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民主人士抵哈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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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首批民主人士抵哈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住在马蒂尔旅馆。当天,也通知我从总工会搬到旅馆,与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从十四日离港,在海上飘流了十六个日日夜夜,着实困惫不堪。我与谭、蔡三人都非常迫切希望叙叙离别后的情况,于是他们不顾旅途劳顿,当天晚上我们就聚在一起,进行了一次长谈,一直谈到深夜才睡。

我首先表示欢迎第一批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蔡说:“你比我们整整早到七个月,才是第一个到达的民革同志;其次绍鏊先生也比我们先到。”谭在一旁笑了笑,点头默许。

接着蔡告诉我这次他们是应中共中央邀请来哈,商谈召开新政协有关事项的,并问:“你是否一同参加讨论?”我连忙说:“这要取决于中共方面是否让我参加。”蔡认为既让我搬到旅馆住在一起,说明中共方面有这个意图,所以说“希望你能够参加……”

接着他俩告诉我,民主党派的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在香港表面上自由自在,参加活动,发表文章。暗中则是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搞你一下。这次我们四人在中共的安排下,悄悄离港北上,他们没有发觉,震动很大,从而更加盯紧李济深等人了。

我说:“我在这方面是吃过苦头的,心中有数,所以对此非常小心。连写给李济深的信件也动足脑筋,以免被国民党特务抓住把柄,任公来信对此似乎毫无戒备。”蔡问我何以见得,我就把李济深来信总是说收到我的来信或者来电,不作回避的看法说了一遍。蔡说:“这是给你来信,写到解放区他能放心的缘故,其实民革香港中央总会对此是非常谨慎的,任公与大家商讨,规定了周密的通信符号。”该符号大致如下:

中央总会符号为“国昌总公司”,主席李济深化名为陈天任(董事长);

组委会为“惠元行”,负责人陈汝棠化名为陈组东(经理);

宣委会为“德泽行”,负责人梅龚彬化名为梅雪宣(经理);

政委会为“天佑行”,负责人郭春涛化名为郭世治(经理);

财委会为“福安行”,负责人李民欣化名为李运材(经理);

秘书处为“远昌行”,负责人吕集义化名为吕耀书(经理);

各地分会为“国昌X地分公司”,县市支会为“国昌乂地办事处”。[注1]

我问:“是否起了作用?”蔡廷锴说:“当然起作用。从表面上看,很多很多的电报和信件,不用这个符号。通信符号是秘密的,大家不知道,所以不奇怪。但是派往蒋管区建立组织的,就派了大用场。”

一九四八年一年,先后派往各地成立组织的就有,云南、广东、武汉、湖南、湘鄂川黔边区、川康、河南、山东、浙江等十三个地方成立了筹委会。此外,还有美州分会、马来亚、暹罗、港九等三地总分会筹备会,共计十七个组织。

七月二日,刚才从上海到港的许宝驹在会上汇报说:“在京沪的同志听到民革成立的消息,受到很大的鼓舞,《宣言》及《行动纲领》显示出本党的正确路线,不幸自民国十三年后便中断了,今后大家应努力恢复……”并说京沪一带已有人出版《民革重要文献》的小册子,同时还介绍京沪民革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大家听后,认为当前除西北、东北外,基本上都有了组织或正在筹建组织中。李济深感慨地说:“昔日冯玉祥将军以军事自北而南,我们的工作亦宜自北而南,如今形势有变,民革在香港成立,工作不能不由南而北了,岂非天意吗!”

我说,成立地方组织应同中共方面密切配合,工作起来才有保障,将来也不致发生误会……蔡即将开展内地工作的经过讲给我听:

三月六日的常委会上,李济深传达了潘汉年提出民革应展开内地工作的建议后,李说道:“民革成立以来,各方响应,声势不小。毛主席亦认为爱国民主运动是第二条战线,我们正可以展此优势,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蒋政权。”……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此见甚对,我们应该接受此项建议,从此内地组织应运纷纷建立。凡是重要会务或者策反工作,都由各地分会负责人,以通讯符号发信或派人专程送到香港,面报详情。

谭说:“就在那次会上,我作了目前政治问题的报告,内容:①关于自由主义问题;②和谈问题;③中间路线问题。其中讲到自由主义问题时,我结合当时中央总会的情况,指出近来外间,颇有不法之徒,借本会及主席名义到处招摇撞骗,而我们的同志犯自由主义毛病,会议情况随便乱说,给他们的招摇撞骗行径提供方便……”谭又说:“接着朱蕴老在会上宣读本会军事工作大纲,谈完当前局势之后,根据我提的加强保密工作的建议,宣布:①工作人员重新调整;②本会工作和人事必须通过组织程序执行;③一般工作与特殊工作要分开;④军事工作(策反)要切实以政治领导军事的原则执行;⑤严防泄密。”[注2]

谭还说:“民革成立后,即决定入会需填入会登记卡,那时已有少数内地组织,并有不少同志回到内地,故规定内地同志不填。”又说:“后来又改为人会介绍书、志愿书、连同印模、收取会费等事项,由我和朱蕴老、龚彬同志三人负责最后审定。”谭说:“这本来是你们组委会的事,因你不在,我暂且代办……”我当即向他道谢。

蔡又说:“一九四八年初民促因种种原因没有并入民革,但曾在这方面作了尝试。民促华中总支部拟改组为革委会,已于二月呈报民促中央转知民革中央核办。经常会通过,派潘震亚、桂崇基、陈惠、梁弼群四人为上海分会筹委,潘为召集人。”“我们想,如果工作顺利,便可总结经验,以资推广”谭说:“民联内地组织的人员很分散,改组为革委会,看来时机尚不成熟。”

谭强调说:“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要顺天应时。一九四七年春,民革酝酿和筹建时,很多著名的国民党军政人中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名流,纷纷结集在一起。由于当时以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为号召,民主建国会的马叙伦和政公党的陈其尤都参加过我们的工作,出席过会议。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还代表国民党民主派与何香凝等联名《上书孙夫人》,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无形之中形成了多党派的政治局面,他们就各为自己的党派。”

谭说:“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协调各民主党派的联合行动;我们还举行座谈会,有时还以聚餐会形式进行,所以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有关召开新政协的讨论等各方面采取了协作,造成了声势,对民革工作也有很大的促进。”

蔡说:“那时,人是辛苦的,工作是繁忙的,信心越来越大,只是经费来源比较困难,我这个财委会主委不会理财,经征得任公同意,常会通过,辞去后由李民欣接任主委,邓瑞人接任副主委。他们比我有办法,一上来就举办画社,准备展出筹募经费,并推郑坤廉、肖隽英、陈此生、周公理、吕集义、周颖等负责此事。还举办茶舞会筹到四千五百港币。用于支援学运外,其余充作总会经费。”

蔡说:“当时同人生活仍很艰苦,‘二餐一宿’外,全凭自己设法去搞零花钱。”“内地捐赠的钱又到不了香港,经费问题仍是当前一大难点。”

大概由于我是组委会主委的缘故,这天晚上主要是围绕着组织问题来寻找话题的。当然,也谈了一些其他问题,由于他们以后还不断补充,拟系统地根据他们介绍的情况逐一回顾。

 

注释:

1.见民革中央档案。

2.见民革中央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