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两党合作
时间: 2008-09-12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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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两党合作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发表文章

1981年10月8日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前的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宣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这是二十世纪初叶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长枪大炮打开了中国封建锁国的大门,从此我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昏庸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反动卖国政策,“鲸吞蚕食、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迫在眼前。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行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从平英团、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革命运动。这几次革命,都带有旧式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色彩,最后都悲壮地失败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先生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他奔走呼号,鼓吹革命,亲自组织和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特别是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震动了全国,鼓舞了民气。武昌首义前夕的清廷,有如风雨飘摇中的大厦,随时都有可能整个坍塌下来。等到武昌城头登高一呼,举国闻风响应,终于使清帝逊位,民国成立,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一个大清皇帝,而且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的封建帝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要敢于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怀疑,那就是犯了“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以往的农民起义,虽然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他们思想上摆脱不了皇权主义的桎梏,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打倒一个旧皇帝,拥立一个新皇帝。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始终以保皇为宗旨,拒绝同孙中山合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完整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共和国成立之初,由孙中山签署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法典,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破天荒的壮举,也是对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批判。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以后,谁要妄想做皇帝,谁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1915年袁世凯称帝仅83天,不过黄梁一梦;1917年张勋复辟,只有11天,更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后,任何一个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再也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稳定的统治。袁世凯死后,大小军阀,象走马灯一样上上下下,都不过是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辛亥革命前后,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思想,对于君权神授、官僚政治、宗法等级制度、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等封建意识形态,大胆地提出怀疑,广泛地开展批判,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导致民主主义精神的高涨,也为尔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了先河。

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得到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支援和帮助。辛亥革命的成功,又大大地促进了亚洲各国人民的觉醒,鼓舞他们为民族解放和建立共和而斗争。伟大的列宁曾经高度评价过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盛赞孙中山先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使“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列宁的一篇著名论文,题目就是《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光荣旗帜,孙中山先生在亚洲和世界各国享有广泛的尊敬。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永远怀念为了祖国自由富强而披荆斩棘、英勇献身的辛亥革命先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地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包括了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事业献出生命的辛亥革命志士在内。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1961年和1971年,首都和全国各地都曾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当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国将举行更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两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发展

辛亥革命发生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先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当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被迫让位给窃国大盗袁世凯。此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致孙先生发出“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慨叹。面临着这种形势,孙中山表现了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继续领导了反袁(世凯)、讨段(祺瑞)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无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这些反抗也都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不得不亡命扶桑,流寓沪上,在困顿苦闷中,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孙中山先生手创的同盟会及其后身国民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光荣的历史。许多年轻的革命志士,为推翻清朝政府,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利诱,分化瓦解,使国民党起了严重的分化,有的跑到袁世凯那里去做官,有的灰心隐退,国民党本身已经丧失了革命的锐气,孙中山先生本人也陷于深深的绝望之中。“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惊人事业付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老同盟会员蔡济民的激愤,黄克强的悲凉,都表明了当时革命志士理想的破灭。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中国爆发了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变。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孙中山先生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欢迎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对他的援助,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亲自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断排除来自党内右派势力的干扰,改组了他领导的国民党;甚至毅然决然地宣称:必要时不惜解散国民党,他个人去参加共产党。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创办了培养革命武装干部的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我就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的。

国民党经过改组,由于共产党的参加,输入了新血液,增加了新活力,从奄奄一息的状态,成为生机蓬勃的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分子的政治联盟。当时,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密切合作,并肩战斗。在军阀势力统治下的北方,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建立党部。两个兄弟党的办事机关,常常就从一个门里出入。1927年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杀害的20位烈士中,有李大钊、杨景山、谭祖尧等共产党人,也有路友于、邓文辉等国民党左派。他们的血是流在一起的。

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很短的时间内,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创建了革命武装,完成了东征,开始了北伐。在北伐军中,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叶挺率领的铁军“独立团”,所向披靡,建立了赫赫战功。革命洪流滚滚向前,由珠江流域冲击到大江南北,使反动军阀闻风丧胆,帝国主义胆战心惊。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开始抬头。这时,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混入革命阵营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掉转枪口,屠杀共产党,镇压革命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了。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的1926年,我出席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一二”事变后,我对于国共两党的分裂,感到非常痛心,表示坚决反对。记得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国民党的22名中央执行委员(包括跨党的共产党),联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央委员宣言》,由宋庆龄同志领衔,我也有幸得附骥尾。宣言坚决拥护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反对破坏两党团结合作的分裂行为。可惜这一正确的主张,未能挽回遭到破坏的大局。而我个人也被迫亡命国外,过了十年政治流亡者的生活。

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十年内战,使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打了进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华北告警,国家命运岌岌可危。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激于民族大义,于1936年12月实行“兵谏”。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反复折冲,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从而避免了国家一场大规模战乱的灾难,也挽救了国民党及其最高当局,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新形势的出现,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也得以从国外归来,投身于全民抗战事业。我先后在立法院、陆军大学、军事委员会和作为人民团体的中苏文化协会,以及陕西、新疆等地担任工作。当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以火热的心情,珍惜两党的合作关系,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终于形成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国统区时起时伏的反共暗流而感到焦虑,并且运用我同国民党上层的社会关系,从事民主活动,希望能以我的微薄力量,有助于我们民族的团结抗战大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喁喁望治,国民党最高当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愿望,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合作之局又遭破坏,原因何在?结局如何?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我从青年时代起,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在半个多世纪中,我经历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次合作;同时,也经历了两次合作破坏以后的长期分裂。合作与分裂这两种情况,对历史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不同作用,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荡平了北洋军阀,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反之,第一次国共分裂的结果,是十年内战,外寇入侵。第二次国共分裂的结果,人民固然饱受苦难,而国民党本身也被人民所唾弃。

总之,国共两党的合作,国家人民俱受其利,分裂则国家人民俱蒙其害;合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分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三、我期待着参加第三次两党合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由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破坏,造成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局面,已经三十二年了,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所说的那样:“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两年多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问题,发布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再郑重表示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时候,一定尊重台湾的现实,最大限度地照顾台湾当局的处境:不改变台湾的现行制度;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可以保持与各国的民间往来;可以拥有军队以及在人事方面的自由酌定权;不要求台湾实行社会主义,只希望他们能够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最近,叶剑英委员长又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一本“天下为公”之旨,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这一合情合理的重大决策,必将得到广大海内外同胞的赞同和响应。

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同时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当前台湾最高当局的决策,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一个关键。我和蒋经国先生,是同窗老友,总角之交,过去有过一段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历史。对于如何挽救祖国和建设祖国,曾经具有一致的认识和共同的理想。我们曾经在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内,共同战斗在抗战救亡的战线上。从西南到华东的许多地方,都有我俩携手同游的踪迹。忆及当年在赣南闲游,我曾以建千秋功业、为青史留名相期,蒋氏曾谓:“羽毛未丰,不可高飞。”现在时移势异,老朋友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高飞之势已成。我由于对祖国爱国情殷,对老朋友关心深切,本着“君子爱人以德”的意思,向蒋经国先生进一言。

民族要团结,国家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谁能顺应历史潮流,为实现这个愿望而作出贡献,谁就会被人民弦歌丝绣,奉为历史和人民的功臣;谁要拂逆民心,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谁就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认为,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国共合作;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至于说如何统一,统一到哪里?这要正视现实和历史情况。我国有十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台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省。祖国政府不要求台湾按照大陆的模式改变其现行制度,台湾方面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大陆屈从台湾。我认为大陆与台湾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完全可以长期并存,取长补短。至于将来如何发展变化,可以由我们的后人去选择、决定,因此,当前在处理祖国与台湾的关系上,根本不存在谁统一谁的问题。

说起来,我们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个人的自然生命毕竟有限,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才是千秋大业。应该趁有生之年,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结下的历史疙瘩,由我们自己来解开,不要给后人留下无穷之患。这就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中山先生一贯教导我们,要“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先岳丈于右任先生,亦曾以一联书赠蒋先生:“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是有深刻含意的。关键在于一人,决心在于一念。记得留学异邦时,我与蒋经国先生情同手足,知无不言。当年蒋氏风华正茂,于今思之,犹如昨日。当此历史重要关头,尤望顺应潮流,体察民意,明照机先,果断抉择。侷促东隅,终非久计,一切操之在己,一念之间,就可造福斯民、流芳百世了!

至于我个人,生活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对祖国对人民却很少贡献,实有愧于际遇这一伟大的时代。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直到1949年初,我还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之一员,参加北平和平谈判。这次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告失败。现在,我虽已届八十三高龄,只要是为了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我很乐于飞越海峡,与台湾当局握手言欢,畅谈往事,共商国家大计,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且永久合作下去!

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自从辛亥革命后七十年间,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三十二年来,由于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捣乱,以及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使我们的事业遭遇到一些挫折。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拨正了航向,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的大船,又乘风破浪地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在我们祖国的悠久史册上,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分裂总是短暂的。中国要统一,搞分裂不得人心。台湾和大陆不应该也不会长期分裂下去,这是台湾和大陆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希望台湾的朋友们也同我们一起,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共同努力,这才是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