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年动乱中的民革
时间: 2008-09-05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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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十年动乱中的民革

 

一、“文化大革命”对民革的影响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运动初起时,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民革立即作出反应,表示拥护。还在7月30日,民革召开中常会,决定成立民革中央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办公室。由于民革不久被停止活动,这个机构没有什么活动就消失了。《团结报》也早在6月25日被停刊。在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内乱中,统一战线被严重破坏,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党派,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副组长职务的陈伯达、江青,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动突然袭击,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统战工作的巨大成就,把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诬蔑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并同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提出了“炮打统战部”的口号。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各级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的摧残。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司令部”、“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产阶级的复辟部”。民革等民主党派被当作“反动党团”,其各级组织被诬陷为“反动组织”、“资产阶级黑窝”。民革被蓄意与国民党反动派混为一谈,民革成员被诬蔑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1966年8月24日,二百多名首都红卫兵冲击民革中央机关,揪斗部分负责人和机关干部,勒令民革停止办公。第二天,几十名红卫兵再次来到民革中央机关,驱赶工作人员,并在民革中央机关大门口挂上写着“工农兵疗养院”字样的横幅。同一天,民革中央被迫贴出《通告》,宣布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并报中共中央处理。

与此同时,许多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成员开始遭到冲击和迫害。以后,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民革成员遭到逐一清查,不少人受到错误处理,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或迫害致残、致死。1969年11月,95%以上的民革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及部分家属,下放到湖北荆门县沙洋“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

地方民革组织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许多干部被下放劳动,机关房屋有的被占用,设备、财产和档案材料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从“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看,民革等民主党派遭受冲击主要是在1966年8月至1969年4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尤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和“清理阶级队伍”给民革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以后情况逐渐有所缓和。

二、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民革领导人的保护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多党合作、疯狂迫害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动乱岁月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非常困难复杂的条件下,为维护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作出了最大努力。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民主党派还要,政协还要,不要急于取消。他的这些讲话和某些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指示,为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维护多党合作,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侧重点是密切关注他们的人身安危,尽力使他们免遭红卫兵的冲击,不受或少受批斗。1966年8月29日夜,红卫兵查抄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住宅。次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保护。”周恩来立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并把保护范围从一人扩大到几十人,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民革领导人程潜、何香凝、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等。

即便不在名单上的,许多人也得到了周恩来的关怀。民革中央副主席、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在兰州被冲击后,周恩来立即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予以保护。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熊克武,中央常委钱昌照在同一个居委会辖区,由于周恩来的交代,采取了保护措施,没有受到红卫兵的骚扰。1969年5月4日,周恩来指示派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军代表,“不要去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对其机关干部也要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1970年2月,他再次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

周恩来还利用当时天安门广场常常举行重大庆祝活动之机,经毛泽东同意,尽可能多地邀请民主人士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让他们的名字第二天见报。民革许多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得到这种邀请,因而受到保护,避免冲击。

对于已被揪斗、被打倒专政、整天扫地请罪的民主人士,周恩来指示不许扣发他们的工资。这在当时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从而保护了一大批人,使他们不致生活无着、家破人亡。

周恩来不仅关心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生前”,而且关心到他们的“死后”。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逝世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周恩来尽可能设法为他们举行追悼会,表达共产党对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的悼念。“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革领导人蒋光鼐、邵力子、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何香凝等相继谢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都举行了追悼会,发表了消息,周恩来还亲自参加了其中一些人的追悼会。特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1972年9月1日在北京病逝后,周恩来报经毛泽东同意,按照何香凝“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夙愿,使她与廖仲恺合茔。9月5日上午,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500余人,为何香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天安门、外交部等处下半旗致哀。9月6日,中共中央代表邓颖超和民革中央领导人与何香凝的亲属一起扶灵南下,将何香凝与廖仲恺合墓于南京中山陵右侧。

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首先提出要为被迫害的人落实政策。从这时起,周恩来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侧重点转移到为被打倒、受迫害的同志明辨是非、尽快“解放”和安排工作上。民革领导人王昆仑、朱学范、屈武等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才被陆续“解放”出来的。

三、林彪集团粉碎后民革的活动

197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8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留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全部迁入全国工商联大楼联合办公,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系统军代表组织这些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人员进行学习。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民主党派的处境也有所改善。

1971年12月,周恩来亲自用两天半时间,向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传达、讲解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并委派李富春等10名共产党领导干部,帮助这些人士进行座谈讨论,为时两个月。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条件下进行的一次重大统战活动。以后,经周恩来批准,又向在京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无党派人士作了传达,并组织讨论。全国各地也陆续进行了传达和讨论。

1972年10月9日,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成立,下设联合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10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人士开会,宣布从即日起正式恢复经常学习制度,以全国政协名义成立学习领导小组,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编为4个学习组。1972年11月,在临时领导小组的安排下,民革中央机关全体干部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去北京郊区昌平沙河干校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其余的人到全国工商联大楼上班、学习。这一时期,民革中央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主要是参加学习,同时也逐步恢复了部分活动,如协助落实政策,为部分成员平反等。1973年10月,民革中央在京领导人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的协商工作。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民革领导人陈此生、刘文辉、刘斐、朱蕴山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夺最高权力的步伐。“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使本来就在艰难行进中开展的民主党派的工作再度停顿。

四、民革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民革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至于全国各地受到打击迫害的一般成员和机关干部,更是难以计数。面对严酷的现实,民革广大成员并没有屈服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而是坚持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表现了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

中央副主席程潜在住宅附近发现丑化朱德的大字报和漫画,就让女儿赶快写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盖在上面。在刘少奇遭到批斗时,他却在家里挂起刘少奇的画像,并说还没有取消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职务,为什么不能挂像。他还坚持反对揪斗彭真、陈毅,说这些人久经考验,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是毛主席的左右手,不能随意砍去。中央副主席蔡廷锴有一天看到打倒刘少奇、炮轰朱德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气愤地顿着手中的拐杖说:“人家是国家的主席、总司令,现在还没有被罢免,这样胡闹,简直是乱法!”1967年国庆节,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亲口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1968年2月,专案组逼迫中央常委唐生智揭发刘少奇、贺龙的“反党罪行”。他们硬要在1927年前后曾经掌握两湖地区军事实权的唐生智提供“证据”,证明刘少奇在1927年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证明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动机不纯。唐生智不愿违背良心,冤枉好人,据实回答不知道。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用枪对他进行威胁。唐生智拍案而起,指着胸膛,厉声抗议说:“你有本事就朝我这儿开枪,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是你这种政策!”中央副主席熊克武在专案人员逼迫他揭发贺龙历史有“问题”时,他机智地以年老体弱记忆衰退为托辞,将来人敷衍走了。事后熊克武告诫子女:“做人要正直,切不能以莫须有的罪名,乘人之危加害于人。”中央常委屈武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6年,康生一伙一再胁逼他提供伪证,诬陷1946年经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大力营救,在张治中的帮助和屈武本人的协助下,从新疆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回到延安的一百多位共产党员是“新疆叛徒集团”。屈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没有在邪恶势力面前屈服。中央委员廖运泽参加过南昌起义,林彪、叶群一伙派人胁迫他提供伪证,证明林彪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甚至拔出手枪当面威胁,都被严词拒绝。

1974年初,江青一伙利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民革绝大多数成员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中央常委朱蕴山当时曾写下“壮志今犹昔,豪情尚未消,愿将腰下剑,斩尽此妖娆”的诗句,表达了对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极大愤慨。1976年4月,以天安门事件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抗议运动,不少民革成员自动地参加斗争,表达了他们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心愿。

经过“文化大革命”,民革组织和成员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信赖。特别是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胜利,更使广大成员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同时,民革也以自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经受住了严峻历史考验,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共患难、同命运的亲密战友。10年不平凡的经历,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上写下了难忘的篇章,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和发展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