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撰文
时间: 2008-09-12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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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

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撰文

1980年3月12日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已整整五十五周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渡过了多少个灾难深重的日日夜夜;在中山先生开辟的革命航道上,渡过了多少暗礁险滩,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我们缅怀先贤,回忆往事,真是感慨万千,惊喜交集。

中山先生是近代的伟大革命家,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他看到昏庸无能的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将遭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之祸,为“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凭着一腔热血,赤手空拳,发动革命。经过多少次的挫折,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终于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更可贵的是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始终坚持真理,坚持革命,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进步,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成为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现在我国革命事业的成就,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孙中山先生原有的理想。但饮水思源,我们没有权利忘记他创业的艰难,开路的功绩。正是为此,建国三十多年来,每逢中山先生的忌日和诞辰,祖国人民总是以隆重的仪式追思纪念;每年欢渡国庆的时候,将他的巨幅画像树立在天安门前,谁不肃然起敬。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有功于国家民族的革命者、政治家,人民会永远纪念他。

我是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参加革命的,是中山先生制定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积极拥护者。我曾荣幸的三度会晤过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亲聆教益,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大道。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我以陕西省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中山先生莅会讲话,热烈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斗争。会后我到莫利哀路中山先生的馆邸晋见了他。他谆谆以革命的道理相示,并鼓励我要坚持斗争,争取胜利。通过这次的见面,我胸怀眼界都为开阔,由之而迈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二年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军阀乘机捣乱,革命遭遇了严重挫折。在中山先生的困难年月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同他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主张。经共产党人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制定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从此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在这新的形势下,我作为一个国民党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致力于两党合作后大好形势的发展工作。一九二四年国民军的“首都革命”,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中山先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国内的和平统一,发表宣言,枉道日本北上,行抵天津病势发作。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奉召到津谒晤中山先生于馆邸。他在病情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仍殷殷以革命事业为念,将其北上主张一一相示。当即派我回陕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及早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主张。这是我第二次的晋见。他的革命精神给我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当一九二五年二月我从陕西回来覆命的时候,他已病倒于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临时公馆了。当时我的岳丈于右任先生正在北京,我同他一起去探视中山先生。他虽然病情十分严重,仍仔细地倾听了我简要的汇报。这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和这位伟人的会面。这三次的会见确给我留下一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我能够始终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可以说,正是由于早年就深受孙中山先生不断革命、不断进步精神的感染,常引以惕励自勉,坚持不懈。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的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由于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革命浪潮蓬勃发展,不断高涨。紧接着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迅速地席卷了江淮流域的军阀势力。正在胜利形势急遽发展的时候,可惜大功未竟,而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当局及顽固的反共分子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实行清共反共,致使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功亏一篑。因此,不但中山先生竭其精力所孜孜以求的统一大业未成,而且日本帝国主义更乘机深入,几陷我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时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一致对外的号召,一九三六年冬,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西安事变”。当时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以大局为重,不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只逞一时的积怨意气,试想那时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后果如何?国民党内部的局面如何?国家民族的命运更何堪设想?这一点我们清楚,现在台湾当局也该同样的清楚。正当国民党在又一次遭遇到困难的时刻,当时中共的周恩来副主席亲到西安折冲樽俎,扭转了危局,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奠定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

国共合作掀起的全民抗战,激荡着我热爱祖国的一片心情,一九三八年,我由留居多年的苏联,绕道欧洲回到祖国,参加了两党合作坚持抗战的战斗行列。抗战期间,虽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对于合作出现了些令人痛心的波折,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总是以大局为重,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合作抗战之局总算坚持下来了,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胜利后本来是国家统一建设的大好机会,为了消弭内战的危机,毛主席冒着艰险,亲到重庆举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当时全国人民都满怀希望,国共两党能继续合作,共同致力于经济建设,使我国跻于繁荣富强之林。又谁知这一善良的愿望,竟被国民党当局及一些顽固分子所扑灭,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挑起全面内战,致使兵连祸结,战乱频年。最后在大局胜败之势已定的时候,共产党仍诚心诚意愿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并提出了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条款,这是我参加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所彻底了解的。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签字,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全体同仁,激于国民党背信弃义,才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从国共两党两次的合作实践中,可以看出合作则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同时也对两党有利!过去的两次国共合作,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最高当局背信弃义而破裂,致使国家、民族遭到不幸。三十多年来,台湾尚未归回祖国,台湾同胞还不能同祖国大陆同胞团聚。台湾海峡本来是中华民族往来的通道,现在却成为隔绝我们的鸿沟,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去年元旦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宣告的大政方针,是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策。对台湾归回祖国,提出了各项合情合理的政策。这充分表明,国共两党,虽然早己强弱易势,而中国共产党总是光明磊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民族的利益为重,政府的领导人曾一再说明尊重台湾当前的现实,不仅将充分考虑台湾人民的利益,也将同样考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说话是算数的。有鉴于此,去年四月我参加以邓颖超副委员长为首的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接触日本各方人士的谈话中,曾多次呼吁国共两党再度实现合作,共谋国是。无容讳言,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祖国的经济生产、民主法制、党和政府的威信,都横遭破坏。“四人帮”被粉碎后,党和政府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整顿恢复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最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世界舆论一致认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无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有了可靠的保证。全国人民正在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实现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台湾当局,同是黄炎子孙,也曾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有什么理由要“自外生成”呢?中山先生当年曾有中国建设一定会出现大跃进局面的预言,希望我国能迎头赶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把孙中山先生这一崇高的理想,变为我国的现实,是所有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神圣职责。我诚恳希望以老朋友蒋经国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真正实现中山先生生前孜孜以求的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敞开和平谈判之门,走两党合作建设的道路。实现祖国统一,无论如何,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样,才上无负于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下有以对我们的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