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而斗争
时间: 2008-09-05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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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而斗争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时留下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由于长期滥发纸币,市场上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秩序混乱;整个经济处于崩溃的局面,生产萎缩,交通阻塞,民生困苦,失业众多。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正确的措施,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物价日趋稳定,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这表明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在这样的形势下,1950年6月中共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书面报告,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会议指出,现在我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创造这三个条件,圆满完成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中心任务,不仅需要共产党努力,还需要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人民共同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为此,1950年5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和若干修改补充,并予通过。毛泽东在闭幕词中热切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积极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希望各民主党派像过战争关考验一样,过好土改关,对人民有所贡献。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政治、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特别是1950年至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民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一道积极参加五大运动,接受锻炼和教育。参加五大运动的情况依次是:

一、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我国人民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妄图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宣布派遣第7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于6月28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和我国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侵略行为。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占领汉城,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并轰炸我国东北边疆城市和乡村。9月30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庄严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民革和全国人民一样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慨,坚决拥护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1950年11月4日,由中国共产党领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严正宣布: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的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坚决支持出兵援朝。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6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报告中指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任务,也是民革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会议通过《确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本党当前中心政治任务的决议》,要求在全党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工作,克服侥幸偷安的麻痹思想,深切认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号召民革全体党员一致奋起,发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和全国人民共同行动,为贯彻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完成这一重大的光荣任务而奋斗。会后,民革各级组织按照《决议》要求,在党员中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克服各种不正确的认识,增强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民革党员积极自觉地履行抗美援朝各项义务,实践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许多党员动员自己的子女和亲属踊跃参军,赴朝参战。1951年5月6日,民革中央作出《关于实践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做好优抚工作的决定》,并于同月成立抗美援朝捐献总会,何香凝任主任委员。至1952年5月,该会收到的民革党员的武器捐献现金总数为13亿余元(旧币)。为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来函,对民革热烈推动爱国武器捐献运动表示感谢。民革中央和地方组织的部分领导人还先后参加慰问团深入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慰问伤病员和烈军属,开展宣传教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民革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全体党员同时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新区土地改革运动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领导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统一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为了统一思想认识,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分子代表人物,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解除各种怀疑,纠正错误认识,达到认识一致。

民革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法》,并号召党员积极投身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去,为土改圆满完成而努力奋斗。李济深在中共中央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障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全体民革成员都应为完成土改任务而奋斗到底。”民革党员中的一些爱国起义将领也在各种场合表明支持和拥护土改的态度和立场。刘文辉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卢汉说:“自己原是一个地主,回到家乡,一定要多方解说、劝导,为实现土改而斗争,自己首先放弃过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权益。”邓锡侯也说:“我下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这些同志的表态,受到广泛的欢迎。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经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同意,决定组织民主党派成员及民主人士参加、参观土改工作,以使他们获得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并在推进土改的胜利完成中发挥积极作用。据此,1950年8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将此协议内容电告各行政区军政委员会,要求他们与当地各民主党派领导机关协商执行。为此,1950年8月,民革中央发出关于参加土地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地组织推动党员学习、宣传《土地改革法》,并积极参加土改运动。9月,民革中央部分负责人和干部首批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的土改工作团,深入到华东、中南等地农村进行土改。随着土改运动的全面开展,民革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党员陆续分期分批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据统计,占总数四分之一的民革党员投入了这场伟大的反封建斗争,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和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进一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革在这次运动中经受了考验,顺利地通过了土地改革这一关。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中共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匪特、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势力,保卫人民革命成果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场伟大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残留在祖国大陆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区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头子,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以为梦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纷纷从阴暗角落里钻出来,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炸毁铁路、工厂和矿山,烧毁仓库、抢劫物资、纵火放毒、暗杀革命干部、残害群众,甚至组织反革命地下军,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严重威胁着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此,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依据《共同纲领》,开展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活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全面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实行坚决镇压、依法惩办。对真心坦白或立功者,分别予以宽大待遇。指示还规定对反革命处理要“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消息”,“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在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规定对各种反革命案件的处理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有了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条例》公布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即形成全国性高潮。

在这场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的严重斗争中,民革做了大量的工作。1951年2月28日,民革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要求全体民革党员提高警惕,严防反革命分子破坏,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民革中央与北京市组织,在1951年4月举行了“拥护镇压反革命运动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大会”。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会上讲话,号召民革党员以实际行动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并向群众广为宣传。鼓励曾参加过反动组织的成员进行坦白登记,澄清自己的历史。民革上海市组织还同上海民盟、民建、民进、农工、九三、台盟和青年团等组织联名发表《拥护政府逮捕反革命罪犯》的声明,号召全上海各界人民动员起来,“控诉反革命的罪恶,检举与监视反革命分子,认识反革命的危害,使人人看清反革命分子是我们人民的公敌。”随后,民革各级组织对所属成员进行了分清敌我的教育,协助政府,向群众宣传有关政策,检举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举办讲演会、座谈会,学习和宣传有关文件;有的协助当地政府监视和防止特务活动;有的号召党员利用社会关系,规劝特务和反动党团分子进行登记等等。同时,民革对自身组织也进一步作了清理。民革在镇反运动中的积极行动,对运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三反”、“五反”运动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改变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使我国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指导下,有了相当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一些资本家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追逐暴利的恶习也开始膨胀起来。他们违背《共同纲领》,反对国家限制,不惜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向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他们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总称“五毒”的违法活动。在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中,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的少数干部,有的追求物质享受,讲排场,大肆铺张浪费;有的滋长官僚主义恶习,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的同不法资本家勾结,堕落为蜕化变质分子。

为此,中共中央从1951年11月起,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于是从1951年底开始,在党、政、军、民内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在城市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也在全国城市展开。

1951年底,民革中央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关于进行“三反”运动的英明决策。同年12月25日,民革中央及北京市分部联合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并决定成立民革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1月15日,民革中央向各地组织发出指示,号召全体党员,并动员所联系的群众,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年2月29日,民革中央又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三反”运动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李济深发表文章,号召全党成员积极投入这场伟大运动,并结合反贪污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斗争进行思想改造。嗣后,民革各级机关内部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树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观点。为了保证运动领导得力、开展深入,民革中央要求各级组织都成立相应的节约检查委员会,以严肃的精神、关心的态度,参加这一斗争。5月6日,为了解地方组织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并进行指导,民革中央常委会决定派常务委员陈劭先视察山东、上海、浙江、南京等地方组织,组织部长朱蕴山视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方组织,促进了各地方组织“三反”、“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违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也巩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运动中,民革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运动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民革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经受了一系列重大锻炼和考验,提高了政治觉悟,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为迎接即将来到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