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绸巾上的密信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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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写在绸巾上的密信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李济深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陈此生和我等人到他家中聚会。会上由李济深简介两次会谈的情况和有关成立革命组织的意见,并说:“我们选在‘五四’开始进行筹备工作谈话会是有重大意义的。希望通过这次座谈把成立组织的问题确定下来,并讨论当前需要做那些工作,以推动革命组织的成立。”当时,大家情绪很高,踊跃发言,普遍强烈要求尽快成立一个团结国民党内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革命组织,与共产党合作,推翻蒋政权。李济深又提出:“革命组织成立后,民联、民促是否并入这个组织?”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鉴于内战形势发展很快,希望早一点成立这个革命组织,以配合共产党进行的推翻蒋政权的活动。那时虽已分头与不少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了初步联络,他们中多数人都表示支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要他们站出来公开赞成推翻蒋政权,参加我们的行列,则尚有难处。因此,不少人认为要筹建新组织,只能依靠民联、民促,并由他们去团结策动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另一种是,这须尊重该两组织的意见,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不能由我们一方面决定。李济深本人就坚决不同意由他来作出决定。他说:“民联、民促在抗战胜利初期,为维护《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争取和平民主,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为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曾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帜。他们在斗争中也产生了联合起来的要求。现在要成立新的革命组织,是联合起来的一个好机会。鉴于在座的基本上是民促的同志,当务之急是把在上海的民联负责同志请到香港来共商大计。即使合并有困难,也可以个人名义参加进来,成为新组织的骨干,这样才能推动工作。同时,也可以为推动民联、民促的联合或合并奠定基础。”

接着,大家讨论了当前急于要做的几件大事:

1.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在上海的民联同志。

2.由我赴大洋彼岸征求冯玉祥的意见。

3.成立筹备小组,进行商讨组织名称并着手文件起草等工作。

最后,李济深高兴地宣布:“今天就是新组织筹备会的成立之日,从今天起大家要用实际行动投入筹备工作。[注1]凡有志同道合的爱国之士,争取他们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但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坏分子混入。”

五月六日,李济深又召集我们到他家中开会,讨论李济深、何香凝的联名信。信是写给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的。信上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注2]这封信是用秘密通讯办法写在手掌大小的一块白绸巾上的。大家逐字逐句地斟酌。记得对“正名领导”四字就颇费推敲。它起码概括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1.我们急需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才能正名(名正言顺地)领导开展推翻蒋政权的活动。

2.这个革命组织急需定出名称,才能对外联系,发展组织,开展工作。

3.民联、民促可以并入新组织,其成员也可以用个人名义参加进来,成立一个新的、能够领导推翻蒋政权的革命组织。

密信上开头原本是“国民党左派和其他爱国人士”,后改作“国民党民主派”;原来并无“详情由蕴兄面报”一句,也是后加的。我于五月八日离港后,李济深他们又讨论过几次,主要是派谁将此信送到上海去。其际,五月二十日获悉京(南京)、沪、苏、杭地区十六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余人,不顾南京政府的禁令,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向国民党参政会和南京政府请愿,一百多人被打伤,三十多人被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二○惨案”。同一天,北平、天津学生也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当时,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柳亚子和朱蕴山等也和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一道,抨击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随后,朱蕴山于六月初到达香港,住在继园朋友家里。李济深立即去征求他的意见,朱表示愿意回上海送密信。李即与有关同志商定,并在信尾加上“详情由蕴兄面报”一句话。但是朱蕴山却未克成行。原来,六月上旬[注3],他已经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开船前一日却接到上海友人电报称:他若来沪,一上岸就有被捕的危险。朱蕴山是大风大浪里过来的人,并不畏惧,但是为了绸巾上所列同志们的安全计,不无顾虑。遂与李济深、梅龚彬等商量,经他们的劝阻,乃取消了上海之行。接着,李济深等决定分头托人带口信请谭平山等速来香港。显然,这比朱亲自去上海邀请并面报详情要延误一些时日。十月初,柳亚子首先到达,李济深把密信给他看了,后来这封信就留在他那里。陈铭枢、谭平山先后于十月中、下旬才到,郭春涛则于民革正式成立时仍未见抵港。

朱蕴山这次来港,我已赴欧,未谋一面,早在三十年代末,我就认识他了。那时,他经常往返于重庆、成都、昆明、长沙之间,协调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抗日运动,广泛宣传联共、抗日、反蒋主张。也曾同我商讨过民主、抗日反蒋问题。他说,国民党军队内,大部分官兵是要抗日的。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并表示要为西南抗日防蒋和民主抗战运动多出力。

他还几次南下桂林、昆明等地,同李济深、龙云、刘文辉等人商议推动民主抗日运动。

一九四三年初,他返重庆,住在华尔商店楼上,与赵一民、王洪贤、陈铭枢等开展了许多抗日反蒋斗争活动。这期间他经常与我见面。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在重庆广东酒家各党派领袖和各界人士的宴会上,就是朱蕴山和陈铭枢介绍我认识李济深的。

朱蕴山先后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大同盟),以及民盟和民联等。所有对中国革命有影响的政党,他几乎都参加过。他经验丰富,交游广泛,对各方政治人物都很熟悉,在团结进步人士同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斗争方面,他是一位很杰出的人物。

朱蕴山到香港之后,民主人士活动的中心无形之中有一半转移到了继园。那里经常高朋满座,讨论时局,交换意见,热气腾腾。但是,重要的问题还是在李济深家里、在一定范围内讨论的。例如对于推翻蒋政权,由于这个问题当时对香港当局过于敏感,李济深曾在会上言明两点:一是只限于一定范围之内,不要广泛宣传;二是暂时不要见诸文字,以免被抓住把柄。所以其时不少同志只知道要成立一个组织并参加筹备工作,而并不知道这个组织之宗旨是推翻蒋政权。一九四七年秋,解放军进入全面反攻,形势有了变化,香港当局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加之民革的名称既定,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基本就绪,在进行讨论时,才普遍知道推翻蒋政权这个政见。

又如写在绸巾上的密信,当时也只有少数人知道。连朱蕴山由沪来港,受李济深委托再返沪送信的事,由于船票已经买好,瞒不过众人耳目,但是大家也只知道上海方面有要事,所以朱要回去,究竟有什么事,一般同志并不知道。[注4]密信一事是后来才公开的。

朱蕴山博览群书,谈笑风生。他常对同志们自称像《水浒》里第一个出场人物王进——王教头。王与高俅闹意见,惹出一场风波,才引出一百单八将梁山聚义的故事。可是,在这一百单八将中,王进却榜上无名。朱蕴山说,王进引进英雄人物后便功成身退了。他对卢俊义在大局已成后才勉强上梁山,而且坐了第二把交椅,很不赞赏,而赞赏王进的“成功不必在我,成名也不必在我”的风度。

有些同志却喜欢以《水浒》里的朱贵比朱蕴山。他们认为,朱贵开了一间做眼的酒店为梁山招纳英雄,引进豪杰。林冲、晁盖等一大批好汉上山,都是他引进的,为山寨的创建立下了功劳。开始,朱贵在梁山坐第四把交椅,以后每进一批新人,他就让位,直坐到第九十二把交椅。用王进和朱贵的乐意以引进人才为己任,以事业兴旺为目的的高尚品德来比喻朱蕴山,我认为非常形象,非常恰当。民革倡建伊始,有这样一位同志,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五月四日的会议上,李济深宣布成立新的革命组织筹备会,不少同志就有意思让我负责组织工作方面的筹备事宜,我这次欧美之行,一走就是三个月。党章的起草工作便由朱蕴山找了陈汝棠主动把这项工作承担了起来,先搭一个架子,等我回港讨论后,再提交李济深审阅。对此,我是很感激的。

 

注释:

1.民革从1947年5月初开始酝酿,5月4日开始筹备,到11月12日仅半年多一点时间,就筹备就绪,至1948年元旦正式成立。

连贯同志在纪念李济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发表的《和衷共济,振兴中华》(见1985年11月5日《团结报》)一文中谈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仍回到香港中央华南分局工作。”“李济深等经过大约半年的研究、讨论,大家思想比较统一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终于在1948年1月正式成立。”可见,民革从酝酿到成立,历时半年多,始终是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连贯是最了解民革当时实际情况的同志之一。

2.见1981年5月9日《团结报》。

3.为确定写在绸巾上的密信的准确时间,经与当时在港的周颖、张克明等同志共同回忆,才确定是1947年初夏。张克明在纪念朱蕴山诞辰一百周年时发表的《关于朱蕴老二、三事》中写道:“1947年初夏,他(朱蕴山)之来香港……”“朱蕴老到了香港之后,本来说是上海方面还有要事,就要回上海的。”“原来,这次去上海……李济深、何香凝等有个条子(密信),是给上海谭平山等人的的……”(参阅《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71页。)

4.见注3,连1947年5月就参加筹备工作的张克明在当时也不知道朱蕴山回上海是送密信,后来也才知道要送个条子,其他同志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