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大跃进和调整关系期间
时间: 2008-09-05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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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在大跃进和调整关系期间

 

一、调整政策,为右派分子摘帽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大会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在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

这个时期,民革各级组织的日常工作除了进行整风运动以外,还紧跟形势,推动成员学习总路线,参加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参加这些运动的过程中,民革还是得到了锻炼。

同年11月,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要求成员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必须加速进行自我改造。大会通过的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把民革仍然确定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表现了“左”的思想对民革的严重影响。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民革工作基本上没有大的进展。在这次大会上,由于李济深的耐心说服和中共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大会把已经划成“右派分子”并被撤销职务的龙云、陈铭枢、黄绍竑、李俊龙等人再度选进中央委员会,龙云还被选为中央常委。这种做法受到广泛的欢迎,后来民革各省市地方组织进行改选时,也都有一些“右派分子”当选为委员。在民革四届一中全会上,李济深继续当选为中央主席。

195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从这次会议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实际工作中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纠正,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渐有好转。在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在调整工作方针的基础上,又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纠正“左”的错误,缓和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关系。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座谈。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比如世界观问题,洗脑子不容易一下子洗得那么干净,需要慢慢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多数人跟过来了。有相当多的人,已基本上转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贯彻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针,取得了成绩。应该继续前进,继续改造。总的说,大有进步,还有问题。毛泽东并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现在不搞反右倾运动。同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还指出,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有关文件时,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毛泽东的谈话和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及时稳定了党外政治形势,对民革也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这次座谈会之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出:“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9年国庆节前后,全国约有9%的“右派分子”第一批被摘掉帽子,到了1960年11月,又进行了第二批摘帽。这时,中共中央已经发现了“大跃进”难以为继,困难重重,决定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从1960年11月起,摘掉右派帽子的工作不再仅仅是从策略考虑,而是为了调整和改善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以便齐心合力战胜当时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因而加大了摘帽子工作的力度。到1964年,全国共分5批为大多数“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民革各级组织按照有关政策,先后为一些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其他干部摘掉了帽子,龙云因病去世后的第二天,由中共中央单独宣布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并组成以陈毅为主任委员的龙云治丧委员会,周恩来亲临龙云住宅吊唁,肯定了龙云一生“反蒋、抗日、联共”三大功劳。

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摘去帽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工作和生活安排有所改善。这对于缓和、改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利于调动广大民主党派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使民革等民主党派在困难的环境中能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1959年10月9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因病逝世,享年75岁。李济深从1948年民革成立到1959年逝世前,一直担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他为民革的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强调民革一定要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又说,我们对共产党提意见,发挥监督作用,“态度必须诚恳,用词不可过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既经提出,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协助中共执行下去。他还指出,民革组织一定要代表自己党员的利益,这样党员才能热爱民革。

李济深生前曾建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同时举行,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这一建议从1959年开始被采纳,一直坚持下来,成为惯例。

李济深逝世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往吊唁,首都各界代表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民革中央决定由何香凝代理主席职务。

二、采取“神仙会”方式,进行自我教育

为了在困难时期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消除民主党派成员中由“反右”等运动带来的紧张、疑虑情绪,以李维汉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提议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讨论民主党派成员中的思想认识问题。

1960年8月,民革召开四届二中全会,总结工作,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采取“神仙会”的方式,通过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办法,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并且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鼓励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有争有辩,有敞有议。会议气氛和谐、热烈,做到了“有争论,无压力”,与会人员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思想有所进步。它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民革迎来的第一次既严肃认真又轻松愉快的会议。这次会议历时35天,是民革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全会。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人员讲了心里话,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提高了认识和信心,民革的工作也从此逐渐活跃起来。这次会议选举了何香凝为民革中央主席。

四届二中全会以后,各地民革组织采用“神仙会”方式贯彻会议精神,有些基层组织还运用“神仙会”的形式对成员进行形势教育,使民革基层组织的学习生活大大活跃起来。这是四届二中全会后民革基层组织工作中出现的新气象。民革组织中广泛开展的自我教育活动,为团结和动员广大党员顺利度过三年困难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59年至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还为在“反右倾”斗争中受错误批判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并为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由于这些正确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困难的局面较快地得到扭转,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

在三年困难时期,民革党员坚决依靠共产党的领导,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经受了考验。这一时期,民革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党员学习,进行形势教育,使广大党员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各级组织发动党员和所联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兴办街道工厂和小型农场等,从事副业生产,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以各种方式克服困难,渡过了难关。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为了克服困难、摸清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毛泽东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都纷纷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民革主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除了在人大和政协任职的成员多次跟随人大、政协调查组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以外,民革中央还从1961年第二季度起,单独派出工作组,推动和配合民革地方组织在全国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对民革成员政治思想状况、基层组织工作和社会联系工作等项目,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了解和分析研究。这两次调研活动,对于摸清民革成员在经济困难时期的思想脉搏,改进工作作风,推动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发动民革成员撰写文史资料,是民革在经济困难时期开展的又一项重要活动。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中征集文史资料,是出自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提议。民革着手这项工作是在民革四届二中全会之后。为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从1961年6月起,何香凝、程潜、熊克武、邓宝珊等领导同志及各地民革成员开始撰写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之后,民革中央和各地组织推动更多的成员撰写有关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新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回忆录。这项工作不仅为许多民革成员提供了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力的机会,有利于回忆者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而且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保存了丰富的、生动的历史资料。

1962年3月,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重申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肯定近年来民主党派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各民主党派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们在统一战线中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要求共产党员、非党群众、民主党派成员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大家共同负责,互相监督,把事情做得更好。周恩来的讲话极为振奋人心,民革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民革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民革中央机关改进工作要点》两个文件,对于民革在经济困难时期加强组织建设,推动自身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1962年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开始逐渐好转。

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又有发展,阶级斗争被提到突出地位。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这个估计出发,他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个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论断,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所通过。此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影响下,民革不得不又把工作重点转到政治运动上来。1962年12月底,民革举行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全体成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政策,提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改造立场和世界观”,“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后,批判统战工作中的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检查所谓“大反复”,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动员和组织成员参加或参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政治活动接连不断。

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是全国政协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的要求。1963年11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在民主党派中开展“三个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民革中央为此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各级组织把“三个主义”教育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来抓。从1963年到1965年,民革的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三个主义”的教育来开展的。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三个主义”的教育运动以后通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在民主党派中开展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同全国城乡愈演愈烈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融为一体。

1965年7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署和全国政协的安排,民革派出大批干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前往各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个时期,虽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着。1964年底,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合作,并在历次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教育,在自我改造中也有进步。他号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应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当时,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例如宋庆龄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民革中央领导人何香凝、程潜、张治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廷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分别担任林业部、纺织工业部、邮电部部长。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间,尽管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状态,但民革仍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造和服务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民革各级组织一方面推动成员和所联系人士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开展思想教育,加强世界观和旧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另一方面鼓励成员和所联系人士积极投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做好本职工作,参加劳动锻炼,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正是这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使民革成员和所联系人士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很大提高,更加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民革在组织上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不仅使民革经受住了各种各样政治运动和三年经济困难的考验和锻炼,也为经受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磨难和考验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