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的来信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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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洋彼岸的来信

出院不久,我看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的《对时局意见》,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为奴役人民”,蒋介石已成为“反动派之领袖”,并提出挽救时局的七点意见:“一,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三,……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撤退一切外国在华驻军……;五,大量裁军、减政……安定民生;六,……动员全国力量,从事建设;七,恢复孙总理(指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注1]那时,我已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解除职务,吊销护照,进行通缉。再想想冯玉祥亦受到国民党当局排挤,于一九四六年九月被迫赴美“考察水利”。此外,我还接触了一些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他们也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李济深的这篇文章在香港《华商报》刊出后,他们受到很大鼓舞,便更加痛恨蒋政权,也更加想为自己寻找出路。当时我便想到,如果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对这场斗争一定更为有利。

于是,我想去拜访李济深登门求教。当时我正忙于把劳协总部迁至香港的事务,直到四月底,我才能挤出时间,在一位熟人的陪同下[注2]到座落在半山罗便臣道九十二号的一幢旧式三层楼房内见到了李济深。他问起我住院和来港后开展劳协活动的情况。我扼要地作了汇报,他感到很满意。接着,李济深拿出冯玉祥抵美后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写给他的第一封亲笔信。信上说:“近读先生同何香凝先生、蔡将军、彭先生等发表之宣言[注3],敬佩万分。政治独裁,不变成希特勒,定变成次殖民地。这是科学上实验出来的,一定的道理。”“坐汽车行中国里约三万多里……好象走到香园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到自己国内正在自己杀自己。真的,就是铁人,也要落下泪来。”“我们应当怎样联络起来……盼望把您的通信处写给我。”[注4]

当时国内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限期撤退;三月五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共和谈破裂,决定把内战打到底;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大吹大擂,不可一世。冯玉祥写这封信与当时形势不无关系。信中,一,表达了反蒋激情;二,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延安,自己杀自己的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三,在此历史的紧要关头,迫切希望与李济深等联络起来,团结反蒋。

在重庆时,我曾多次见过冯玉祥。特别是一九四六年九月他被迫赴美“考察水利”之前,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在法商总会(锦江饭店原址)举行欢送会,我应邀参加为冯将军送行。席间,冯玉祥对我当时被国民党当局双管齐下逼我屈服的处境深表关心,对我勉励有加,希望在他出国之后能经常通信,保持联系。现在读到他给李济深的亲笔信,倍感亲切。

我和李济深是在重庆认识的。一九四六年初,他与张发奎从广州乘飞机到达重庆。他对当时的政局忧心忡忡。特别是三月一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竟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更使李济深和其他爱国人士愤慨。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由冯玉祥和张澜出面,于三月十七日下午六时在重庆广东酒家举行各党派领袖和各界知名人士的盛大宴会,欢迎李济深、李任仁和田汉来渝,庆贺叶挺和廖承志出狱。赴宴的有周恩来、董必武、陈铭枢、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琪翔、王若飞、秦博古、谭平山、陆定一、王昆仑、邓初民、侯外庐、李公朴、朱蕴山等百余人,济济一堂。我有幸敬陪末座,得与很多熟人见面叙旧。特别是在朱蕴山的介绍下,认识了廖承志等不少革命人士,颇感激动。

席间,冯玉祥致欢迎词说:“……他(李济深)是主张抗日最坚决的人,历经失败而不变抗日宗旨,如今抗战胜利,应对他表示钦佩。在大家拼命争取民主自由之时,来了这位民主自由的健将,希望他来领导我们大家努力以救国家,不至使国家糊里糊涂地走到法西斯的道路。”[注5]

李济深在国民党内有相当的资历和威望,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主义者。我久闻其名,那天在重庆见面,并听到冯玉祥的介绍,内心更为钦佩。

这次在香港重逢,我们都非常兴奋。李济深谈了很多他与冯玉祥一起反内战的往事。他说,早在去年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就对东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先后占领了四平街、长春等城市,一直打到松花江南岸;同时,在关内也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首先发表《宣言》,并致电国共两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当时(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他正与冯玉祥一道从重庆乘民联轮回南京,上船的时候听到上海的这个消息,非常欢欣。一路上都以制止内战为谈话内容,并说定以他们两人的关系和影响,去策动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都起来反对内战。当时,同船的有八百二十三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李、冯便分头向一些熟人就这个主张进行交谈。船经万县时,当地军民在码头集会欢迎;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师长覃异之去看李济深,李对他除分析当时的形势外,更强调“我们今天必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只有和平、民主,国家才能复兴,人民才能休养生息”。并劝覃“不要参加内战”。

然后,李济深把话题引回来,说道:“冯玉祥的信上最后着重提到‘我们该当怎样联络起来’,这决不仅仅是要求通信联络而已,因为那是只要贴张邮票就可以解决的事,不存在‘该当怎样’的问题。显然,冯将军希望我们回答他的,仍然是该当怎样联络一切国民党内渴望民主与和平的人士团结反蒋,促其停火的问题。”

这一天,陪我同去的朋友围绕这个主题也讲了很多情况,主要内容是:反内战斗争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底就已经开始。先是民盟同有关单位联合,要求撤退在华美军,制止内战,速开政协会议,并于十一月二日提出:“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应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要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五百余人举行反内战大会;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在昆明西南联大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时,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导致了全市学生示威游行和酿成了“一二·一惨案”。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遭到军警殴打,酿成“下关惨案”等等。总之,各地反内战的浪潮不断高涨。前些时候听说上海各校学生都在游行示威,进行反内战、反卖国的街头宣传。他认为,全国性的反内战运动高潮已经到来,我们应该立即联络起来,走在潮流的前列。

李济深接着说道:“当前内战频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说话,制止蒋介石迷信武力的错误政策,争取不坐失建国的良机,祖国才有光明前程。”他问我在劳工方面将作何种打算?我答道:“劳工方面也是主张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李济深又提了几个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也要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共同挽救时局。于是,李济深握着我的手强调说:“今天的会晤是一次反内战的联合行动。”

由于谈得投机,不觉已到掌灯时分。我们二人只好尊重主人的意思,在李家吃了便饭。席间,朋友对我说:“任公是最讲信义的忠厚长者,交朋友以诚相待,办事情有始有终,从不半途而废。你们劳工方面能与任公合作,他会由衷欢迎的。”我当即向李敬酒,表示了我的诚意。

朋友还告诉我:“任公这次从上海来港,卖掉了他南京的房产作为经费,是为了联合国民党内和各方爱国人士,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开展民主进步活动。”李济深听后,对我说他最近写了首《抵港抒怀》,表达了这种心情。诗曰:匡时无计漫呼天,策短徒悲马不前。莫道人心同此理,雄风今已靡前贤。

饭后,李济深乘着酒兴,在一张信笺上写下了这首诗赠给我,我一直把它视为珍品带在身边,从香港至欧洲一些国家,转辗到东北解放区,然后到北京,都一直保存得好好的,前后达二十多年,却不幸在“文革”中丢失了。

李济深在席间还对我们说了他回南京后,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上庐山见蒋介石的情况。他劝蒋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但蒋毫无诚意。他在离开庐山时乃给蒋留下了一封十九页纸的长信,批评蒋的内战独裁方针是违背孙中山的政策的。为了使我们更明白他的意思,他颇为激动地说:“再要和蒋介石讲团结,看来是不可能了!”又说:“历史发展要求我们由原来的‘反蒋’变为‘倒蒋’的斗争。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今天就是实行的开始。”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支持他的主张。

告辞出门,在下山的路上,我小声问朋友:“倒蒋是一件大事情,必须进一步联共,这要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他答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任公自有安排。”其实,这位朋友就是共产党员。因我当时并不知道,故有此问。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见,令我异常激动,给我带来了一个不眠之夜。首先,我感到李济深的《抵港抒怀》诗,似乎是替我写的。一九四七年春天,我的心情未尝不是如此。那时我把劳协总部迁到香港,与国民党对抗。虽然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但经费困难,会务松散,问题很多,内心也常常泛起“无计”与“策短”之感。再者,我也从多少年来与共产党的合作中,深深感到中共的“雄风”浩荡,随时随地给我们以指点、启示和支持。可以说,自从与国民党当局闹翻后,我就已经预料到我们最后的归宿是奔赴解放区,所以遇到任何困难都能泰然处之。

见到李济深后,我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在未赴解放区之前,再利用我在劳工方面的影响做一件事情,这就是追随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奋斗,并积极推动劳工方面与他们合作,共同进行倒蒋斗争。

那时,李济深与各方面的通信往来比较频繁,可惜信函大多已经丢失,但从冯玉祥这封重要信件中,可以看出我们发起组织民革的宗旨以及开始酝酿时的情况。

 

注释:

1.见1947年3月9日香港《华商报》。

2.陪我去见李济深的熟人,我原来一直记得是梅龚彬,但梅于6月初才从广州到达香港,所以不可能是他。因时隔40多年,一时想不起来,只能称之为熟人或者朋友。

3.即《与李济深等对“改组政府”的严正声明》,见人民出版社的《双清文集》下集第470页。

4.见民革中央档案:冯玉祥书信卷。冯信说明不知李济深住址,此信不可能邮寄,是托便人带来的,所以李很快就收到了。

5.见《苍梧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10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