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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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我在李济深家参加关于密信的讨论后,就应邀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执行会。动身前,我到李济深和何香凝府上辞行。他们都嘱咐我:趁出国之便,1.向国际友人介绍我们的政见,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2.绕道去美国与冯玉祥面谈。李还强调希望冯将军能出来领导。

当时——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李济深出席了会议,被大家推选为主席。他表示,“中山先生都参加了致公党,我也一定参加致公党。”并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接受主席头衔。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团结报》刊登了黄鼎臣的《李济深先生和致公党》一文,曾提及此事。文中并说,“由于他(李济深)已是民革的负责人,所以他的(致公党)主席身份只在组织内部公布了,没有公开。这说明,李先生支持新民主主义运动和他对致公党的关心。”

其实当时,民革刚刚酝酿,尚未命名,前途十分渺茫,李向当时致公党的副主席陈其尤表示,他将把全部精力放在筹建民革方面。李济深放弃了致公党的主席,一心扑在民革事业上,足见其对团结国民党内爱国力量推翻蒋政权的信心是极大的。受他行动的鼓舞,我决心乘出国之际为筹建民革竭尽绵薄之力。

七月九日,我从伦敦给李济深寄去一信,报告了我到欧洲各国的情况,和赴美行期。原文如下:

任公勋鉴:拜别以来,倏已二月有余,至多渴念,近维起居迪吉为颂为慰。范于五月中旬抵巴黎后,即赴捷克参加世界工联会议;之后,又赴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理事会;最近抵达伦敦。国际对于中国前途至为关心,现已公认中国之内战足以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南京政府之腐化、贪污、无能,已成为酒后茶余之谈。国际对于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的)力量,至为重视。范与各国朝野谈话,已将我公之政见提出,并推崇我公足以领导全国民主力量,从事团结、和平工作。范明日即飞纽约,再行向美国工会与民主人士做一些工作后,即拟返港,余容再陈。此请

勋安

晚朱学范敬上

三十六年七月九日,伦敦 [注1]

信中是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八日至七月九日二个多月期间我与各国朝野进行广泛交谈的情况,并反映了:1.国际很关注中国的内战。2.公认南京政府的腐败。3.对中国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行动非常重视。

此外,我还谈了赴美后要做的工作。由于具体行止未定,所以信上没有请李济深回信给予指示。

在我的记忆里,民联、民促过去的文件,用过“国民党民主同志”、“民主进步分子”、“国民党革命同志”等,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民联第四次政治会议的政治报告,才第一次出现“国民党民主派”这个名称。李济深等后来在密信上也改用这个名称,可能是受其影响。我在香港时没有看到民联的这个报告,抵欧后并不知道这个名称。加上四月底,我与李济深在港第一次见面时就承他厚爱,希望我们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共同挽救时局。先入为主,所以信上仍用“国民党左派”这个名称。我在欧洲参加世界工联大会之余,“与各国朝野谈话”,这与赴美后“向美国工会与民主人士做些工作”,内容上基本相同,只是这次去美,不打算与官方接触,所以写法不同。这点心思,我想李济深是能从信上看出来的。

过去,我多次到世界各国去,主要是参加劳工方面的活动。这次除此之外,还从事民主活动。这两项活动结合起来,使我从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和行动上都走向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劳协就与重庆各界二十三个单位联合组织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发动劳协工人保护会场。当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名流以及我和不少劳协工人,制造了“校场口事件”。这时,劳工方面已与国民党左派和其他民主人士采取了声势浩大的联合行动,但是还没有形成组织上的联合。

在李济深方面,也开始重视国民党左派与劳工方面的联合,履行他的诺言。在我离港后,他就与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张文、陈汝棠、陈其瑗、冯裕芳、李章达、邓初民、陈此生、李伯球、郭冠杰、云应霖、千家驹、沈志远等联名发表通电,支持上海工人协会向政府提出的要求。电文为:“近日来粮荒严重,人民面临死亡威胁。上海工人协会向政府提出五次要求,实现全国人民之要求,非立即解冻生活指数不足以救饥饿,非立即停止内战不足以挽危局。如政府空言搪塞,或竟一意孤行以武力镇压,则是政府决心与人民为敌。事态严重,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一致声援。”[注2]

在我旅欧两个月时间里,李济深与冯玉祥已取得联系,并隔洋配合,遥相声援。如港报报道:“五月二十九日,冯玉祥在纽约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学生,记者,要求立即停止这种暴行,并组织真正的联合政府。”[注3]李济深则于六月九日晨接见《华商报》记者时,对冯的国是声明,深表同情,并预言:“全国人民被迫奋起,敲响了独裁者的丧钟,为时已不远矣!”[注4]

六月十七日,李济深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志暨同胞书》,痛斥蒋介石“初则纵容降敌,自残同类;继则献媚友帮,出卖国权;终乃发动全面内战,屠杀爱国青年,不惜与举国人民为敌。以致抗战前功尽弃,人民有倒悬之痛,国家如累卵之危。数其罪恶,罄竹难书。”“……所望吾党海外同志暨侨胞,本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过去援助革命运动之光荣传统,为祖国之独立自由而贡献一切。”并列举八大罪状。[注5]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冯玉祥在纽约翻印了几百份,在华侨中散发。

七月三日,李济深与何香凝联名印发《致全国军政人员书》[注6]:“近者,冯焕章先生发表国是意见,主张吾党同志,应坦率指陈内战之祸,自我检讨以求取民主和平,复建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大学教授、学生、工商各界代表,举行新政协会议用谋和平,从而组织真有代表性之联合政府。平情衡事,语重心长,爱国人士当有同情。济深等对国事一向主张吾党恢复其革命精神,与其他党派推诚相见,共图建设,吾道不孤,至为兴奋。今者全国大学教授、学生、工人相率罢教、罢课、罢工,以反内战,以反饥饿。足证人民生计,实已濒于绝境,亦足证民主和平,确为全国一致之要求。”“望军政诸君,本先哲名言‘人溺己溺’之名训,总理(指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之宏愿,一致敦促中央政府改弦易辙,与民更始,放弃武力政策,是非决诸公议。”“民命垂危,时不待人,苟且迁延,贻祸兹大。诸君明达,幸早图之。”并附发冯玉祥《致全国同胞书》。

由于他们双方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我于七月十日抵达美国见到冯玉祥时,很多问题一谈即合,非常顺利。

在我旅欧两个多月时间里,李、冯隔洋配合,遥相声援的活动还有不少,但是当时香港和美国的报刊基本上都不报道这类活动,只有《华商报》例外,有的还原文发表。从上述几则报道中,就可以看出冯玉祥仍停留在主张“举行新政协会议用谋和平,从而组织真有代表性之联合政府”的阶段,这与李济深与我们商定的推翻蒋政权的宗旨尚未完全吻合。所以:

1.六月九日,李在同情冯的《国是声明》的同时,提出了“敲响了独裁者的丧钟,为时已不远了。”

2.六月十七日,李提出了“所望吾党海外同志暨侨胞,本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过去援助革命运动之光荣传统,为祖国之独立自由而贡献一切。”

3.七月三日,冯虽提出举行新政协,谋求和平等国是意见,李仍随文附发该意见,并在文中声言“济深等对国事一向主张吾党恢复其革命精神”,“一致敦促中央政府改弦易辙”,“幸早图之”。

总之,从字里行间,李济深都暗示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蒋政权的用心。虽然除上述在报刊上互相呼应外,李、冯之间还有过一些书信往来,但是限于处境,其时不能明说,不能把“推翻蒋政权”见诸文字。从而看得出来,冯玉祥对李济深的政治主张,或者未全部洞察,或者也不便见诸文字。这就是李济深希望我乘旅欧之机去一趟美国向冯玉祥面陈的缘故,也就是我那次美国之行的价值之所在。我作为一个晚辈,能为李、冯之间沟通这件大事,迄今回忆起来,仍感到非常光荣。

 

注释:

1.见民革中央档案,朱学范书信卷。

2.见《苍梧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10期第28-29页。

3.见同上,第29页。

4.见同上,第29页。

5.见同上,第29页。

6.见1947年7月3日香港《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