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 和为上计 民革中央副主席刘斐寄语台湾旧友
时间: 2008-09-12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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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 和为上计

民革中央副主席刘斐寄语台湾旧友

1980年1月1日

 

在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们: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大家恭贺新禧的时候,不由人想到台湾与祖国大陆人为的分离局面却依然如旧,谁能不感慨系之!三十年余于兹,两地民间结下了多少离愁,我在大陆听到不少,你们在台湾当然更不能无动于衷。一条窄窄的台湾海峡,隔断了两岸的一切联系,对于我们中华儿女、骨肉同胞,这是多么大的不幸。争取台湾归回祖国怀抱,完成统一大业,是每个黄帝子孙都不容推诿的责任。一年前,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合理主张:即尊重台湾的现实情况和现行制度,尊重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不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条件如此宽大,充分照顾了台湾的实际,得到所有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一致赞赏,台湾当局为什么还犹豫、徘徊,甚至还口口声声拒绝和谈呢?苟且偷安,只能是权宜之计,绝对不是上策,一拖再拖,全国人民不答应,只能是一误再误。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国民党的一部成败盛衰史,难道不充分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吗!孙中山先生毅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光辉范例。

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南北大小军阀互相攻打,争夺地盘;帝国主义在暗中操纵,自从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年以后,几乎年年有内战,烽烟遍地,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奋斗几十年,其结果却如他自己所说的:“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正当国民革命陷于走头无路的困境,孙中山先生在绝望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决心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它符合国共合作的需要,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中山先生这一重大决策,促进了北伐战争的成功。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大为提高,世界各国对我中华民族也不能不刮目相看。事实证明,两党合作,首先有利于国家、民族,同时也有利于国民党。如果当时合作的局面能继续下去,不在北伐中途采取所谓“分共”、“反共”政策,国家的统一早已完成,更何至于招来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变本加厉的侵略,几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回顾第二次国共合作,虽有两党之间免不了的种种矛盾;但总的说来,如果没有共产党抗击那么多的日、伪军,在华北、华东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哪来后方安定的局面?抗战怎么能坚持八年之久,取得最后胜利呢?再说这次合作之促成,始于西安事变,当时国民党上层,包括我在内,无不为此事件忧心忡忡,如果不是共产党从中调停,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共产党完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私仇,顾全大局,这是有目共睹的史实。

当前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完全是人为的。早在1949年4月1日,我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先生代表国民党到达北平,经同以周恩来先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几天谈判,达成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致使祖国的统一,迄今仍未最后完成。千千万万的亲人隔海相望,有家难归,音讯难通,谁不痛心!台湾当局抚今追昔,改弦易辙,弃旧图新,诚所谓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台湾当局,能不三思!

我今年八十一岁了,我比蒋经国先生大十岁,我想他也应该听听我们这些老人的声音。负隅顽抗,愚不可及,苟安一时,绝非良策;我为台湾当局借箸代筹:“三十六计”,还是“和为上计”。这是我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和1949年在北平和谈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我纵观国际、国内形势,为台湾当局提供的一个建议,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慎重抉择。

在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你我都不会忘记《孙文、越飞宣言》中的声明:“中国最要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现在祖国统一尚未最后完成。台湾的老朋友们,你们一向是有爱国热忱的,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应该把握时机,促进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在有生之年,让我们共同实现孙中山先生遗愿,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