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一步的军事小组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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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先行一步的军事小组

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第二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各部门负责人和委员名单中,没有列军事小组。但是这一天确实成立了军事小组,是秘密成立的。李济深认为不宜见诸文字,所以不仅没有列入名单,而且也没有记录在案。组长由李济深兼任,成员有冯玉祥、龙云、蔡廷锴、谭平山、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同志。现在这些人都作古,又无文字记载,更有责任简要回顾一、二。

《告本党同志书》指出“本党(国民党)不乏忠贞之士”,号召“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其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民革),……本党同志允宜率先起义……”[注1]这在当时亦称策反工作,军事小组就是专搞策反工作的。李济深认为,策反工作的开展是促进民革的成立,并且不陷于民主派小圈子里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民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李于三月六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的《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一文中重申:“迎接着一切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武装同志,不断地举行光荣起义,参加到民主统一战线中来,为粉碎美蒋政治阴谋,为彻底推翻蒋××的反动统治而斗争!”

军事小组的成员,我先后都接触过,听他们介绍过民革进行策反工作的一些情况。军事小组虽然组成于民革成立之后,其实它早已开始行动,不仅在酝酿民革之前,而且早在几年以前,李济深等就已经秘密地开展了这项工作。

在抗战胜利之后,李济深、黄炎培、冯玉祥、梁漱溟、刘文辉、龙云等就看穿了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他们商议立即采取行动,联络各方,制止战争。“较场口事件”后,李济深等在聚兴诚楼上秘密聚会。会上除决定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外,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这就是要把政治和军事两个力量并用,首次提出了反蒋军事策动(简称策反)工作,公推冯玉祥领导。冯豪爽地应允,并不推让。于是由冯当组长、李济深、黄炎培、梁漱溟、刘文辉、龙云等五人为组员,成立了第一个军事策反小组。冯即决定由朱蕴山、陈铭枢、余心清、李一平等去进行各方面的联系工作。

同年六月,李济深等从重庆回到南京,冯玉祥决定赴美考察水利。在冯离国之前,他们又邀集一些民主人士聚会,决定在冯赴美后,国内反蒋军事策动工作由李济深领导,西南各省由龙云负责,北平方面由余心清负责,朱蕴山驻沪,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工作。这是第二个军事策反小组,组长李济深,组员冯玉祥、刘文辉、龙云、陈铭枢、余心清、朱蕴山、王葆真等。

这一举动得到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当时,由董必武送来七百元活动经费,王葆真拿了五百元,余心清拿了一百元,到北方去进行策反活动。

当时,冯玉祥认为蒋介石发动内战,一定先北后南,因此,工作的重点,也要放在北方,李济深对此判断非常赞许,亦有意与刘子衡到北方一行,对各方面施加影响,并去联络一些军人反对内战。为此特向陈诚示意,受到陈的婉言拒绝,未能成行。

冯玉祥赴美前夕,曾带他的旧部属张克侠和吴化文两人来见李济深,并当面交代张,吴,国内军事策反工作由李领导,今后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李的指挥。

李济深还与董必武商妥各自派人一起去徐州策反,拟活动张岚峰起义。不久,被派的人回来说,前面有战情。没能找到张岚峰。事后,张岚峰即被解放军俘虏。

当时中共南京办事处要在南京找房子,李济深打算把他的房子租给中共,因受到南京政府阻扰未办成。但南京政府不敢贸然公开反对,就出了一亿元高价来租李的房子,当年一亿元相当于二十万港币。那时,策反工作已经展开,急需经费,李征得中共方面同意,就租了出去,所得房租主要作为策反工作之经费。

综上所述,在民革成立之前,李济深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配合、支持下,已有了策反小组的形成,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民革成立以后的策反工作,虽然有更大的活动。但基本上是在以前的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冯玉祥从纽约写信给李济深说:“最近西安杜先生等几十人,北平余心清等几十人被抓的抓、杀的杀,足见独夫已到末路。高树勋、赵寿山两总司令之动作若再有一、二,即可成功了。”[注2]冯玉祥在海上遇难前,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还念念不忘余心清等被捕的事情。当时,余心清被关在南京监狱,他在牢中撰写了一副挽联吊唁冯将军:“海上惊噩耗,狱中哭先生。”南京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党的营救,余心清才脱离虎口,化装取道香港回到解放了的北京。

当时,西安的杜重石一再写信给我反映策反工作情况,并提出拟赴四川策反刘文辉。我回信告诉他刘是民革同志,希望他速去联系。杜即去了四川,但刘已在他到达前起义了。杜回信评述了入川之行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军事小组成立后,李济深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军人,希他们认清形势,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来靠拢人民,就是唯一的出路。其中给黄旭初的信是这样写的:“解放军仁者无敌,得民者昌,大势如此,抗拒无益,只能生灵涂炭,不如从中起义,桂省可不抗而定,既能立功,又可免战祸,地方亦不至糜烂……。”

李济深北上赴东北解放区前夕,处境非常艰险,很多同志为他担心,但他仍不忘军事小组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在忙乱之中,他还派人赴京(宁)汉,做好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工作。此外,还托李任仁继续做桂系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其中梁翰嵩在家乡支持地下游击队活动,被桂系反动派杀害。

云南方面,李济深派吴信达去策动卢汉起义,意欲把云南作为反蒋根据地。吴到云南与龙云旧部万保帮联系。一九四八年八月间,中共华南局通过民革梅龚彬派张克明到云南去进行策反工作,连贯派出许实同往。李给他们带去十多张用白绸写好了的委任状。他们在云南组织了“人民自卫军”,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散。

一九四八年龙云抵港后,李济深便托龙做卢汉工作。龙先后派龚自知、安恩博、卢志远等同志前去活动旧属,并直接与卢汉联系,积极推动云南起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得以和平解放。

在川康方面,李济深曾给刘文辉和杨杰送信,任命刘文辉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杨杰为川康滇黔西南四省民革总负责人,要他们建立民革地方组织,开展反蒋军事活动。刘派人到川西、川南、川北争取地方武装和保安队,组织民革武装,“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动”。[注3]杨也派人在川东、云南、贵州等地联络并组织反蒋武装,想把西南四省反蒋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龙云等人的武装联合起来,保川拒蒋。后来因为国民党主力败退西南,蒋介石亲自去四川,企图在此作垂死挣扎,于是加强镇压反蒋势力。杨杰的活动虽然未能最后成功,但对国民党军事力量起了较大的瓦解作用。

在华东方面,王葆真被指派为京(宁)沪一带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当时李济深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写了不少信,委托他们开展民革工作和策反工作。其中一部分是由王葆真回上海时带到京(宁)沪一带分发出去的。

王葆真一回上海,即奔波于京(宁)沪道上,积极开展工作。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当局由于三大战役的败北,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候,国民党的一支干警队伍宪兵第七团有很多官兵加入民革,南京民革地下组织控制了五千人的武装力量,孟士衡准备藉此举行暴动,不料南京民革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上海民革有几位同志被捕,王葆真、孟士衡也被捕了。王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保障了有关同志的生命安全。他被判死刑后,幸有一些国民党元老讲情,李济深亦多方营救,才免一死,直到上海解放时被人民解放军从狱中解救出来。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一年半之久。孟士衡和民革成员肖俭魁、吴士文等三人,在上海宋教仁公园被杀害。

华东方面还有朱蕴山联系何民魂、孙一亚等策反国民党123军;陈铭枢策反陈仪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起义。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从沈阳到达北京。由于民革成立时选我兼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在北京饭店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民革的组织工作。当时以筹备“四方会议”和处理来信来访为主,其中有不少是民革地下组织的问题,同时,也有不少关于策反工作中的问题。因此,我对民革的策反工作有所了解。从来信来访中,还有不少事例,充分说明李济深发出了许多亲笔信(有的写在白绸子上的),有人认为太滥,但是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四方会议后,由朱蕴山接任民革中央组织部长。以后有关策反工作,我就再没过问,但我听说,张治中做了陶峙岳的工作而后新疆和平解放;方鼎英与唐生智合作,并协助程潜、陈明仁的和平起义;裴昌会的西南和平起义;邓宝珊率部起义,就连傅作义在和平谈判前,李济深也曾亲笔写信给他,这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郑洞国、侯镜如、张轸等不少起义将领先后参加民革。对于策反工作,李济深曾说过,这是民革的特殊作用之所在。亦就是说,民革在组织上以分化国民党为特殊作用,特别是当时正值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时候,国民党内的反蒋情绪和反蒋运动,必将随着时局的进展而日益升温。此时此际,民革更应加强争取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军政人员的工作。实践证明,民革成立之际,秘密建立军事小组,当时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达成五点协议,其第四条为:“对个别民主党派掌握的武装,原则上应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加以整编和改造,而对于任何假借名义掩护的反动武装,则须坚决加以解散。”[注4]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指出:“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边包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为人民的军队。”[注5]

同年十月七日,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共中央提出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制定的《前线党派关系调整方案》之后,达成协议,民主党派的军事策反工作,应将所有关系一律转中共有关部门。从此,民革再不进行这项工作。

 

注释:

1.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53页。

2.见民革中央档案,李济深书信卷。

3.见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4.见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41页。

5.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