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参加国家管理和重大决策的讨论
时间: 2008-09-05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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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参加国家管理和重大决策的讨论

 

新中国建立后,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一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协商,积极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和讨论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经过各方面代表人物和全国亿万人民反复讨论,最后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它的诞生标志着《共同纲领》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成为各党派、各阶层、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准则。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程潜参加了这个由32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中共中央指示,宪法必须充分反映我国人民革命和建国以来社会关系的伟大变革,总结这些变革的主要斗争经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指明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道路以及所采取的方针和步骤。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中共中央起草的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决定将这个初稿分别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国政协分组讨论,同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各级组织。3月下旬,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五百多人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讨论。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以及当时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均被邀请参加。会议分成17个小组,开会260次,历时两个月。讨论者对宪法草案初稿全文逐章、逐节、逐条、逐句进行了讨论,提出两千多条修改意见。民革全国各地方组织的负责同志,也在当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讨论委员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宪法起草委员会对提出的意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讨论,至6月11日顺利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审查通过了这个宪法草案,决定予以公布并在全国人民中组织讨论,以便搜集意见,再作修改,最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颁布。对此,《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充满信心地进行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热烈地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的诞生。

1954年6月21日,民革中央发出《关于动员党员讨论和宣传宪法草案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已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我党李济深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发言,对于宪法草案的全部内容表示竭诚的拥护。各级组织应即动员所属成员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并在所联系的群众中积极宣传宪法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同时指出:“各级组织关于宪法草案的讨论和宣传工作应在当地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布置下进行;各级组织应着重启发成员提高政治觉悟,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努力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我国的第一个宪法的诞生。”

通知下达后,民革中央及地方组织热烈地展开了讨论和宣传宪法草案的活动。各级领导同志带头,纷纷在各种报纸、刊物上撰写文章,或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表示自己对于宪法草案的拥护。参加学习的各地成员听了宪法草案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条文解释等一系列的报告以后,在各种小组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表示拥护宪法草案,深感宪法草案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乃至全国人民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情。宪法草案记录了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出现的伟大社会关系变革的实际情况,总结了我国人民主要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把我国人民多少年来英勇奋斗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在我国逐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共同的愿望,用立法形式肯定下来。它将充分反映我国广大人民的意志,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讨论和领悟宪法草案的基本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大家进行了逐章和逐条的讨论。整个讨论期间,民革全党提出的修改意见、补充意见和问题共3200条。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报告阐明这部宪法的意义,并就其基本内容作了说明。同时对人民群众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解答。9月20日,出席会议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由主席团公布。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明确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明确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规定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同时,还明确规定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我国存在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有这些规定,集中反映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适当照顾到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民主党派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也为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包括民革在内的民主党派所欢迎。熊克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是开创我国民主宪政新纪元的一个光辉标志。”张治中称颂《宪法》“结构严谨而明确”,“措辞简练而通俗”,“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宪法,是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繁荣的远景的宪法,是符合全国人民希望和要求,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创造人民幸福生活的宪法。”邵力子回顾自己参加宪法草案多次讨论修改的亲身体会说:“从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到宪法的正式颁布过程中,确切证明了广大人民确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在今天我们的国家公布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实在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宪法的公布,博得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决不是偶然的。”这些发自肺腑的谈话,代表了民革全体党员的共同心声。1954年12月25日,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决定以“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力贯彻宪法的实施”等7项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和个人共同遵守的准则。民革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了章程的制定,并决定以这个章程的总纲为民革的政治纲领。此后,民革的一切活动便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革还利用多种形式,与中共一起讨论、协商,参与国家各方面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建国初期,为了给民主党派提供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和机会,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几种比较稳定的形式。一是双周座谈会,1950年3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为了使双周座谈会组织制度化,1950年9月,全国政协还通过了《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组织办法》规定,双周座谈会的参加者分当然参加者、自愿参加者和临时邀请参加者三种。当然参加者包括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推出的代表。自愿参加者包括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常委、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组长、副组长;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委员及办公厅正副主任;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正副首长;政务院所属各部、委、院署、行政首长及政务委员。临时邀请参加者包括来京的各大行政区及省市人民政府正副首长以及地方政协正副主席。双周座谈会的活动形式主要有报告会和座谈会两种。内容为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座谈时事问题;协商有关单位提出的问题等。建国以后,民革成员从各个方面参加了国家政权的管理工作,在座谈会参加者的三种人之中都占一定数量的比例,因此双周座谈会成为民革成员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讨论、制定的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二是协商座谈会,是建国初期中共与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国事的又一形式。协商座谈会与双周座谈会不同的是,形式灵活,参加人员及人数也不固定。一般由中共中央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召集,着重就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时事、国内外形势及党派关系等问题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民主协商或通报情况。三是最高国务会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54年设立。经常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以及政府各部、委负责人等。由于建国初期在国家机关中,有相当一部分民革党员担任了领导职务,因此,最高国务会议就成为民革参政议政的最重要的形式。

二、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指引下,从1953年开始,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为此必须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扩大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健全和充实我国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便更好地为正在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治制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范围内曾不同程度地得以实施。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正式确认了我国国家政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国以后,经过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我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为提高,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日益安定,实行全国普选,结束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的条件基本成熟。

1953年1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3月,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选,逐级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革中央和地方组织的部分负责人和干部参加了各级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普选,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民革成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共有68人。大会依据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民革中央领导人程潜、王昆仑、邵力子、柳亚子、陈劭先、黄绍竑、熊克武、蔡廷锴、龙云、张治中、谭平山等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程潜、张治中、卫立煌、蔡廷锴等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朱学范、李德全、蒋光鼐、刘文辉等先后分别担任邮电部、卫生部、纺织工业部、林业部部长。

同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委员中有民革成员85人。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建立,从本届起,全国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是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当选为副主席。民革部分领导人还当选为常务委员。

此外,民革党员担任各省、市这一届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达五百多人。许多民革成员还担任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以及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

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民革成员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参与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担任各级政府领导职务的民革成员,也在中共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与中共党员干部紧密配合,大胆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广大爱国华侨普遍敬仰的何香凝,担任国家侨委主任时年已古稀,但她为开展新中国的侨务工作,不惜以年迈之身,操心劳神。当时侨委每星期照例开一次常务会议,讨论重大问题,何香凝都尽可能出席主持。在她主持侨委工作期间,侨委努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侨务政策,就各种具体的侨务问题,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请示报告、建议和处理的办法,有关部门据此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条例、指示。1951年8月21日政务院发布了《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1955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1956年8月18日国务院转发中侨委、内务部《关于选举中改变华侨户地主成分的意见》,1957年3月6日国务院转发侨委《关于加强对归国华侨职工、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和适当照顾其生活的请示报告》等等,这些方针、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体现了新中国对广大侨胞实际利益的关心和保护,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侨胞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建国初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中监委)主任的谭平山,与中监委的中共组织合作共事,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意见,为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监督体制和制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朱学范担任部长的邮电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了邮电建设的主要方面,是加强首都同各重要城市和新的工业城市的通信联系,并配合新工业城市建设的需要,积极整顿并稳定发展乡村的通信事业。与此同时,邮电企业要大力提高业务和技术水平,注意通信科学的研究工作,改进经营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工作质量,以适应国家和人民对邮电通信的需要。为落实这一目标,朱学范在1956年6月2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就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邮递员制度问题,报刊推广发行问题,乡村电话建设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办法,在以后的邮电工作中得到了逐项的落实。蒋光鼐在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期间,与纺织工业部党组的同志关系融洽,互相支持,彼此尊重,表现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受到部各级领导和职工的爱戴。在中央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还经常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热情关心和指导,提高了领导、组织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