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命名的经过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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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组织命名的经过

在当时,组织命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意见纷纭,分歧较大。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梅龚彬等经常收到各式各样的建议,及时碰头研究。经过长期反复讨论,才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在李济深家酝酿成立组织时,就提出建立筹备小组,讨论组织命名问题即为小组主要任务之一。大家都认为组织名称应该先定下来,以便对外号召,开展工作,心情非常迫切。李济深也很重视,亲自抓这项工作。据我知道主要有如下几个过程:

1.五月四日当天,把组织命名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以后,蔡廷锴就提出建立。“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的建议。

他认为,这个名称最能迎合当时反独裁、反内战运动之需要。他说,早在一九三五年七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宣侠父等在香港开会,决定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当时是民族危机,现在是内战危机,用“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不仅富有时代气息,而且也合乎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一贯思路。对此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可以考虑。仅李济深指出:“可惜这是一个民众团体,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所以未作进一步讨论。

2.五月八日我离港后,筹备小组收到不少有关建议,其中印象较深的是有人提出定名为“中国民主党”。认为,我们既然以民联、民促两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同志为新组织的骨干力量,公开呼吁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支争取和平民主的新生力量,那么定名为“中国民主党”是最合适的。由于当时中国已经有一个中国民主党,而且该党党魁侯野君等还在活动,所以大家否定了这个建议。

3.由于上述这个原因,不少人认为新组织的名称应该突出“民主和平”四个字。李济深便重新考虑蔡廷锴的建议。经多次聚会研究,在“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的基础上,定名为“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作为一个过渡的组织。

六月初,李济深等十二人联名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发函致各方人士,邀请参加,全文如下。×××先生:

不久之前,反内战和反饥饿运动遍及全国各大城市,这事实说明了内战已使民生濒于绝望,民主和平确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但另一方面,独裁政府已颁布其所谓总动员令了;吾人过去希望独裁派回心转意,与各党派合作,至此已悉成泡影。

因此,吾人今后惟有倚赖人民自己的力量,以求民主和平之实现。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和同情民主的社会先进,应谋进一步的团结奋斗,以解人民于倒悬,以救国家的危亡。

固然,国内各地的民主人士,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不过在暴力压抑之下,要发起这种联合组织,就免不了诸多障碍。香港交通便利,易与海内外民主和平运动取得联络;所以暂时停在此地的朋友,几经商讨之后,决定在此地发起‘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一面征求各地民主人士意见,一面著手筹备工作。

但我们的意思,这联盟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现阶段争取民主和平的联合阵线,任务完成以后,随时可以解散。

现在把这联盟的组织大纲草案随函奉上,虔诚地盼望先生予以指正,参加发起,并邀请当地有心人士,共同努力,以扩大民主和平运动,不胜感幸之至。专肃,布达。并致

敬礼![注1]

4.十月初,柳亚子从上海到达香港,带来了上海方面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并提议这个组织定名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

这时,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已有一个来月,忙于筹备工作。李济深会见柳亚子后,当天即召集我和蔡廷锴等有关筹备小组成员,专门讨论柳亚子带来的意见。不少人认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比以前所有关于组织命名的建议都好,可以考虑,于是李济深立即分别征求宋庆龄、冯玉祥的意见。

十月十六日,冯玉祥复信表示赞同。信上说:“昨读赐电,敬悉为成立同盟,特别盼望成功,此间友人亦皆此意……”[注2]

不久,宋庆龄从上海捎回口信给何香凝,说:“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即《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想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何即倡议这个革命组织可以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知是何受宋的嘱咐,还是考虑宋的安全,没有公开这件事。所以除极少数人外,都不知道内幕,认为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议,是何香凝提出来的。

十月二十六日举行筹备座谈会,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蕴山、梅龚彬、陈此生、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蒋光鼐、陈其瑗和我共十五人参加了会议。

全上很多同志都嫌弃“国民党”三个字。认为如不明确是国民党左派,只用“国民党”三个字,很多人不易接受,对开展工作不利。但是由于在座大多数是民促同志,大家记忆犹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民促成立之前,组织最初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意回避“国民党”三个字,后来何香凝力争,乃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又是何香凝提出来的,所以大家并不坚持否定。

柳亚子认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这个名称,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经上海一部分民联负责人商定的。如果不用,宜再征求他们的同意,又说“国民党民主派同盟”,可以理解为国民党中、左派同盟,不至于给人们以一种印象,把国民党员全包下来,实际上我们是包不下来的。

何香凝坚决主张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她说:“当前南京政府在战场上已经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简单几句话,使大家对民革的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何香凝还与柳亚子个别交换了意见。柳知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孙夫人的建议,立刻表示完全赞成,并愿主动去做上海方面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容易统一的思想,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上,情况就不同了,意见更多。这时,张文悄悄建议李济深,是否可以宣布组织名称是孙夫人建议的,以节省时间。李考虑会上要讨论通过“党章”、“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等三个文件,推翻蒋政权的政治主张要与大家见面并在社会上公开,如果牵涉到孙夫人为民革定名提过建议,对她在上海的处境极为不利。为安全计,在宋未南下工作前,还是不要泄露的为好。

经过讨论,很多同志又提出嫌弃“国民党”三个字,认为它已被蒋介石搞臭了,何香凝重申了她在十月二十六日筹备谈话会上的理由,坚持要保留这三个字。并一再强调:“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利于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三个字。”有的同志也补充说:“一九三三年底,在李济深等同志领导下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就因为把党组织改名为‘人民生产党’,表示与国民党没有关系。这样一来,对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这一点也不易为外人所了解,没有了号召力。为此,许多信仰孙中山先生革命主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望而却步,不来合作了。”

但是,仍有同志提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民主派组成的,而“国民党民主派”已为社会上所熟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初次露面,姑且不论社会上将作何反映,原来的民主人士恐怕心有疑虑。

何香凝强调说:“我的目的不仅要团结原先已经进步的民主人士,更要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孤立蒋介石,推翻蒋政权……”

事前,李济深等就估计到大家在命名问题上会发生分歧的。为了不希望在这个方面过多占用时间,由朱蕴山找来孙中山先生手迹给大家传阅,让大家明白这一命名的由来。手迹上写道:“革命委员会当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朱蕴山还对大家说,当年孙中山组织过“革命委员会”敉平了陈廉伯的商团叛乱;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在南昌“八一”武装起义后,成立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在要推翻蒋政权,仍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正好显示出孙中山的不断革命精神,以及与共产党合作的光荣传统。

接着,李济深也给大家解释道,今天,我们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草案)第三条:“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注3]我们是靠国民党内民主派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来实现推翻蒋政权的;同时,今天这个会议也叫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所以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是很合适的,民主人士不仅不会心存疑虑,而且还会坚决拥护。

一经解释,统一了思想,大家拍手赞成。

谭平山于十一月十二日的大会之后到香港。他提出参照联共(布),定名为“中国国民党(左派)或者(民主派)。大家认为太别扭,不符国情。经何香凝、柳亚子对他做了工作,谭没有坚持己见。后来陈铭枢来港,了解情况后,也赞成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陈铭枢私下对我说:“在上海的民联同志都知道民促成立时,何香老坚持“国民党”三个字,改‘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往事,所以我们始终没有离开‘国民党’三个字来考虑组织名称。加上捎口信的同志说李济深有密信:‘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请柳亚老先赴港向任公回报。”“加上参考‘中国民主同盟’的先例,我们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也是可以的。”“来港后,我才觉得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更好”。

一九四八年元旦,民革成立时,虽然个别人仍有意见,但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充足,所以顺利地通过了命名问题。

 

注释

1.见《双清文集》下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92页。

2.见民革中央档案,冯玉祥书信卷。

3.见《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