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的手书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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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济深的手书

 

学范同志:

别后曾得一电,经复一电及去一详函,知行止靡定,都未收到也。阅报悉已抵哈埠,又得由哈一函。以通信困难未复为怅。阅报又得悉在全国劳动大会开会及演辞至佩。此间情形,蔡、沈、马诸先生来当可获悉。弟对于目前大局策前的意见,约如下列:

一、对美外交的运用

1.不帮蒋介石延长中国内战残杀中国人民;

2.不侵略中国主权;

3.不利用中国基地对外作战;

4.同情结束蒋介石独裁政权,协助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联合政府中共占重要成分,其他各党派与中共占平等地位;

5.联合政府是民主的,联合各阶层的。

二、对英外交之运用

1.对英特别表友好,利用其与美之相互矛盾;

2.使其同情民主联合政府,并利用其国际地位运用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3.民主联合政府原则与前同。

三、对瓦解蒋政权之运用

1.凡在蒋管区内各实力派、地方政权,策动其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独裁、反戡乱、反内战之原则下,见之行动,允许其参加政协会议,使共商国是,暂保存其实力,地位,俟联合政府成立后,一并大公,一视同仁的处理之;

2.对蒋管区内之部队或地方团队,在接受前述原则而起义,准保存其地位实力,并予支持奖勉。俟联合政府(成立)后,一并大公,一视同仁处理之。

3.对蒋管区内之党派、政团、人民团体、社会贤达,非主动反动,或积极助纣为虐者,如接受前述原则,而见之行动,可准其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

4.有可用,对革命民主运动有历史之宿将,使其用另一姿态,或另一军队名单(如民主联军或人民革命军等),予以方便,协助或授予实力,使其统率到前方号召蒋管区下军队,地方团队,人民武力,以瓦解蒋军事政权。此等军队,俟蒋倒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秉公处理之。

此外弟之意见,以为在国际在国内反动的力量尚不大弱,而反动(派)更利用怵以共产国际谓其有趋极权之作风,谓今日共党主张民主联合政府时,系属利用一时,一俟联合政府成立,掌握有权,只有唯一党有大量武力,即走一党专政,阶级独裁之路。因此今日国内畏惧共产之念尚多。一方固恨极蒋介石,一方又畏共产党当权。故此我建议毛先生一切举措,应注意从解除国际中间人士及国内多数人之疑虑,俾更易瓦解蒋政权也。因此请同志向毛、周诸先(生)详为计议,至盼。其他一切会内及此间一切情形,询之蔡同志贤初便悉。专此敬颂

健康

弟李济深上 九月十日[注1]

这封信是蔡廷锴等抵哈后的第四天(十月二日)才收到的。从这封信上,我获悉了以下诸点:

1.我离港后的四个多月以来,共给李济深发去一个贺电、两封信。从来信上看,“曾得一电”,“又得由哈一函”,从莫斯科发出的信没有提及。诚如上文所述,该信是易礼容转交的,民革中央档案里保存该信和易转信时给李济深的便条。可能是李济深一时忘记了。

信上说,李以前复过一电及一详函,前文交代过,已经交由李富春转送中共中央了。至于信上谈到该一电一信“知行止靡定,都未收到也,”其实不然,由于一九四八年新年我在伦敦时,友人送我一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一段南京司法界的消息称:李济深“勾结共产党,私组军队,诋毁政府,阴谋叛敌,颠覆国家,割据国土”,“短期即将颁令,缉拿归案……”,我出于一种为保障李济深安全的心态,所以在写信时(1)不直接寄给李,由熟人如易礼容等转交;(2)去信不提收到李的来信,以免被查获后,恐对李不利;(3)不与李来信的内容接茬,我讲我的。使人感到是我偶然去信,并且是我一方面的事,与李无关。

从李的这封信上看来,对我的心意他并未完全体察,误认为一电一信我都未收到。

2.信上提到“蔡、沈、马诸先生来”哈尔滨。

对此,我特意到蔡廷锴房内把李信给他看后,问他:“为什么任公的来信中,只说你要来,没有提到谭平山先生?”蔡说:“由于毛主席信中说,邀请民革,民盟与中共三党联合声明,所以,我们民革决定由我和谭平山参加,民盟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两位先生参加。”接着我又问他:“任公信上述说马叙伦先生也要参加,为什么没有来?”蔡表示,在港时听李济深说过马叙伦也要来哈;但后来为什么没来?内情他并不清楚。他认为沈钧儒可能了解,希望我向沈请教。

我把李信给沈钧儒看后,据他说:“任公按照毛主席来信,与我初步决定,除民革由蔡将军、民盟由我参加外,另外拟请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先生参加。不料在李信发出后,在民革、民盟的内部会议上,都认为各去两人合适,于是任公又与我重新商定,由我们四人来哈,马叙伦先生就没有通知他。”

3.李信对目前大局从对美、对英外交及对瓦解蒋政权之运用三方面提出了意见。

蔡廷锴说,临行时李也让他带来一份有关这三方面的书面意见,内容类似,但蔡的一份更为详细,于是我和谭、蔡商定,把蔡带来的那份送交中共中央参考,我这一份暂存我处。事后,我把讨论情况向李富春汇报,李说“一切按你们的商定办理”。

其中,在瓦解蒋政权之运用方面,李济深提出对蒋管区的实力派、地方政权;部队、地方团队;党派、政团、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三方面人士参加新政协的问题。并对历史之宿将,建议秉公处理。对此涉及到参加新政协的范围问题,当时(十月八日)中共中央所发《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材料的第二项规定:“即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必须除外,而由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注2]

至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中间偏右者,乃至本来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瓜葛,而现在仍可能拥护联合政府的人,以扩大统一战线。具体人物请沈钧儒、谭平山、王绍鏊多加考虑。”[注3]

十一月十二日,中共华南分局方方、潘汉年、连贯等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在港民主人士意见的第二条:“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注4]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李济深的意见是被充分重视的,并起一定作用的。

4.李信“以为在国际、在国内反动的力量尚不大弱”。

我于三月三十一日给李济深的信上就已经谈到“现在东北蒋军,只守着长春、沈阳几个城市,但是,完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不久就可以解决的”,“最近,东北、西北、山东各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加速了消灭蒋介石统治的最后胜利”。

在半年之后,李济深于九月十日发信时,国内形势已起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正处在三大战役的前夕,一九四八年的局势象征着南京政府到了总崩溃的前夕。

这年春夏,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加深,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全国各大城市的师生为了争取生存,纷纷开展了各种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接着又开展了反美扶日运动,上海、北平、南京、青岛、成都、昆明、武汉等地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司徒雷登。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联名发表《反美扶日》。

同年六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之后,紧接着开展了“新政协运动”,给南京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同年八月,南京政府为了挽救其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决定发行“金元券”,颁布法令,强制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蒋介石亲自派蒋经国主持这件工作,企图以铁腕,挽回局势,结果以更加暴露南京政府的腐败而告终。

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是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锦州地区的作战开始的,到十一月二日,解放了沈阳、营口为止,这次战役取得了最后胜利,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在这种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刻,李信竟说“在国际、在国内反动的力量尚不大弱”,用意何在?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蔡廷锴。蔡认为,这是由于我在解放区,李在香港,有些差异在所难免。从香港方面的舆论看:一方面蒋介石把希望寄在国际干涉上;另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三大战役的决战上,如果不能转败为胜,至少还可以打二至三年。蔡不愧是个军事家,对此分析,我是信服的。特别是以后看到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他在九月七日的电报中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注⑤]虽然以后的形势发展得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只用三年多时间,就消灭了八百万蒋军,打倒了南京蒋政权,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旬,作五年估计基本上是当时军事家们一致的看法。

5.李信对中央方面提出一些意见,如:“今日共产党主张民主联合政府,系属利用一时,一俟……,即走一党专政、阶级独裁之路。”“国内畏惧共产之念尚多……”。李富春当即记在小本子上,表示一定向中央反映。

蔡廷锴说:“实系任公素来喜欢兼容各家意见。所以信上说,就注意从解除国际中间人士及国内多数人之疑虑,便更易瓦解蒋政权,这才是任公真正的出发点。”

谭平山认为“任公只字不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颇感遗憾。为民革的前途着想,我们有责任帮助他。”

蔡不同意谭的意见,他说:“八月间任公接见外国记者时,记者特别注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是否在中共控制之下。任公坚决回答他,绝对不会。”“任公对外的态度尚且如此,对内既一再重申与共党合作,接受领导是不成问题的。任公自有举措和主张。”[注⑥]

我忙把李富春的意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同意要多做工作,积极协助李济深引导民革同志和其他民主人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不宜过急。由于我们在这关键问题上的思想统一了,以后相处中很多问题都能顺利解决。

 

注释:

1.见民革中央档案,李济深书信卷。

2.见1984年9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6页。

3.见1984年9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8页。

4.见1984年9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9页。

5.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29页。

6.见民革中央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