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资源危机与出路
时间: 2008-09-10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字号:

中国水资源危机与出路

——在全国政协九届六次常委会大会上的发言

1999年6月

朱培康

 

水是生命之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资源。我国是农业大国,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又是一个缺水国家,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第121位。这本来就不多的水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又很不均匀,与人口、耕地、矿产等资源分配极不相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冬春旱多,夏秋涝多。这种径流量和降水量在时空上的剧烈变化,使我国成为一个水涝旱灾频繁、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对水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水资源短缺的认识不足,我国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上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加剧,缺水问题已成为一些地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已面临水资源危机的严峻挑战。

一、水生态环境恶化

我国水环境恶化的主要表现是水土流失和水质污染。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水土的大量流失加剧了河道湖泊和水库的淤积,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生。洞庭湖1949年为4350平方公里,容积293亿立方米,如今面积只有2691平方公里,容积减少到178亿立方米,50年间减掉近一半。由于长江上游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每年冲进洞庭湖的泥沙有1.55亿立方米,如今洞庭湖的泥沙已达170米厚。如果不立即控制减少洞庭湖的泥沙淤积,洞庭湖的消失将指日可待。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加剧水资源危机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水污染。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中小企业,单纯追求产值和利润,无视中央的三令五申和法律法规,肆意向江河湖库中排放污水,倾倒生产生活垃圾,致使我国受污染的河流逐年增加,巢湖污染、太湖污染、淮河污染、珠江污染、松花江污染……全国七大流域中,有近5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10%的河段失去了使用功能,75%的城市河段已不适宜作为饮用水的水源。巢湖民谣这样说道: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治污更要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仅以东深供水工程为例:该工程自1965年兴建完工后,为香港和深圳的繁荣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1994年斥资17.6亿元的第二期扩建工程完工不久,就因49.5公里的输水沿线水质严重污染,1998年又紧急抢修,进行污水净化全面改造,投资额超过了50亿元。类似这种因水污染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带来严重危害的沉重而惨痛的教训举不胜举,它对于已紧缺的水资源无异于雪上加霜。

二、水资源分割管理,难以合理开发利用

目前我国实施的水法规定,地表水归水利部门管理,地下水由地质部门负责,城市供水由建设部门负责,水的质量则由环保部门负责。这种制度客观上形成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格局。加之一些地方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驱动,形成了“多龙治水”、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即使是水利部门、省际之间、流域委与省厅之间很多大事也无法协调,人为地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新疆的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母亲河。塔里木河水维系着新疆胡杨林的生态环境,塔里木河的兴衰决定着沙漠的进退绿洲的存亡。可是几十年来,由于缺少统一管理和调度,塔河两岸随意开渠引水,砍伐林木,造成上游抢水,中游找水,下游绝水,整个流域河床淤塞,河道断流,塔里木河频频告急。这种人为因素造成塔里木河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状况,如得不到行动上的真正拯救,塔里木河绿色走廊成为我国第二个罗布泊也决不是危言耸听。再如:为了解决上海市每年7至9月吃水难问题,原打算在太湖边修建太浦河泵站,抽取太湖水入黄浦江上游。但几年来,就泵站太湖侧的水位,江苏与上海,一个说2.8米,一个说2.5米,相互扯皮至今定不下来,太湖流域管理局也无奈。这种分割管理,影响了江河防洪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指挥,不利于水资源,特别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合理开发和优化调配,导致严重缺水和浪费惊人现象并存,加剧了供需矛盾。

三、水利运行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一方面没有建立水利作为公益事业的多渠道投入机制,造成投入完全依赖政府拨款,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也没有建立水利自身的良性发展机制,资源无价,用水低价,浪费严重。这种状况给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水越喝越少,越喝越脏,工程日益老化,效益日益减少。一些地方水利部门入不敷出,举债经营,陷入生存危机;一些地方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病险水库带病运行;许多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因无费用运行,只能艰难地维持简单再生产,或是停停运运、运运停停。

四、我国境内的国际河流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充分利用

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全国性缺水,受旱面积从70年代的1.7亿亩增加到1997年的5亿亩;农村3000多万人和大量牲畜长年饮水困难;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干旱缺水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尤其是农业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在西南及西北边疆地区,我国境内国际河流的水又大量流出境外。如新疆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是两条主要由我国产水的国际河流。但多年来,国家对该地投入少,基础设施建设缓慢,至今两河无一座骨干性控制工程用以防洪、灌溉和发电,75%的径流量(213亿立方米)流出境外。境内两河流域水灾旱灾冰灾频繁,广大农牧民有水不能用,有土不能耕,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困苦,由此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成为导致当地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境外哈萨克斯坦早在50年代就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在其伊犁河干流上建成了200多亿立方米库容的卡甫恰盖水库。1997年第51届联大表决通过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规定,上游的任何开发利用不能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损害。该公约预计5年内生效。如果我们在近二年内再不兴建控制性工程,到下世纪初,将眼睁睁看着96%产于我国的两大河水白白流出境外而无法利用。水权丧失在我们手中,愧对子孙,遗恨千秋。

水,永远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最珍贵的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更无从谈起。水资源紧缺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但时至今日,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李瑞环同志在政协九届三次常委会上说过:“如何最大限度地把水留住……这是我国治水事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鲁迅先生60多年前就痛切地感叹过“林木伐尽,水泽烟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为了不让这样的“将来”变为现实,为了有效地解决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更好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建议:

第一、提高对水资源紧缺的认识。全国上下树立起水忧患意识和生存的危机感、历史的使命感。一是要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加大水资源紧缺的宣传力度;二是要在中小学课本中加入水资源紧缺内容。珍惜每一滴水,爱护每一滴水。

第二、加强对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尽快修改现行《水法》中,水资源分割管理和水资源权属管理与开发利用管理不分的原则。建立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统一监督管理体制和水资源权属管理与开发利用管理分开的原则。水利部要从多年来主管水利工程向管好水资源转移,统管全国水资源。努力做到各项水事活动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三、制定对水污染具有威慑作用的法规。修改《水法》要和《水污染防治法》相衔接。我国工业和城市污废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污染了水体,污染了土壤。排污许可证实行后,实际上很多地方有钱就可排,交了钱排污就可合法化;不交钱受罚,罚的力度很不够。这样的制度漏洞多,不仅制止不了水污染,还滋生了腐败。水污染是一种灾难,污染制造者是一种犯罪。要追究污染企业法人的法律责任,制定具有威慑作用的法规,使制污者望而却步。

第四、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速度,力争国际合法水权;分期分批对现有病险水库加固除险,加大水土保持力度。

第五、改进灌溉方法,大力推广节水农业,提高水的利用率。我国是贫水大国又是水浪费大国。许多地方的农田灌溉还是原始的大水漫灌的方式,水利用系数只有0.3—0.4,仅水渠渗漏蒸发损失的水量,每年就高达2000亿立方米。以色列水资源十分紧缺,他们靠节水技术,1立方米水能产2.5公斤粮食,我国只产0.8公斤,仅仅是他们的1/3。

第六、调整工业结构,改进工艺,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同时大幅度调高工业用水价。我国万元工业产值耗水量为发达国家的10—20倍,用水浪费现象比比皆是。除大力宣传节约用水外,还需要调高水价,用经济手段刺激各行各业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