月9日下午被国民党汤恩伯部枪杀。重庆民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黎又霖,因从事军运和营救难友等工作,于1949年8月被军统特务逮捕。同时和稍后被捕的还有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周绍轩、王国源、杨其昌等。重庆解放前夕,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4人被杀害。民革在川南地区负责联络地方武装的李宗煌,1949年5月正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重庆解放前夕被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集中营。民革中央执委、湖北民革负责人之一的曹天铎,1948年春奉李济深之命,持李的亲笔信到湖北麻城策动白崇禧部张淦兵团起义,后遭逮捕押送南京,下落不明。民革中央执委、民联中常委、民革、民联西南地区负责人杨杰,为民革的军事活动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9月9日,杨杰由昆明到香港,准备赴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之际,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寓所。据1949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民革从事地下工作和军事活动而牺牲的成员共32人。

四、成立初期的组织建设

民革一成立,即根据人民民主革命的需要加强组织建设,努力提高民革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保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开展和胜利。这一时期民革的组织建设主要是建立和强化中央各职能部门,并通过这些部门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推动民革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发展进步。1948年1月4日,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各工作部门,并任命了各部门负责人。主要有中央秘书处、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中央学习委员会等。

政治委员会是民革中央的政治设计机关,主要是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制定和提出工作方针及具体工作方案供中常会选用。如在其工作大纲中规定:“在争取民主阵线之扩大和巩固,打破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促进卖国独裁政权动摇瓦解的原则之下,拟订各种政治合作与政治运动方案,提供常委会采择施行。”因政委会正副主任冯玉祥、郭春涛一直未能到会,该会先由中常会指定陈其瑗为召集人。1948年6月26日,政委会第13次会议推举朱蕴山为负责人。经常参加会议的有陈此生、林伦彦、张文、肖隽英、吴茂荪、朱蕴山、陈驰青、陈劭先、陈其瑗、吕集义、梅龚彬等人。

政委会起草了工作大纲、军事工作大纲,讨论并提出了各方面的工作意见和方案。

比如,政委会讨论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请各民主党派讨论的解放大城市急需解决的7个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意见;讨论了中共中央1948年“五一”口号中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和表明了态度,还推定朱蕴山、陈此生、吴茂荪等人负责起草新政协的各种文件和办法。1948年8月29日,政委会第15次会议作出决议:(1)民革应以新政协作为主要工作。民革是国内三大政党之一,应尽力主动配合新政协的召开。(2)策反为辅中心,应配合全国形势去开展策反活动。(3)民革中央应搬到解放区去,以加强新政协的工作,在那里较为容易联络、策应,又可表现其组织联合政府的诚意。中央搬走的同时,准备设立华南执行部。

宣传委员会,由李子诵、黄文、梅龚彬、陈此生、邓初民、陈劭先、林伦彦、张克明、章导、胡导愚、陈其瑗、莫乃群、郑坤廉、肖隽英、吴茂荪等人组成。宣委会自1948年1月9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以后,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首先,针对时局的发展和中常会的决定,起草和发表了民革的各种文告、声明、谈话等。其次,筹办发行了报刊。经与上海迁港的《文汇报》多次协商,决定以《文汇报》为民革中央机关报,并于1948年9月3日出刊。该报以李济深、蔡廷锴、虞顺懋(沪版股东)、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马季良为委员,徐铸成为总主笔,马季良为总编辑,柯灵为副总编辑,严宝礼为总经理,并受到中共潘汉年、宦乡大力支持。1948年底,该报日发行量曾突破25万份,一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48年10月,为指导与联系本会会员,经中常会决定,办了一个党内的期刊,定名为《自由》(通讯版),林伦彦任主编,于11月1日创刊,共出了4期。在民革正式成立前,李济深、蔡廷锴根据共产党员董必武的提议,在香港创立了私立达德学院,由李济深、蔡廷锴以及中共南方局的方方等组成校董会,陈其瑗任院长,进行干部的培养工作,1948年底被港英当局封闭。

组织委员会由朱学范、陈汝棠、冯伯恒、陈秋波、章导、周颖、黄文、黄精一、李镇靖等人组成。组委会下设组织、训练、总务三个组,分别由陈汝棠、李镇靖(兼)、冯伯恒负责,并设秘书一人,由李镇靖负责。1948年1月22日,组委会决定了各级组织的通讯符号:总会(民革中央)——总公司(即国昌公司,李济深化名陈天任担任董事长);各委员会——行(组委会化名惠元行,宣委会化名德译行,政委会化名天佑行,财委会化名福安行,秘书处化名远昌行);各地分会——分公司;县、市民革组织——办事处、商店。组委会确定了民革的组织路线,并为防止投机分子混入民革组织,坚持会员标准,做了不少工作。如组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吸收会员的标准,规定:(1)入会会员必须同意本会主张,有坚决反帝反封建思想(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集团),赞成耕者有其田政策。(2)介绍人保证入会会员在政治上的可靠性。根据当时民革在吸收会员和委派各地负责人工作中的混乱情况,组委会第九次会议规定:“凡主席交办接洽的对象,必须由本会派人,先行多次接洽后,将接洽经过提会审查,然后提交中常会。”“一切组织应根据总章规定办理。”组委会在发展组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1948年1月22日第二次组织委员会会议起,由组委会提名、中常会通过委派,或中常会先决定、组委会追认,委派了国内外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在国内外建立组织和发展成员。到1949年3月底,正式委派的组织有:海外总分会5个,省、市级分会11个,特别小组4个,共20个单位。直接吸收并按规定填写入会登记卡(当时曾规定国统区组织和同志不填入会登记卡)的会员117人。到1949年6月,已有国内基层组织18个,海外基层组织6个,共有党员2185人。

此外,财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以及秘书处,也随着民革革命工作的开展,相应地开展了各自的活动。

由于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不少民革中央的负责人员不能常在香港,各委员会成员也常有不能到任、分工配合不够的,工作指导和工作计划不够完善;加上民革中央地处香港,经常受到港英当局的限制和美蒋特务的包围;经费、设备等方面又有不少困难(当时在港民革成员除“二餐一宿”外全凭自己搞零花钱。为筹集民革活动经费,曾举办画社、茶舞会等),所以,民革在港时期的会务活动,除在政治上公开发表声明、宣言,组织上秘密派人赴国统区建立地方组织、进行策反联络外,多限于计划和会议,见诸实施的活动不很多,成效也不甚显著。这种情况随着1949年民革中央机关迁到北平后才有了根本的变化,民革中央和地方的党务工作的开展才有了适宜的政治环境和物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