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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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十月三日我和蔡廷锴在夜谈中,都认为一九四七年五月底,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这给当时在筹备民革的同志以很大的启示。李济深,何香凝也认为,民主运动是属于“第二条战线”的,我们对于爱国学生运动应该积极支持,民革坚决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五月,由于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由于工商业破产,物价飞涨,人民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下的许多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上海学生在纪念“五四”之际,举行了示威游行,使抗战胜利以来的学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南京政府对此斗争极端害怕。当时何香凝曾经在一次会上说过,民革在五月四日开始筹备,意味着从这时起,民革已加入了“第二条战线”,“全力支持爱国学生运动”。

五月十七日,上海“小教联”,发动了一千二百多名教师,到市府请愿,要求保障广大教师的生活。五月十八日南京政府颁发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五月二十日,京沪苏杭地区十六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余人赴南京联合示威大游行,提出了反对内战、增加伙食费、提高教育经费等要求,遭到国民党军警特的镇压,打伤一百多人,捕三十多人。5月29日,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和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一道,抨击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并谴责国民党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剥夺了人民一切自由权利。李济深在香港获悉“五·二○”惨案消息后,于五月二十五日《就全国各地学潮事发表谈话》,[注2]接着又发表《求生存唯有反内战》,[注3]并在与何香凝联名发表的《告全国军政人员书》[注4]中严厉谴责南京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冯玉祥在美国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责杀害青年学生是南京政府“自去年推翻政协决议,开始打内战以来”,犯下的一系列法西斯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筹建民革尽管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但是各方人士云集一起,难免较为松散,总会有人在无意之中泄露出去的。南京政府获悉李济深欲把国民党内爱国力量联合起来,从党内瓦解蒋政权,就格外恐惧。五月十七日,以“诋毁蒋主席及政府”罪开除李济深的中国国民党党籍,并派出特务去香港企图暗杀他。幸宋庆龄得到此一消息后,立刻派人送信给李,才使暗杀阴谋未能得逞。这就加强了李济深创立民革的决心,与南京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民革成立之际,学运高潮迭起,李济深发表了《除恶务尽》一文。文章说:“人民已深切了解独裁者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和平、丝毫的民主出让,要和平民主,就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独裁统治。”并强调说:“我们站在民主阵线上,当然以人民的意旨为意旨。”[注5]在大会上,李济深多次表示民革要全力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继续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特务非法逮捕浙大学生会主席于省三,将他摧残致死,制造了“浙大血案”,引起全国激愤,许多城市掀起了“反迫害”运动,一九四八年一月底至二月初,上海同济大学生和申新九厂工人,为反迫害、反饥饿举行罢课、罢工,遭到南京政府的镇压,造成了“同济血案”和“申九血案”,更激起各地工人、学生的反抗斗争。四月份成了争生存、反迫害的“四月风暴”。五、六月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美扶日”的爱国运动。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蒋政权,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一九四八年二月,民革同志纷纷表示李济深等已经代表民革发表声援爱国学生运动的文章,我们也应尽一些心意,于是决定成立救济委员会进行筹款支援学生。当时由蔡廷锴向各民主党派座谈会提出,各兄弟党派也有此意,决定由刘王玉负责成立统一的救济组织,各民主党派一致参加。这一天民革集会,朱蕴山报告了救济上海学生的工作情况,并号召大家努力筹款。三月二十七日开会决定举办画展筹款,因一时不能实现,而救济事急,乃举办茶舞会募捐,虽然当时民革经费相当困难,但大家主张将捐款半数支援平津学生一千元,京沪学生一千二百元。

五月初,上水四学生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民革同志非常气愤,一致要求李济深向南京政府抗议。李认为此事宜与宋子文交涉,拟写信给他,后来根据大家的意见,李写了一封致宋的公开信,表示抗议。

特别是何香凝对“申九血案”非常关心,她与四十二人联名发表了《声援上海抗暴运动宣言》,声势浩大,使南京政府惊惶失措。宣言指出:“在卖国独裁的反动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早已被迫得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而妇女的生活尤其悲惨。据官方统计,上海一市即有八万多妓女,这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国民党统治下城市妇女的悲惨命运。最近上海发生二千多舞业姐妹和申九纱厂七千多劳动姐妹的抗争行为,她们虽然职业不同,处境不同,但同样都是站在饥饿线上,勇敢地向反动统治者作争生存的斗争。和这同时,还有同济大学学生被军警特务殴打摧残的一·二九惨案。在申九女工中,有三位姐妹当场死在反动派的枪弹下。在这三次行动中的学生、女工和舞女至今还有许多受伤的未出医院,还有许多被捕的仍牢禁在监房里……”[注6]

可能是该宣言提到上海工人与学生本来最富于斗争的传统缘故,民革同志认为应该通知我代表工人也发表一篇文章,以示民革与工运是联合行动的。李济深以我行止靡定,无法通知,所以作罢。

五、六月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美扶日”的爱国运动之际。民革于五月十五、二十一、二十九日连开三次会议,主要讨论我们民革应如何行动的问题,朱蕴山、梅龚彬、陈此生等都认为全国各大都市的青年学生、文化界、工商界人士都积极投入此次运动,民革不能坐视。有的同志指出美国在此时扶植日本,因眼看蒋政权崩溃在即,无可挽回,为免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所以用日本人对付我们。中华民族抗战八年,流血牺牲,备受日本侵略之苦,决不允许历史重演。有的同志指出,美国援助蒋介石内战,是以华制华,扶植日本是以黄(黄种人)制黄……会上群情愤怒。

当时,由于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反美扶日的群众运动作了挑衅性的报道,激起了上海二万多学生在五月二十日举行大检阅,各界人士组成的“反美扶日联合会”在全市发起了十万人大签名运动。接着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上海分会筹委会召集人潘震亚与各民主党派同志,先后应邀到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观察家》杂志社进行演讲、座谈等活动。六月四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书面声明,否认美国扶助日本恢复经济和军事侵略势力,诬蔑中国人民反美扶日是“阴谋”、“被利用”等。潘震亚与各民主党派十四位同志分别致函司徒雷登,提出严重抗议。

民革中央决定由陈此生起草《反对美帝扶日宣言》,[注7]经常会讨论,由李济深,何香凝等十二人联名发表,以壮声势。《宣言》痛斥了司徒雷登的谬论。

这一天,我们又一次谈得很晚,蔡廷锴意犹未尽,我则感到李济深、何香凝领导民革同志,坚决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想想自己没能出力而内疚。蔡却说:“其实任公也不想将此事通知你,万一你在解放区发表声明,反而会贻人口实的。”蔡强调:“任公希望你利用在解放区的便利条件,代表民革与中共中央紧密联系,促使新政协早日召开,联合政府早日实现。”

 

注释:

1.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0~1121页。

2.见1947年5月25日,香港《华商报》

3.见1947年七期《民潮》

4.见1947年7月3日,香港《华商报》。

5.见香港《华商报》1948年元旦特刊

6.见1948年2月16日,香港《华商报》

7.见1948年6月7日,香港《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