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视股市大涨中的不正常现象及不良后果的建议
时间: 2008-09-10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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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正视股市大涨中的不正常现象及不良后果的建议

    199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自今年5月19日以来,中国股市在政策的主导下,摆脱了持续两年之久的阴跌走势,出现较大的上升行情。至6月28日,沪(综合指数)深(成份股指数)指数分别上升了59.8%和85.6%,两市交易量从最初的41亿成倍放大到830亿,指数与交易量迭创纪录,总市值由18495亿增加到30215亿元,涨63%。各地开户的投资人及资金仍在源源不断增加,证券市场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与市场的不完全,这就为政府介入市场提供了可能,中国证券市场仍处在转型期,市场的发展还有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我们赞同政府采取适当措施适度调节市场。第一,股市的低迷造成证券市场最基本的集资功能逐步丧失,有的新股及基金上市价跌破发行价,较多的上市公司丧失了配股的可能,从而使证券市场难以继续承担为宏观经济发展及国企改革服务的重任;第二,近两年来,证券市场中的多数投资人亏损累累,严重挫伤了这些最具金融意识的群体参与证券投资的热情,4000万投资人的亏损将影响到其家庭成员共2亿人口的心态及消费欲望;第三,由于中国股市的制度设计只能是在牛市中才赚钱(没有卖空及对冲机制),股市大幅下挫后,各种潜在的金融风险及证券纠纷犯罪行为纷纷浮出水面,将严重冲击社会经济秩序。如广东某信托投资公司深圳某证券部,就因挪用保证金炒股亏损于今年5月14日发生挤提风波。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需要一个回暖的股市。

    但是,在股市大涨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较为疑惑的问题,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一些潜在的危险需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一、政策不透明将影响人们的信心

    本轮行情的出现毫无疑问是管理层调控的结果,但政府调控的背景、经过、手段、目标到底怎样,都秘而不宜。通过一些会议隐约将有关消息透露出来,在市场辗转播后,其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如何也就大打折扣。

    与政策不透明有关的还有启动资金的来源问题,本轮行情启动以来,各大媒介都在探讨入席资金的性质,多数看法认为有一股神秘的资金在最初的几天入了市。如果这些资金是财政(含社保基金)的就应向社会公布,其所赚利润如何运用也应有一合理交待(我们认为应用之于证券市场而非其他领域),如果来自特定的商业团体,那么对市场“公平”运作的影响将会十分巨大。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8月为击退国际炒家也曾入市干预,但当天就向社会公布其资金来源及预期目标,将政府运作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证券市场作为透明度最高的市场,上述两个问题的不清不楚总让许多人对本轮行情的飙升不踏实,投资者必然揣摩猜测,要么跟风,要么观望。股市的公开原则不仅仅是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要求,其真正落实还有赖于政府决策及执行的透明,否则会影响人们对证券市场的信心,离法治的、规范的市场目标也就越来越远了。

    二、监管尺度较松将影响管理机构的权威

    有一种说法认为,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工作已告一段落,下一步重点是发展市场,因此需要把市场搞活搞大。不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近一段时间的确存在监管尺度放松的现象,有违市场的公正原则。如深发展在公布人行批准增设五个分支机构的消息的前一天,股价出现涨停,就有内幕交易之嫌,有没有机构去调查?连续五天涨停的股票此起彼伏,这算不算投机与操纵?挪用股民保证金、违规透支、企业用贷款炒股等现象在部分机构开始抬头。

    如果管理层执法时松时紧,处罚宽严不一,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损害政府的公权力与公信力,对市场参与者而言是不公平与不公正的。

    三、舆论一律后患无穷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管理层、学者、业界几乎都是一个声音——目前行情只是恢复性上升,以前涨的都不算。更多的则是加上自己的诠释,为行情推波助澜,出现了“1500算不了什么”、“跨世纪的大牛市”等口号,有的学者在一月前还认为宏观经济不支撑股市上扬,现上升一月后又认为股价还会翻一倍;有人鼓吹无力投资实业的居民都应把股市当成利息很高的银行;有人完全不顾事实真相,将台湾股市在特定时期的畸形膨胀说成是台湾当局“激活股市”重大政策促进居民财富膨胀到一个新档次、是台湾经济走向二次繁荣。还有人将近期股市的上涨赋予了更多政治涵义,认为是爱国的具体行动,是一项重大国策,似乎不介入就是不讲“政治”。而对股市看淡的言论几乎没有。

    我们认为,上述有些言论是非常有害的,中国股市正在经历继1996年之后另一次“证券大众化”的浪潮,在股市涨幅已经可观的情况下,如果媒介不进行风险教育,不进行游戏规则的讲解,届时政府可能会遭遇更大的责难(投资人会将媒介视为政府的代言人),这一批新增投资者将很可能是缺乏理性,不知风险为何物的投资者,可能会是今后市场稳定发展的破坏力量。

    四、政府的政策调控强化了“政策市”的功能

    由于近几年政府(主管机关)调控市场的效果十分显著,因此政府有将干预市场的广度及力度加大的趋势。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其负面效应也在扩大:(1)政府被推向市场前沿,将会造成角色错位,政府的责任加大,缺乏缓冲机制;(2)政府干预措施存在“效用递减”,最终会使政府调控监管功能失效;(3)会损害市场机制的运行及造成资源分配的扭曲,使市场参与者都围着政府转,基本因素及技术分析都无效,造成市场运作效率低下、成本较高。(4)股市中存在大量“杂讯”交易(或称噪声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非理性的市场,市场热起来后,可能会走向疯狂,而这又是政府施政难以恰当调控的。

    五、重视股市狂涨后的不良后果

    1.股市暴涨引致的财富重分配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

    我们说,股票总市值的增加只是名义上财富的增加,并不代表国民财富的实际增长(只能通过对相关行业的带动而有间接影响),名义财富的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使现有社会实体资财进行重新分配。

    假如股价指数由1000升至4000点,而且指数不会再跌至4000点以下,不存在先入市者所赚利润是后来跌市中投资人的损失的情况,投资人都感到赚了钱,但到底赚的是谁的钱呢?这实际上赚的是未从事股票投资的人的钱,未从股票上获益的人对社会资财的购买力相对下降了,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由于股票投资仅是按资分配,因此还会扩大贫富差距,造成许多人心理失衡。

    一般而言,在跌市时,投资人会怨声载道,但在近期的牛市中,我们也常听到许多人因踏空而牢骚满腹。长此下去,不能和不宜从事股票投资的党政干部、教师、证券从业人员要么会迂回投资股市,要么心理会极不平衡(包括入市资金少的投资人),加上众多投资人对“一夜致富”的痴迷,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如急功近利、短视暴发气氛等)。这就是股市狂涨的社会成本。

    2.会影响到实质经济的发展

    下面将谈到,股市上涨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但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股市狂涨会打击工薪阶层的工作意愿,因为投资数周就可赚回一年的薪金收入,使得人心涣散,越来越多的人为保护自己就会被迫进入股市,即使是正常上班,也是心有旁鹜,各类机构也会想法抽调资金在股市大赚一笔,一些企业也会省掉许多程序尽快上市,这就会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届时,如果大学生用贷学金,工人、农民用生产性贷款沉迷股市,试想会是什么样的后果?3.易引发金融风暴与政治风暴

    牛市的持续既支持了国家财政,为国企改革及历史问题的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又使投资人、证券商与交易所的收入增多,可谓皆大欢喜。如牛市持续太久且屡创新高,新增投资人对“永不回头”的股市免不了全身心投入。但是资金不能无限制地供应股市,投资人也不能无限制地增加,政府政策也不能不因时而调整。只要遇到上述任何一种限制,股市将会盛极而衰,那时将会有许多人被套牢,资金不能周转、欠债、倒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爬得越高,跌得就越重是股市铁律。危机大小与牛市持续时间和股价高低密切相关。拿台湾股市而言,1986年10月首次突破1000点,1989年6月冲破1万点,并于1990年2月达到12682点的顶峰,之后的七个月中,股价跌至2560时,跌幅高达80%,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指数迄今仍在7000—8000点徘徊。可见,股市飙涨对经济与政治的潜在危害不可低估。

    下面我们就与本轮行情相关的其他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一、证券市场难以承担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使命

    这轮行情的拉动,较多的说法是在其他诸多措施如灵活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中小企业发展、增加教育投资、加快小城镇建设等见效慢的情况下,启动股市创造的“财富效应”是解决刺激需求、启动经济的良方。

    上述说法值得商榷,“财富效应”原称“实质结余”,是凯恩斯提出的,其弟子庇古将之发扬光大。认为居民的财富因股价及物业价格上升而增加,会刺激消费。这在美国会找到例证,美国股市的持续上升使得薪资阶层收入稳步上升,消费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居民储蓄率下降。但在其他国家还找不到例证,如日本经济与股市持续不景气,为何不靠启动股市来带动经济增长呢?从一定程度讲,经济与股市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但经济仍起决定作用,不可本末倒置。

    我们承认,股市畅旺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美国投资股市的人占40%,而中国仅占3%多点,这少部分人的名义财富的增长是否能拉动经济还值得怀疑。

    为促进市值的增长,近来有人根据当前的利率状况认为,目前的44倍市盈率不算高,但问题在于,这种低利率是否会维持40多年呢?计算利率是否要考虑实际利率呢(5月份实际利率仍高达5.75%)?因此44倍理论市盈率的说法显然是言过其实了,有误导成分。

    前几年,证券市场在“服务与服从”的口号下,出现了诸如“红光”等事件,出现了诸多假包装欺骗投资人的现象,其不良影响至今未完全消除。现在证券市场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我们不希望中国股市在沉重的使命下出现新的问题。

    二、应把解决上市公司效益不佳的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由于企业经营大环境(如政企不分)的影响、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如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关系不清,乱投资乱担保,监事会作用式微)、公众股东监督功能弱化等原因,证券市场除集资以外的其他功能不彰,上市公司效益逐年下降,沪深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从1993年17%下降为1998年的平均8%,每股收益由0.29元下降到0.20元,其中1998年业绩滑坡最大,与1997年的整体业绩比,上述两项指标降幅高达26.9%和27.6%。

    要保持中国股市的长期升势,全面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如果资源配置功能低下也会影响到集资功能的发挥),“搞活股市”的关键在于从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环境、治理市场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效益抓起,这才是振兴市场之正途。

    三、不能以发展证券市场为名,影响《证券法》的全面施行

    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证券法》借鉴了国际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践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了诸多规范。我们不能以当前市场发展的种种特殊情况而使《证券法》的实施打折扣。相反,我们应以《证券法》的实施为转折点,尽快制定《证券法》的实施细则,大力宣传《证券法》,确保《证券法》全面彻底实施,以此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高效有序运作。但目前这方面的进展还不十分理想。

    四、提防中期业绩水分太多

    在目前的气候下,一些经济政策可能会被放大执行,在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口号下,上市公司也不能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不排除许多股票的“庄家”与上市公司合谋“虚报”业绩的可能。这样做,短期来看,股市是繁荣了,但长期而言,贻害无穷,这已被历史多次证明。因此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非常迫切。

    总之,本轮行情来势凌厉,且在持续演化,对已经出现的、正在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要予以高度重视,并防患与未然。有些问题属理论认识问题,有的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有必要集思广益,正本清源,趋利避害,切实遵循证券市场发展规则。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会有利有弊,这就需要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方面进行权衡,寻求一平衡点,切不可顾及部分效果而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