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时间: 2008-09-05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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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一、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

1953年,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完成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当时,抗美援朝战局早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任务,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战争的影响并有剧烈的社会改革相伴随,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也得以顺利进行,并在三年内就实现并超过了“三年五年恢复”的预定计划。这都说明,国家已经获得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及时决定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发展国家工业化为计划的主体和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热情。

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与资产阶级之间经过了几个回合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工业化大规模的发展又引起这些矛盾的加剧,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考虑在城市限制资本的问题。在农村,土改以后农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无法满足城市工业化对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的需求,而贫富分化又使个体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十分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都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考虑加紧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因势利导,及时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纲领。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中共中央决定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运动。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部分工商界人士座谈。民革的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等出席了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措施和步骤。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周恩来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指出:“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会议号召各民主党派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民革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从组织安排、学习内容、方法、措施等方面都作出一系列规定,从而在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中掀起了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学习的具体情况在本节中还将详细说明。

1955年底至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为了迎接新的形势,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从组织、政治、思想上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年2月21日至29日,民革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36人。李济深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6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的方针任务报告。报告说,6年来,由于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党同志的一致努力,民革正确执行了政治任务,贯彻了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报告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民革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联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此外,还有晚清和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旧军政人员、旧知识分子,也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做他们的工作。大会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定,要求全体成员认识这个任务的重要意义,排除各种思想障碍,广泛开展联系工作,帮助这些人士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认清前途掌握命运,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各地组织要根据具体情况,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分期分批同当地应当联系的中上层人士基本建立联系,以各种形式帮助他们进行学习。

报告号召民革全体党员积极学习,紧张工作,克服保守思想,努力自我改造,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坚持对内外敌人的斗争,带动所联系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也号召,“扩大团结,密切联系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建设社会主义,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而斗争。”

大会通过并发表了《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希望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响应祖国号召,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努力。大会还就加强对台工作作出具体决定,要求各级组织发动党员和所联系的人士撰写稿件,宣传政策,介绍祖国大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情况,并同台湾军政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建立联系,帮助他们和在台湾的亲友通信。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进一步阐明民革的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组成单位,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政治纲领。民革的政治任务是,动员和团结全党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在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了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32人,候补中央委员43人。在三届一中全会上,李济深继续当选为主席;何香凝、程潜、谭平山、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龙云、邓宝珊、陈绍宽当选为副主席。梅龚彬任秘书长,陈劭先任团结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会还推举了民革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民革三大是民革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大会总结了二大以来6年的工作,明确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方针,为民革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会后,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广泛开展社会联系工作,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经受住了考验,跟上了时代步伐,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以新的面貌进入了社会主义。

三、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活动

民革三大决定以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作为民革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首要任务,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以邵力子为主任的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开展社会联系工作。

5月5日,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李济深、蔡廷锴、熊克武、龙云等出席会议,李济深在会上讲话指出:“社会联系工作,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希望能认真开展工作,做出成绩。”邵力子主持会议,宣告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会议讨论了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组织简则,要求各地方组织相应成立社会联系工作机构,制订规则、开展工作。

继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中联委又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在联系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联系工作的领导。到1957年2月,民革24个省、市组织已经联系了22463人,组织了12958人参加学习。在联系工作中,各地组织采取了诚恳耐心和积极关怀的态度,使联系的社会人士感受到民革对他们的关怀,觉得民革组织对于他们要求进步、改造思想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很愿意与民革组织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组织社会人士进行学习,加强对联系者的思想教育。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积极组织社会人士进行学习。学习内容一般以时事政策为主,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政治措施,并讲解一些政治、经济的基本知识。学习方式除听大报告、分组讨论外,还采取了小型座谈、组织参观、个别访问、传阅文件等生动活泼切合实际的形式。通过学习,所联系人士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和爱国主义觉悟,纷纷表示愿意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同时通过学习,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也为他们参加工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

(2)关怀社会人士的就业和工作问题。在社会联系工作中,各级组织对社会人士的生活问题和就业要求,采取了积极关怀、深入了解、及时反映、分别情况、逐步解决的方针。对于要求参加街道工作、扫盲运动等社会服务工作的社会人士,积极鼓励,并给予广泛介绍。对于学有专长希望就业以贡献自己力量的,根据客观需要与可能,及时反映予以协助解决。对于有一定工作能力的,替他们多出主意、想办法,鼓励他们从事社会服务的职业或劳动生产。对于老病贫苦、无依无靠、亟待救济的,帮助他们尽力向政府反映,求得解决。对于已经参加劳动生产的,鼓励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中安心劳动,积极生产,争取光荣。对于群众观感不好,就业条件尚不成熟的,则帮助他们搞好群众关系,积极学习,创造就业条件。社会联系工作开展以后,有许多社会人士通过民革的协助走上了工作岗位;相当一部分人得到群众的信任当选为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

民革社会联系工作得到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联系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经过民革组织的帮助,社会人士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热情显著增长,许多人积极参加街道工作、扫盲运动及其他社会活动,其中涌现了不少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工作者。有人在肃反运动中检举了反革命分子,不少的人愿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尽力。随着联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在各地方社会人士中逐渐洋溢起爱生活、爱劳动的新气象:聚谈时事、结队参观、演戏赋诗、观摩书画、整理古典著作、翻译外文书籍,精神焕发,丰富多彩。他们由衷说出了反映内心变化的话语:“过去只认为祖国前途光芒万丈,现在感到个人前途也光芒万丈了”,“我们虽然老了,但还可以为社会主义搬块砖、添把土”;有人订了十年计划整理《黄帝内经》;有人把二十几种农业技术贡献给政府。

四、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活动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就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发言说,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他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为了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他再次宣布,爱国不分先后,不管过去有多大罪过,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一概既往不咎。他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发挥重要作用,并希望他们回大陆省亲、探友,并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发言,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和民革同志的强烈反响。1956年7月3日,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一致拥护周恩来的发言,同时认为,由于国际紧张局势日益和缓,美帝国主义日趋孤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发展,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越来越不甘心过那种随人俯仰的生活,周恩来代表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明确而具体的方针,必将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发生深刻的影响。会议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人能够及早响应祖国的号召,在“爱国一家”的原则下,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会上还交换了民革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如何为和平解放台湾进一步贡献力量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在台湾的亲友回到祖国的怀抱,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享自由幸福的生活。

为了加强对台工作的领导,1957年2月18日,民革三届中央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由张治中任主任,邵力子、黄绍竑、翁文灏、贺贵严、刘斐、屈武、刘仲容、侯镜如、骆介子等为副主任,积极开展对台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1)推动各级组织积极与台属及原国民党人士联系,采用谈心、座谈会、学习周总理讲话等方式,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顾虑,动员他们同台湾的亲属建立联系。通过民革党员的努力,许多台湾军政人员家属纷纷表示愿意采用各种方式,动员自己在台湾的亲属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

(2)组织和发动党员及所联系的人士撰写了大量对台宣传稿件,宣传国家的政策,介绍祖国大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情况。

(3)帮助台湾军政人员在大陆的亲属与在台湾的亲友通信,通过信件联系,使台湾军政人员了解了国家的政策和祖国建设事业发展情况,许多人都表示愿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

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宣传国家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动员台湾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反右扩大化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使得这一好的势头受到冲击而没有坚持下去。

五、加强成员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

建国以后,民革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为实现其“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践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鉴于民革党员是以原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为主要对象这一特点,一直十分注重广大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把这一任务作为民革自身建设的重要环节来抓,帮助广大党员提高认识,转变作风,更好地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1949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第6条就规定,党员有“努力学习进步的理论,提高自觉,并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义务。这次会议通过的《宣言》更具体指出:“务使每个党员都能认识时代,认识真理,以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以协作精神代替主观偏见,学习中山先生进步和创造的精神,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我们友党的廉洁朴素艰苦卓绝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为了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的任务落到实处,1950年4月22日,经中央常委会议通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组织简则》规定,“学习委员会由中常会推定委员5人至7人组织之,并指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1人”,“学习委员会得分期制定学习计划,学习提纲,指导各地方学习工作,审查各地方学习报告,及其他有关学习之事项。”6月,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划与准备,民革的党内刊物《民革汇刊》创刊。《发刊词》说明该刊的宗旨是“推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纲政策,传达民革中央的重要决议,加强中央与地方同志们与组织上的联系。”可见,《民革汇刊》的创办,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推动加强民革党员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改造。

在建国初期的七八年间,对于党员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民革根据领导党和政府在每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组织和推动全体党员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以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加深理解民革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任务和作用;研究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科学的发展,以进一步加强对于新民主主义和统战任务的认识。”为此,学习委员会于1950年6月向全党发布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学习提纲》,“提纲”要求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为基本学习文件,着重搞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等问题。同年11月,民革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内学习工作的指示》,对党内学习的任务和要求,内容和程序,学习的方法,学习的组织领导,学习的检查和报告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配合这一学习运动,《民革汇刊》上还发表了一系列的学习辅导和体会文章。通过学习,在党员中基本划清了新民主与旧民主、共同纲领与非共同纲领的思想界限,为建国以后民革参加中共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思想理论保证。

第二,根据中共在建国初期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要求,民革及时组织党员及所联系的社会人士认真学习中共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推动他们认清形势,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各种运动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帮助他们划清敌我界线,打消思想顾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逐步克服了把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的错误观念,由此提高了全体成员的爱国主义觉悟。“三反”、“五反”运动不仅是经济战线上的严重斗争,而且也是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民革广泛教育党员深刻认识“三害”、“五毒”的严重危害性,进一步树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思想。配合这一系列政治运动而展开的思想教育和自我改造,使党员中的错误思想得到了极大纠正,有力推动了党员参加国家建设和各项社会改革的积极性。

第三,全面组织、深入动员学习和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9月24日发布的庆祝国庆4周年口号,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了学习领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提高全体党员的社会主义认识,民革中央常委会于10月20日举行会议,决定在在京中央委员、在京团结委员、中央理论政策研究会委员、中央学习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分部委员、总部干部及北京市分部干部中间展开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学习由中央小组统一领导,下设由屈武负责召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干事会,编成6个学习小组,负责组织学习。会议要求各小组成员以一个半月或更长的时间,密切结合思想实际,掌握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学习,正确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通过自由思考,相互帮助,正确认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和意义,批判错误思想,使每个成员都在思想上提高一步;同时结合民革在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负担的任务和各人的岗位工作,使大家通过这次学习都能进一步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加强工作效能,对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会议还对学习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12月21日,民革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开展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的指示》,要求各地方组织认真推动和帮助所属党员在当地党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开展学习。

12月18日,民革中央在《民革增刊》发表《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短评,文章指出: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具体工作中贯彻总路线的重要准备工作,是民革当前的一项中心政治任务。总路线和总任务包含的内容多,涉及的范围广,有着从理论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总路线和总任务牵动着各个阶级、各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也牵动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还与每个人的吃饭穿衣紧密相连。因此,文章强调要把学习总路线与每个人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我们思想改造的内容,就是以社会主义的思想,逐步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是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逐步缩小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阵地。”

为使民革成员更明确地认识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中本党工作的方向,《民革汇刊》还组织了笔谈会。何香凝、熊克武、谭平山、蔡廷锴、蒋光鼐、陈绍宽、朱学范、赵祖康等分别发表了书面谈话。他们在文章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伟大意义,畅谈了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体会,表达了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而积极奋斗的决心,及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热切向往之情。这次笔谈,对推动广大党员的学习,起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1954年2月16日,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对各地组织学习总路线的情况进行总结,会议认为这次学习,取得三个方面的收获。

(1)在理论上对总路线有了初步认识。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第一阶段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翻了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变为全民所有,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为农民所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已经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因此,我国的过渡时期应该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第二阶段的革命虽是“和平转变”,但在性质上仍是革命,只是“和平转变”,不是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方式,而是采取逐步过渡逐步改造的办法。

(2)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认识到学习总路线的过程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开始感到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有很多地方和总路线相抵触、不适应,如果不好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就不容易过社会主义的一关,产生了加快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紧迫感。

(3)通过学习,广大党员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和总路线是息息相关的,开始以总路线来要求、检查和提高自己的工作。在总路线鼓舞下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总路线、总任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6年4月25日,经过长期筹备,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创刊。这份报纸,是为了加强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全体党员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和改造,贯彻民革“三大”提出的加强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其中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的要求而创办的。报名《团结》,包含民革同志对过去历史的深刻总结和对未来的期盼。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进步,团结和教育密不可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新国家需要团结;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团结;民革党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造自己,不断取得进步,也需要团结。《团结报》的创办,对于沟通民革组织和党员及所联系社会人士,推动他们学习,促进他们更好地团结和改造,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七年间,是中国开始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要完成这个过渡,必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他们所联系的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一起,共同奋斗。为此,1950年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对民主党派的总方针,即是:帮助他们团结、进步和发展,同他们真诚合作,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导下,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一道,在建国以后的新形势下,积极清理、整顿和发展组织,加强对成员的思想教育和改造引导,把成员的思想统一到《共同纲领》和宪法的基础上,从而充分调动和发挥了自身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积极参加和拥护土改、抗美援朝到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从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协商、决定和执行;从代表所联系的阶层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协调国家适时地调整利益关系,促进多党合作的发展;从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和建议等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民革充分证明了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十分坚实的政治基础,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独特作用和巨大的积极性。这就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六、学习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

在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各民主党派顺利过了社会主义关,开始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转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根据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多党合作比只有一个党好,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要有两个万岁,要改善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年9月,中共“八大”重申了这一方针,并对这一方针作了深刻的阐述。“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继续联系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所以,民主党派还有长期存在的必要。“八大”认为,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对共产党有益无害,在各党派之间也能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可以听到党内不易听到的意见,可以发现党的工作中不易发现的缺点和错误。与此同时,民主党派也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次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八大”对民主党派性质、任务和作用的新界定,给了民革全体党员以极大的鼓舞,更加激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在1957年3月召开的民革三届二中全会上,李济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标志着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就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好地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要求民革各级组织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指引下,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加强对成员和所联系人士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帮助他们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主人翁的态度做好工作。同时,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他说,对于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我们也要诚恳地积极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在考虑问题、决定政策和进行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加完善。

民革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积极反响和热烈拥护,以及对这个方针的认真学习领会,不仅推动了自身的进步,也提高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