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工作的模范国共合作的先驱
时间: 2008-09-10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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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的模范国共合作的先驱

——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十周年

1986年1月

屈 武

 

周恩来同志逝世已经十年了!时间隔得愈久,他的革命的一生,就愈加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受到后人的敬重和怀念。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都有巨大的建树和创造。周恩来同志是一座巍峨的高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许多同志都写了纪念文章,论述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这里,我只就统一战线方面,谈谈自己的感受。《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一书的出版说明说得好:“周恩来同志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愧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他的坚信无产阶级一定要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眼光和革命气魄、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见义勇为的革命风格和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也生动地说明这一论断是无比正确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这两党的关系如何,对我国近代历史的影响至为巨大。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对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实践,亲身参加了两次国共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黄埔军校中,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全校师生中,拥有极高的威信;他为培养北伐的军事干部,创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北伐战争胜利进行的中途,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同志任书记的党的南昌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在起义当天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既有国民党左派,也有交叉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衔的就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夫人宋庆龄,我也列名其上。

1935年在长征路上,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在陕西内战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奔赴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十年内战,我被迫流亡苏联,有国难回,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才取道欧洲经香港回国,在重庆又见到了仰望已久的周恩来同志,从此,我就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我同王炳南、王昆仑等同志一起,发起组织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11月,我随张治中将军赴新疆,协助释放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押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1949年4月,我又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来到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又飞回新疆,协助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历历往事,也都是在恩来同志的耳提面命之下去做的,我永远铭记恩来同志对我的教育,使我得以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减少错误。

建国以来,我除了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外,先后出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等职务,继续从事国际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看到恩来同志坚持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侨务等各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壮大了革命和建设的力量。

恩来同志对于参加统一战线的新老朋友,不仅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安排,而且更关心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我和很多同志都听到过恩来同志语重心长的讲话,他勉励党外朋友在参加革命队伍后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正是由于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才使我和其他许多朋友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在建设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中继续奋进!

恩来同志说过:只要对人民做过好事,我们都不会忘记他。对于留居大陆上的朋友是如此,对于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台湾和海外的朋友也是如此。恩来同志亲自做工作,争取和帮助卫立煌将军、李宗仁先生回国,并使他们在国内安度晚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我再举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1961年,被胁迫去台湾的国民党元老、台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通过他在香港的一位朋友吴季玉先生,向北京章士钊先生透露了一桩心事——“今年是我妻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想到这里,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向总理反映了这件事。总理命我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老夫人做八十寿辰。我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做了。事后,我将祝寿的照片连同给于先生的礼物,托人辗转带给了于先生,并在信中说明了这次祝寿活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濂溪先生”的支持。濂溪先生是宋代名儒周敦颐的别号,用以暗指恩来同志。于先生收到我的信、照片和礼物后,喜出望外,托人带来回音,让我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忱。那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于先生又身在台湾,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余,还关心这件细微的事情。于先生未能生还大陆,在他弥留之际我想也会对此感到宽慰:我作为于老先生的亲属,更是万分感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恩来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干部作了极大的努力,其中就有许多是民革中央领导人和原国民党爱国人士。在保存下来的一份总理亲笔书写的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就列举了宋庆龄、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名字。以后他又写信给有关人员,指示要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不得批斗。现在重温恩来同志当年的这些批示,有关同志无一不是热泪盈眶。

在十年浩劫中,我先是被林彪、江青一伙宣布隔离审查,随后又被逮捕关押,我在恩来同志指导和领导之下所做的一些工作,统统被诬为滔天大罪,这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妄图打倒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以后,毛主席、周总理派人到关押我的地方视察,我得机会给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的情况。恩来同志知道后就责问专案组关押的原因,专案组除了按惯例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之外,还胡说我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伙同张治中把新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诱降之后,又放回延安为国民党服务。周总理问他们有什么证据,他们回答没有。周总理说,既然没有证据,就不应随便关押人,应该马上释放。专案组向江青汇报了周总理的意见之后,江青竟说,屈武态度顽固、应继续关押。这样一直到1974年国庆前夕,才由恩来同志直接干预,在国庆宴会参加者名单中,加上了包括我在内八个人的名字,经毛主席圈阅后,我才重获自由。我从关押的地方出来,就直接参加当晚由恩来同志主持的国宴。当我看到恩来同志因国事烦劳和病魔缠身而神态憔悴的时候,也禁不住老泪纵横,愁绪万端……

恩来同志曾亲身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他在国民党内有许多朋友,我们重读恩来同志抗战时期悼念张淮南先生一文,对于这位当年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进行谈判的对手,恩来同志表现何等深厚的情谊。恩来同志对早日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统一,也一直寄予极大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时常有机会见到恩来同志。他不止一次地和我专门谈到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1975年,恩来同志在医院病床上,还派罗青长同志找我谈话,了解有关台湾工作情况,思考着如何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恩来同志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理论贡献和革命实践,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必将造福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鼓舞着我们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奋勇前进!

注释:

1.转引《红旗》杂志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