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露面的民革同志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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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不露面的民革同志

民革成立之际,我在欧洲遇到一些国民党里的朋友,他们不知出于什么心肠,问我:“民革成立只不过几十人参加,而且基本上皆是民联、民促方面的人,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太少了,其能推翻蒋政府吗?”我即从人心所向方面给他们讲明形势,并解释说,民革成立时究竟多少人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限于处境,不便公开加入,与民革有联系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再说即使几十人,他们是从各方面来的代表,其代表性就相当可观了,不能仅仅看到参加会议人数多少这一表面现象。

李济深在香港大概也听到过类似反映。李发出无数亲笔信(有的写在白绸条上的)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界进步人士,可能与听到这一反映有关。其实李在港两年,个别接谈的人为数就非常之多,国民党中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与陈诚以外,几乎没有人没到香港作过联系。李济深于一九四七年秋还托卢方可等到马来亚,带信给陈嘉庚、庄明理等人,希望他们发动进步的国民党员成立当地的民革组织。

李常说:“救国是全国人民的事,不能只靠少数人。”这话我是很信服的,长期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民革确有不少不露面的同志,连民主派人士中也有不露面的。其中与我熟悉的就有陈劭先、蒋光鼐和龙云三人。陈、蒋都是民促成员,龙是民盟成员。他们参加民革之后,都迟迟不露面。

我与陈、蒋早就在李济深家一道讨论过筹创民革的工作,特别是陈劭先还被指定同我共同负责《组织总章》的起草修改工作,他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可是陈、蒋两人每次到会,都没有签过名。就连象十一月十二日那样规模的民主派联合代表会议,他们参加了也没有签到,留下笔迹。陈在十一月十二日当选为常委执委,蒋在民革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才先后公开是民革同志,但只是限于民革内部。特别是中央执行委员名单,李济深在成立大会上宣布过请大家暂时不要外传。

在港期间,我因劳协方面另有工作任务,经常抽不出时间来,全亏陈劭先等人的帮助。才完成起草民革第一部党章的工作。特别是民革成立时,我被推选为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心中颇感不安。虽然我与陈经常见面,在一起开会、议事、得到他的诸多指点与关照,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参加筹备民革的多次会议从来不肯签到。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因为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聘任我为旅部交通队队长,我也算十九路军之一员,在这关系上蒋光鼐是我的老首长,我对这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是十分敬慕的。

一九四七年秋,我与蒋光鼐在香港重逢,共同筹建民革组织。当时,他秘密进行策反国民党将领的工作,不便公开,成为一个不露面的民革创始人之一。直到我离港之前,才从李济深那里获悉,酝酿名单中安排蒋为中央执行委员,我为中央常务执委,颇感惊讶,昔日的首长怎么安排在我之下?不料蒋却淡然地说道:“这是工作的需要,其中不存在任何个人得失。”正是一语铭心,使人难忘。

龙云在民革成立时被推举为军事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不公开的,并且早就开展了工作,其中龙云的活动,就是一例。

抗日战争开始后,龙云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主张团结对敌,并派出部队参加抗日。抗战期间,随着北方一些大学内迁,大批进步师生集结昆明。龙在派往昆明的中共党员华岗帮助下,使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这时朱蕴山南下,也在昆明与龙商谈了关于合作反蒋的主张。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云南事件,龙被迫离开昆明。在重庆,龙与李济深、冯玉祥等经常来往,并参加了聚兴诚银行楼上的秘密聚会。龙云曾到大梁子工人福利社医院来慰问因在较场口事件中保护民主人士,反抗国民党特务破坏会场而受伤的劳协工人。我是在这时认识龙云的。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龙云获悉民革在港成立,立即给李济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表示志愿加入民革,并捐助民革经费。可惜,由于他当时处境恶劣,捐款未能送达,但他对民革的一片诚意大家是感佩的。在一九四八年底,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坠,龙云乘此机会,化装偷偷离京(宁)抵沪,转赴香港。龙到港后很苦闷,很少出门,李济深先后委托不少人去找他聊天,并在朱蕴山陪伴下亲自拜访。不久龙在香港报刊发表了讨蒋声明,这事对国民党内的开明之士鼓舞很大,使南京政府感到震惊。民革成立时,龙尚在南京。为了他的安全起见,未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其要求加入民革的来信时,李济深亦未向常委会提出,但李与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梅龚彬等碰头讨论过,一致同意他加入民革,龙一到香港,李就向他宣布,从通过之日起龙即是民革党员。

此外,还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由于处境,一时不便加入民革,但为民革作了大量的联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