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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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我于3月底发信致香港李济深后,非常注意看报,希望从中知道一些民革的情况,并等待着香港方面早日派人来哈尔滨。正在望眼欲穿之际,我从报上看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以及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关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便认为既然在香港已造成了这么大的声势,未必再派人来东北解放区商谈了。

于是我找李富春谈心。李说:“你致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的电报有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的意思,这很好。”我说:“我在《伦敦宣言》时就有这个意思,但反应不大,在电报里表达得明确些,但迄今也无反应,所以不久前我又写信给任公,进一步明确提出民革要接受中共的领导……”,并把该信内容简要地作了汇报。李笑着给我分析了有关“第三条路线”的形成过程。他说:“抗战胜利后,民主同盟的势力和影响很大,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民盟作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以斡旋方式达到双方谅解,实现和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由于抗战特别是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它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们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注1]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政治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并取得了发言权。随着成立了许多新组织,包括你们的‘小民革’和民联、民促,虽然都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并且与共产党合作得很好,但是‘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在某些领导人身上在所难免,他们主张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希望用政治手段推翻蒋政权。民革的成立前进了一步,不过这仅仅停留在文件上,某些人的思想还需我们多做工作的……。过去民主党派的反蒋斗争,关键在于是否‘一边倒’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今后相互合作了,关键就转移到是否接受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象‘一边倒’的问题一样,是长期的,不断反复的。”李富春说:“你在这个问题上先走一步,应该继续努力利用有利条件去影响民革同志和其他民主人士。不过,现在还不宜过急,要配合中共中央有步骤地达到此一目标。”当我问到香港民主人士究竟什么时候来哈时,他说:“看来要到‘五一’以后才会来人。”

接着李富春告诉我:“在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同时,毛主席特派潘汉年赴港送亲笔信给李济深和沈钧儒两人。”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谈。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毛主席还在信中提议“先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并说,“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定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其适宜,统祈赐示”。[注2]

由于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五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五月二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五月五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通电。通电说:“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及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今更伪装民主,欲以欺蒙世界。”“同人等正欲有所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口号中,发出了‘推翻独裁政府’、‘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符合人民要求和同人等之主张,对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希全国人民研讨办法,积极响应,以其根绝反动,实现民主。”[注3]

同一天,他们十二人又联名发表“致毛泽东并解放区全体同胞电”,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电文为: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南京独裁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顷复与美国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久假,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传于道途,武装人民纷起,胜利已可期待。国族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庆企,除通电国内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行奉达,即希朗洽。[注4]

当谭平山、蔡廷锴抵哈以后,此即成为我们的热门话题。我表示“已从当地报纸上看到香港方面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声势搞得很大”,“不久之前民主促进会的王绍鏊抵哈,见过一面,正想找他畅叙,因我忙于召开解放区职工大会的筹备工作,商定劳协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人选等事项,一直抽不出空来去拜望他,现在请教你们更好”。谭说:“民联、民促都在五月及时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民革却在六月二十五日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是民主党派中最后一名,民革同志颇有意见。声明是经常会指定要点,由陈此生起草,我与陈劭先、梅龚彬审稿,李济深亲自定的稿。”谭说“起草文件越是如此越益众口难调,声明从五月十二日开始起草,一共化了四十四天,才算见报……”“声明用孙中山思想为指导,以体现民革特色,这是无可非议的。至于提出二十四年前孙先生所发表之主张,我们仍愿提出以供全国人民和新政协之采择,兹举荦荦大者……[注5]长篇大论,就不必要了”,“不过声明旗帜鲜明地强调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注6]这对民革来说,是一大进步,可能是五月末听到毛主席批评民革有第三方面的倾向,作出的反应”。

蔡说:“任公认为如果走得太快,怕国民党上层人物尤其是还掌握军权者心存疑虑,不利于军事策动……本来他们就对民革有看法,以孙中山思想来号召,才易于进一步做他们的工作,对瓦解国民党反动集团,孤立蒋介石有好处。”

谭说:“同志们嘴上不说,心里能无意见吗?例如六月四日在港各界一百二十五位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其中就有不少民革同志参加在内,如柳亚子、朱蕴山、邓初民、陈其瑗、张文、陈此生、吕集义等负责同志也参加了,特别是陈此生是民革《声明》的起草人,更使人不能理解。”谭说:“我虽参加了起草工作,但我也认为人家的文章写得好,不是老一套。他们说,在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些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注7]。这才是上层人物的心态,国民党上层开明人物也不能不受此影响。至于顽固的再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我怕他们争辩下去,忙问:“何香老的意见呢?”蔡说:“她与任公一样,主张借鉴孙中山于二十四年前提出的预备会议和国民会议的精神,来召开新政协和人民代表会议。”六月七日何香老与在港妇女界二百三十二人联合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注8],宣言中指责蒋介石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完全违背了中山先生的遗训”。并说“中山先生的友党中共,领导人民,实行土改和劳资两利的保护工商业。这和中山先生所遗教的精神是一致的。”宣言还坚定地说“新政协的成功,是我们可以预祝的”。

我则认为,不管怎么说,总的倾向是把香港各民主党吸引到召开新政协方面来了,对推翻蒋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1.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页~284页

2.见《毛主席书信选集》第301页。

3.见1948年5月6日,香港《华商报》

4.见1948年5月6日,香港《华商报》

5.见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54页。

6.见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56页。

7.见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79页。

8.见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