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孙夫人书》始末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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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孙夫人书》始末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第一次筹备谈话会上,大家都认为由李济深领导新组织非常理想,因此没有把谁来领导新组织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五月八日,我赴欧美前夕,李济深悄悄对我说:“见到焕章兄,一定要请他来港领导新组织,态度要坚决些。”我这才意识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七月十日至十四日,我在旧金山与冯玉祥商谈。八月底我从美国抵港,带回冯的一封信,提到“任公领导工作,是众望所归之事,希任公当仁不让……”

九月间,由于参加筹备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急需有聚会和办公地点。我们便在坚尼地道五十二号租了二楼一层房子作为筹备处。十月初柳亚子到港后,就住在那里,并积极参加筹备工作。

一次,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在一起交换意见,李把我去美国以及带回冯玉祥信件的情况对柳说了。柳也认为:“任公领导民革确系众望所归……”李济深说:“民革是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孙夫人如能出来担任民革主席,则正名领导,民革的作用必将更大。”由于李济深的态度,引出了《上孙夫人书》。

十月二十六日的筹备谈话会上,李济深一再谦辞,并建议请孙夫人出来领导。会上经过普遍征求意见,大家表示:孙夫人如肯南下领导,则民革更有威望。

会上还以离十一月十二日民革成立的日期已经迫近,组织命名等问题,特别是主席等人选都需由筹委会作出提案。因此决定由谈话会转入筹备阶段。自五月四日第一次筹备谈话会以来,不断举行,不断扩充,这次是人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筹备谈话会。

何香凝认为,孙夫人既然为民革定名,而且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自己又受过孙中山先生临终嘱托照顾孙夫人;因此认为由她用上书敦请的办法,孙夫人可能会接受。李济深还怕她不肯来港,于是想到了联名上书,认为这样把握大些。于是由柳亚子执笔,李济深等六人亲笔签名,写成了《上孙夫人书》:

孙夫人: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被蒋介石及其爪牙党内顽固分子推翻后,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与和平便不能早日实现,且深陷于惨酷的内战灾祸中。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指孙中山先生)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指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我们认定只有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由此两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机关,是本党的合法领导机关;只有此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纲政策,是本党党员真实的奋斗目标。我们拟于代表会议中指出蒋介石背叛总理(指孙中山先生),背叛遗教、出卖革命、迫害同志,残杀人民的罪行,否认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动中央,并召集继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党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正式中央指导机构,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先设立一个临时中央指导机构,肩起当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如因扼于环境,行动不便,不能于会前赶来主持开会,亦请顺应海内外同志一致之请求,接受拥戴,来函指示进行方针,并于会后以领导人之地位,发表谈话,宣示本党重建之必要,与同意大会之决议。万一发表谈话亦有不方便之处,便只来指示方针,对于新闻记者之询问,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项请求,甚望夫人斟酌环境及时局发展情形,决定选取其一。现在各地代表已陆续来到香港,开会各种准备工作,亦已大体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

彭泽民 何香凝 柳亚子

李章达 陈其瑗 李济深[注1]

十一月三十一日,民革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和朱学范为委员,柳亚子兼秘书长,讨论通过了上书孙夫人。

“上书”是这次会议之后发出的,时间在十一月初。当时,我并未看到“上书”,但李济深曾找我就请孙夫人来港领导一事交换过意见。他回顾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乘永生轮离沪赴港的往事。他在上海期间,曾会见过董必武,广泛与民主人士接触,还特意在新雅酒家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李向宋谈了他准备去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派力量公开反蒋的打算。宋表示完全赞成,并要他“多发挥作用”。宋还表示愿作后盾,全力支持。当时,南京政府发动的内战已经升级,国民大会闭幕已近三月,即将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进行改组政府。李济深感到,关于和平、民主、联共、反内战等政治主张,在蒋管区已难促其实现;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进一步与蒋介石分裂,云集香港,那里正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于是决定赴港,与香港的中共组织联系,别图施展。如今创建民革,事前亦曾征求过孙夫人的意见。李济深认为理应首先推她出来领导,至少在谁来领导问题上得听听她的意见。我听后怀疑孙夫人未必能来香港。李笑了笑,未置可否。

我的劳协同事、中共地下党员俞志英曾经是孙夫人的秘书,所以筹备会委托我转请她专程赴沪征求孙夫人的意见。她向当时在香港的章汉夫作了汇报,得知中共地下党已与孙夫人谈了此事,俞不必再去上海。

朱蕴山也是民联同志,与柳亚子关系密切。这时作了“柬呈亚子并平山诗”一首,引起坚尼地道五十二号一场小小的风波。

朱诗曰:

“一九四七年秋柳亚子应民革筹备之约来港,和我交换意见,曾有卷土重来树立中山旗帜的怀抱。他对李济深领导民革有不同意见,对谭平山亦有异议。我作诗以劝之。

霸业萧条问粤南,廖朱(指廖仲恺、朱执信两人)而后感才难。

何须争取中山钵,变作红旗一样看。”[注2]

朱诗很快传播开来,于是大家都知道柳对李济深领导民革有不同意见。但是据我与柳亚子的接触中,正如上述,柳是拥护李济深的。至于柳对潭平山有什么异议,我也没有察觉。

十一月八日和十一日,先后举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筹备会上,柳亚子情绪特别高。他以秘书长身份对这两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主动参加《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讨论,并表示愿意由他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进一步修改。

十一月十一日,在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上,柳亚子兴高采烈地担任大会秘书长。在他主持下,不仅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得特别好,他还在一块红缎上以清秀的行书题写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八十晋二圣诞,为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良辰,请同志签名于左方。”又手书匾额“一旅兴夏”,高悬于会场正中,给与会同志以难忘的印象。这次会议选举了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二十人为主席团,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会上柳亚子毫无不愉快的迹象。

会后,谭平山、陈铭枢相继到达香港。他们谈到:“孙夫人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连收信、会友的自由也没有。上海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选她当总主席未免有欠考虑。”我暗想,《上孙夫人书》后迄无回音,选她当总主席是准备她来港的。听了谭、陈之言,不免为孙夫人的安全担忧,所以立即向李济深汇报。

谭、陈都是民联的主要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等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联合代表会议。在会上就含糊其词,不再提宋庆龄是总主席了。但是不少同志又有意见,他们建议,如果孙夫人不便出面,挂个名誉职务以壮声势总是可以的。

十二月初,得到上海孙夫人的复信,她认为以不来为好。在香港可以请何香凝参加。对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表示赞成和支持。大家鉴于李济深在国民党的资历与声望,一致认为他足以胜任领导民革之重任。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民革成立大会上,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柳亚子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还愉快地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柳始终如一,对李济深领导民革,从来没有给人以不满意的感觉。估计朱蕴山诗中所云,可能出于误会。

 

注释:

1.见《双清文集》下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87页。

2.见《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