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为开创多党合作新局面贡献力量
时间: 2008-09-11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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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为开创多党合作新局面贡献力量[注1]

——在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9年12月27日

周铁农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颁发10周年了。10年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巨大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在贯彻落实(89)14号文件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研究探讨参政党发挥作用和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的贯彻实施,为开创多党合作的新局面作出贡献。

一、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总结和规范,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和协商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精神。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看作是“政治制度”,最早是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宴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出的,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为新时期多党合作及其理论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要求“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对这一课题进行研讨的过程中,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的建议。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参政和履行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接着就成立了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人大、国务院、政协以及中共有关各部、室的负责人参加的专门小组,负责文件起草的领导工作。

专门小组多次进行调查研究,各民主党派也分别作了调研。在综合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及有关方面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文件的初稿。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出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行座谈。各民主党派一致认为这一文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意志,拥护中共中央将文件公开发表。会后,《意见》作为中共中央1989年14号文件下发中共各级党委执行,并于1990年2月8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从文件形成的过程来看,《意见》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创造,我们民革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作出了贡献。

《意见》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和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不断规范化、制度化,为使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奠定了基础。

《意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这一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意见》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运作和实施提供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作出了保证。

按照这些原则和规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同时,在《意见》基础上形成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政党制度的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因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提法载入宪法的条件逐步成熟起来。

《意见》总结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宝库,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意见》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党关系作出客观描述,科学地界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地位和关系,为我国政党关系的确立和政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为我国政党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政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框架。而所有这些理论说明,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特殊国情、特殊党情的深刻反映。《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概念,比如,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多党制”的“多党合作制”概念,在“执政党”之外,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在野党”、“反对党”的“参政党”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等,这些概念客观反映了中国独有的政党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大发展。《意见》不仅科学地说明了我国现有的政党关系,更为这些政党关系规范了运行机制。执政党怎样执政,参政党怎样参政,友党之间怎样合作、协商、监督,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意见》作出了系统而又全面的阐述,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导性和很强的可操作性,也为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上的研究探讨明确了方向,开拓了十分广阔的思维空间。

二、《意见》颁发以来多党合作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在《意见》的基础上,1992年3月29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序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成为国家意志,具备了法律的保障。

1994年,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及履行职能的各项制度。1995年1月14日,全国政协八届九次常委会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对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作了全面阐述。此规定随后即由中共中央转发在全国实施。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1999年9月22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为这一政党制度在新世纪继续完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民主党派参与重大国事活动进一步经常化、制度化。从1989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由中国共产党和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120多次,协商、讨论和通报的内容都是关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问题,都在形成草案时就交给民主党派征求意见,而且已经形成一种制度。

民主党派领导人还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国事和外事活动。在中共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迎接国宾、举行国宴或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国务院召开的或国务院主要领导出席讲话的有关专业会议,也邀请有关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近几年也已经逐步形成制度。我们民革领导人已经多次参加这类活动。尤其值得我们民革人士自豪的是,何鲁丽主席在1997年6月30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同江泽民主席赴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后,又于1999年12月20日随同江泽民主席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民革参加如此重要的国事活动,表明我们作为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主党派在人大、政协、政府及有关部门中发挥重要作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卓有成效。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是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规定的民主党派参政的重要内容。九届人大以来,民革党员中有各级人大代表1263人,48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4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何鲁丽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届政协期间,民革已经有各级政协委员6531人,93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3人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人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在1990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民革都以组织名义作大会发言和提出提案,民革党员代表或委员也以个人名义或联名提出大量提案。这些发言和提案,内容涉及农业、工业、金融、祖国统一、科技、教育、计划生育、环保、卫生、文化、社会治安等领域,有许多发言和提案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

民革党员还在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干部,现在政府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民革党员有163人,其中省部级1人,地厅级22人,县处级140人。在各级政府担任参事,被聘为各级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税务检查员和土地监察专员的民革党员有1100多人。他们在这些部门和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民主党派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每当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样,不仅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而且总是围绕这些重要决策积极开展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提案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为这些决策的完善和实施献计献策。比如,1999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提出加快中西部大开发的步伐的问题以后,民革中央于6月18日即召开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决定把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的研究作为民革中央及中西部地区民革组织参政议政的长期课题之一。6月19日,民革中央又召开常委会,就落实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进行部署,并于会后发出《关于对中西部地区开发开展调研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进行具体安排。随后,民革中央领导人分别赴各地就此开展调查研究,并邀请一些专家进行研讨,很快就形成了一些关于中西部开发发展问题的意见,打下了进一步调研的基础。在民革中央九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决议中,再一次对做好研究西部大开发问题的工作进行部署。

民革作为参政党积极主动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工作。在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民革始终都和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1998年发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后,民革立即表示坚决支持中共中央采取的对策,向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提出严正抗议,表达了我们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正义立场。在1999年发生法轮功邪教组织冲击国家机关、非法聚集以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以后,民革立即投入到揭批法轮功的斗争当中,坚决拥护彻底取缔法轮功、扫除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恶劣影响。

此外,民革各级组织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时,十分注意维护稳定的工作,除了经常在各种协商会、座谈会上发表意见、反映社情民意外,还就一些与社会稳定有关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中共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比如,我们就平抑物价、扶贫济困、反腐倡廉、社会保障、农民流动、农民减负、职工下岗等等事关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大局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提案和建议。

民革还为两个文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智力扶贫工作中,民革将贵州省纳雍县定为重点扶贫联系对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了许多实事。我们还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兴办了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迄今为止,民革已经兴办各类学校187所,累计培养学生200多万人。在宣传思想工作、理论研究、文化建设方面,民革也发挥着积极作用。1996年,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民革中央宣传部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及时组织撰写和出版了《中国公民读本》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我们充分发挥《团结报》、团结出版社、《团结》杂志、孙中山研究学会等等媒体和文化机构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民主党派在推动祖国统一进程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民革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在对台工作中,民革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提案、建议,还充分发挥优势,为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做了许多实事。民革中央编选出版了《邓小平论祖国统一》,撰写出版了《论“台独”》、《再论“台独”》两部专著。1999年,李登辉悍然抛出“两国论”,民革各级组织立即组织发表大量文章予以严厉谴责和深入批判。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以后,两岸和平统一工作将日益紧迫,民革将继续在对台工作中有所作为。

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不断加强,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意见》颁发10年来,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1997年以后,民革各级组织换届,一批年富力强的新领导人走上工作岗位,各级组织的面貌为之一新。随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的发展,新一代各级领导骨干正在逐步成长。现在,民革成员已经达到6万人,思想、政治、文化素质都有明显提高,为民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三、贯彻实施《意见》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贯彻实施10年来,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反映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些客观规律,是进一步搞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基础。

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政治准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是多方面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优越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这个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其中一党领导、一党执政是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决定这个制度性质的因素,是我国多党合作制的主要特征,因而,这个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优越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辉煌政绩所充分证明了的,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强大和勃勃生机,才会有今天这样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对于我们民革来说,能够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员,是无上的荣耀。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更加重要的领导责任,将面临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对于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民革来说,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贡献。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面,坚持是根本,是基础,在坚持的基础上完善,完善是为了更有力地坚持。这是我们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出现什么样风浪,我们始终都要坚定不移地和中国共产党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任何考验面前都毫不动摇。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紧密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和纲领,民革只有以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紧密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才能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有所作为,才能为国家、为民族作出应有的贡献。

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为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服务,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随着各种利益关系的逐步调整和分化组合,将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会有所增加,国际敌对势力也会加紧活动。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加快,国际上加速经济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影响增强、科技进步节奏加快的大趋势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将更加广泛而深入,经济、社会生活中国际社会通用的各种规则、惯例等等,势必进入我国社会,可能给国内外敌对势力带来某些可乘之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统一战线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我们民革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对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整体素质,是我们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参政党作用、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和制度,已经给我们履行参政党职能提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空间。对于我们民革来说,问题主要在于我们的队伍还不够精、不够整齐,与我们的参政党地位还不够相称,我们的自身建设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无论是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人才的吸纳、培养、选拔、使用,组织结构的调整、活动方式的创新,领导班子的建设,机关工作机制的完善,等等,不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也需要从理论上寻求突破,不断地探寻我们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加强民革自身建设,不仅与民革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相关,而且事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大局。没有一支思想政治素质高、参政议政能力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革党员队伍,我们就很难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形势在发展,多党合作事业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同心协力,开拓前进,为了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新世纪更加辉煌的前景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1.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举办的纪念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