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行的收获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字号:

六、美国之行的收获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我飞赴旧金山,正准备换机飞纽约之际。获悉冯玉祥还没有离开旧金山,便改在那里商谈。商谈内容有:

1.冯非常同意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痛快地表示:“成立组织,推翻蒋政权,我赞成。”并说:“蒋介石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除不可。”接着又说,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重庆“较场口事件”后,他即与李济深、张澜、龙云、朱蕴山、陈铭枢、蒋光鼐、刘文辉、余心清、李一平等在聚兴诚银行楼上秘密聚会。会上就认为:“为了挽救危局,必须开展民主运动,组织团体,打倒民贼独夫蒋介石。但是,当时为了不使人民在八年抗战之后再受内战之苦,共产党采取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力争避免内战,通过政治协商,达到和平建国之目的。”冯强调说:“可是如今,内战已进入新的阶段。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国民党军队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再要与他们讲团结,已经不可能了。”

但是对于推翻蒋政权,冯有两点看法:①他认为在香港只搞政治影响,造造舆论,在一定范围内,英国人是不会过分干涉的;如果超出范围,公然提出推翻蒋政权,恐怕他们是要不客气的。他强调说:“为了任公和诸君的安全计,不宜过早张扬出去,在组织内部也不宜过多人知道。”正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与李济深在这方面不谋而合。②认为要等待时机。他预言,内战必然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并且为时不会太久了。当前,要多做准备工作,革命组织的正式成立不妨略迟一些。

2.鉴于冯玉祥不便亲自到香港来领导,我们一致认为由李济深出来领导最为合适。

冯回顾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陆续来到桂林,经常聚会讨论时局,认为要改变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恢复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必须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力量,从内部进行斗争。那时,李济深曾派人与冯联系,争取一致行动。冯认为,现在要联合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组成革命组织推翻蒋政权,仍应请李济深出来主持工作比较恰当。

冯还谈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重庆广东酒家宴会的事。他说,那次活动是周恩来授意他与张澜两人出面举办的。冯在欢迎词中说:“希望他(李济深)来领导我们大家努力以救国家。”这一点,事前也是征得周恩来同意的。冯说这些话,旨在要我相信。推举李济深出来领导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意思。这是因为我透露了李济深想敦请冯出来领导这场斗争的意图,所以他才这样对我说的。

我当即向冯表白自己也一直推崇李济深出来领导,而且实际上现在是李济深和何香凝两人在领导香港方面的工作。但只怕李本人不肯答应。冯说:“我给你带封信给他,他会同意的。”

3.我还向冯汇报了写在绸巾上的密信,他也表示同意,但特别强调组织成立后,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才能分化国民党,有利于推翻政权。他认为,一成不变地把国民党党员划成“左”“右”两派是值得商榷的。对于一个人要全面评价,不能光凭一时一事的表现,要从他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为标准。他这种团结一切人的主张以后曾多次在来信中提到,成为他对民革一贯的主张。

冯还认为,新组织成立后,民联、民促可以同时存在,并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他强调说,新组织的事要依靠从国民党里分化出来的爱国人士自己来办,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站到革命人民的一边来,更大限度地孤立蒋政权。

此外,冯还答应给我们筹募一些经费以及有关事项。

最后,冯根据其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托我代表他回港送给李济深。临别,他还告诉我说,孙中山讲过:“华侨是革命之母。”辛亥革命颇得华侨人力、财力的援助。所以他准备留在美国,发起“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用以揭露国民党当局内战独裁,反对美国援蒋,争取华侨拥护推翻蒋政权的斗争。并说,我们的革命组织一旦在香港成立,他就赶来参加。

我能与这样一位著名的军事家、爱国将领导商谈建党大事,真是难得的机会,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件之一。这次相聚数天,除一天他陪我观光旧金山市容并介绍我认识了几位朋友、参加应酬外,我们足足畅谈了三天。冯对成立组织的问题谈得较多且细,还谈了不少美国的情况,以及他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等等,都很精辟,颇多独到之处,特别是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尤令我心悦诚服,胜读十年书。时隔四十年,很多已经遗忘。其中记忆最深的是他对时局的预见。

我对当时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表示焦虑,他深入浅出地从国民党军事方面分析了四个阶段:自从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挟其抗战胜利之余威,蓄意要用内战来消灭共产党。那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确实要比共产党强。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就开始了全面进攻,这是第一个阶段;翌年(一九四七)春,转入了重点进攻,蒋介石只打延安和山东两个重点地区。这种战略改变并不表示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只能说明他们的全面进攻的失败,这是第二个阶段。

他引证了从一九四七年二月至现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约五个月,国民党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四平街战役等连遭惨败,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挥戈大别山,直撼京(宁)汉。冯慷慨地说,古人说得好,“一叶知秋”,这些战役都好比树叶,现在这么多叶子落地了,秋天眼看要来了,还用愁吗?这就是说,国民党军队很快就要进入重点防御阶段,再无进攻之力了,这是第三个阶段。最后,冯满怀信心地说,用不了五年,蒋军就会面临总崩溃,这是第四个阶段。事情的发展比他的预计还要快得多。可惜冯将军并没有能目睹国民党军队这一总崩溃下场,但他料事如神,确实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冯玉祥在八年抗战期间,态度非常坚决,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特别是他在劝阻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方面,敢于直言不讳,在当时就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对我的政治信念影响很大。

在美期间,我又获悉冯玉祥曾断然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利诱。某日,一名美国官员来访冯说:“蒋介石无能,美国对他不满意。如果冯将军出来,美国愿意援助金钱和军火。条件是要对付共产党。”冯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是孙中山的信徒,他亲手制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宗旨;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更改了这些,便是叛徒。”那官员闻言怫然,威胁道:“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考虑。”冯严厉驳斥道:“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就是:全国人民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作什么。如果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作什么,我们就作什么,那就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这样的人吗?”说罢就爽朗地大笑起来。这个美国官员讨了没趣,只好讪讪地走了,回港之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李济深等听,一时传为美谈。

去向冯玉祥告辞那天,我见他书桌上铺有小鸡画作,非常传神。我脱口而出说:“想不到将军行伍出身,不仅喜欢作诗,还有一支丹青妙笔!”冯谦虚地说:“那里,只是消遣而已。不过鸡是降五毒的。小鸡一出蛋壳就啄食小虫,是五毒的天敌。过去我在重庆时,总认为国民党太黑暗了,其实我也看到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战牺牲精神。后来仔细想想,只是少数害虫把国民党搞糟了。所以来到美国后就学画小鸡,聊表为党除害的心志。”冯还答应将来推翻蒋政权后送我一幅庆祝胜利的画作。不料他在赴解放区途中竟因轮船失事而牺牲。这次长谈,竟成永诀。

离开旧金山,我又到华盛顿、纽约等地。由于冯玉祥的介绍,我在华盛顿与吴茂荪初次见面。他比我小八岁,当时还很年轻,仪表堂堂,知识面很广。在交谈中得知,吴茂荪早在一九四一年即投身于国民党民主派的活动,曾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的发起人之一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一九四七年初,他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即随冯玉祥从事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民主运动(后来又先后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和“民革驻美总分会”两个组织,他均被选为执行委员,协助冯玉祥开展工作)。我对吴茂荪寄予很大期望,认为有这样的同志,成立革命组织打倒蒋政权的前景就更加乐观了。

吴茂荪也完全同意尽快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是一个急进派,希望我回港以后,请求李济深等加紧筹备,按时召开成立大会,将进展情况随时告他。要他办什么事,他一定全力以赴。

那年,我与吴茂荪先后为冯玉祥带过信件给李济深。我带的那封如上所述是冯玉祥表示赞成由李济深发起成立组织并主持工作。吴带的则是委托书。民革成立后,冯玉祥限于处境不便未能到香港,又不愿违背“组织一成立就亲自赴港”的诺言,所以信件内容为委托吴茂荪作全权代表。虽然我们都是民革的创始人,民革成立时我被选为中央常委,吴茂荪为中央委员,但是我们都没有参加民革成立大会。我于一九四七年底离港参加国际会议后即迳赴东北解放区;他是一九四八年七月才到香港的。

八月底,我从美国回港后,与梅龚彬、陈此生一道向李济深、何香凝等汇报。他们看了冯玉祥的信,对所谈各节一致表示赞同,唯独李济深对要他领导一节,仍希望大家审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