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协运动的开展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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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政协运动的开展

我是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法学院毕业的。在校期间,沈钧儒是教务长,是我的老师。

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派,在八年抗战中,对进行抗日宣传,支援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促进中间党派和发展民主力量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救国会派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声誉,中国共产党对它也一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长期在蒋管区做统战工作的董必武,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分析各党派在抗日时的表现,指出“救国会对于抗战最坚决”,它主张“全国各党派的彻底团结与共同抗日”,“对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是完全赞成的”,“他们是我们党的亲密的朋友”。周恩来称赞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沈领导的救国会于一九四二年集体加入民盟,沈钧儒与章伯钧成为民盟的中坚力量。

沈钧儒到达哈尔滨时,已经七四高龄,比我大三十来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沈抵哈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专门到他房里请安。师生哈埠重逢,格外喜悦。一见面沈就说:“年初你从莫斯科寄出的信收到了。”又说:“你信上望我早日到解放区来,正中下怀,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沈还说:“来信要我劝任公亦能早来,但他素以瓦解蒋军工作为重,现在形势所趋,国民党将领纷纷与他联系之际,他正期待有所作为,暂时来不了。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任公来解放区亦指日可待了。”

十月四日,我又去向老师请安。坐定后,我把三月三十一日致李济深的信件底稿给他阅览。沈看后指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民革,而且是所有民主党派唯一的选择。对此,民盟是有沉痛教训的。于是就谈到了我给李济深信中,关于“中共中央对于民革的成立与民盟的重建领导机构表示欢迎”这个问题上来。

沈钧儒简单介绍民盟解散的过程说: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中,明确规定了要举行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亦即“旧政协”,并初步确定四方面的代表;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各九人。后来,国民党想到民盟若与共产党合作,国民党在会上就占不到优势。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决定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社会贤达九人。”沈强调说:“从名额上看,民盟在旧政协期间是举国瞩目的。”

沈说,十一月,民盟与中共双方订立了“双方不得单独与国民党妥协合作”等四条约定。[注1]民盟代表与中共代表在旧政协会议期间紧密配合,使会议进行得较为顺利,显示了民主力量的重大胜利。以后,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沈对我说:“你领导劳协工人参加了这次斗争,知道得比我清楚。”沈接着又说,从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叫嚷推翻原来的协议精神会议上,公开撕毁政协决议,继续保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同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民盟云南支部领导人李公朴因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接着,闻一多又遭非命。李、闻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声援民主战士的唁电纷至沓来。十一月十四日,民盟总部发表了不参加“国大”的《紧急通告》。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民盟在上海召开二中全会,确定民盟今后斗争方针,仍然是“反对内战,恢复和平”,并提出四点主张:1、努力促成国共和谈;2.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3.实行政协决议;4.成立联合政府。沈说:“当时民革还没有成立,在蒋介石心目中,认为民盟在各民主党派中力量最强,只要消灭民盟,其他民主党派就不在话下了。”

沈继续介绍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对民盟加以诬蔑,行打击压迫民盟之先声。十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要“严加取缔,以遏乱萌”。十一月五日,民盟在上海举行了中常会扩大会议,决定自动解散。十一月六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沈钧儒与章伯钧等同志秘密到达香港,随即与原来在港的民盟同志会合,其中交叉民革的同志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李章达、陈此生、何公敢等,积极准备重建民盟领导机关。这时,沈通过朱蕴山找到我,主要是想了解民革在酝酿之初就提出推翻蒋政权的政治主张的内情。我就把去年春夏之交见到李济深、何香凝和跨洋见到冯玉祥,以及大家一致认为南京政府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叫嚣消灭共产党,再与他们合作已不可能了,必须组织起来推翻蒋政权的过程,简介一番。沈问我:“任公是否得到过中共方面的暗示?”我说:“从第一次见面商谈筹建组织的情况看来,未必与中共方面事先有什么默契,但事后任公随时都向中共中央南方分局作详细汇报,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的。”沈认为,民盟如果仍以“促成国共和谈”、“重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奋斗月标,已经不合时宜。特别是不久前(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更使沈下定决心,坚决表示民盟也要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沈等仅用了二个月时间即完成了会前准备工作,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在香港召集会议,恢复民盟,并在三中全会宣言中明确提出“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等新的奋斗目标。

沈通过回忆,慷慨地说:“正是由于当年民革的成立和民盟的重建,都接受了中共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政权,所以中共中央对我们两党的这个举动表示欢迎。”

沈说:“民革成立、民盟重建不久,即与各民主党派一道纷纷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之后,又再接再厉,从六月份起,各民主党派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民盟总算出了一点力,挽回了因解散而造成的损失,社会影响重新好了起来。”

沈说:“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民盟中央在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上发表了《民盟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就开展新政协运动首先提出了倡议。《告同胞书》指出:发动新政协运动,其意义不只在于准备新政协会议本身,而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创造前提。”

沈还说:“六月十九日,民盟中央又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现阶段工作纲领》,决定把联合各民主党派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准备为重要任务。还在《光明报》上发表了章伯钧、邓初民、沈志远等写的有关文章。民盟这一系列活动和倡议,引起了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重视、支持和响应。接着各民主党派纷纷开会,发表文章和声明,投入新政协运动。”

我问沈钧儒:“听说五月间,农工民主党有位姓严的同志由陕北到达香港,带来一封毛主席的信,提出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形成统一战线,是否确有其事?”沈答道:“听说在这封信上,毛主席还批评民盟自动解散是错误的。是真是假,一时弄不清楚。”“但是,当时周恩来同志确曾指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很有诚意的,中共包办革命大业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对农村问题有些经验,惟对城市则嫌不够,在这方面特别希望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沈说:“看来新政协的工作重点在6城市,特别是我们民主党派在政协里的分工,重点也在城市。”

当时,我想到与谭平山、蔡廷锴谈话时,他们曾谈到过以下几点:

1、六月二十六日香港民革集会,谭平山在会上报告新政协运动的情况时说:

(1)上海工商界对新政协很感兴趣,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

(2)南京政府想从台湾调新军五师作战,以稳定局势,分解新政协运动,美国不赞成;

(3)京沪人心动摇,上海工商界拟派人来港与民主党派联系,促进新政协之召开;

(4)社会上有美国弃蒋另觅新对象的传说。

2.七月初,许宝驹从上海来港,在民革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上海民革、民联、民促同志都问起新政协的内容是什么,参加的条件是什么,民革处在一个什么地位,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大家要求的是成立一个联合政权;

3.接着,在香港的各民主派举行聚餐会,会上谈到有关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召集方式、代表产生、会议议程以及是否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

4、七月三十一日民促在香港召开理事会,会议提出了凡拥护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缔结一项“行动公约”的主张;同时,还建议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联合政府应以“新民主主义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最高施政纲领”。[注2]

沈又说道:“在新政协运动中,美国正在中国策划制造一个所谓‘弃蒋’的新‘第三种’政治势力的阴谋。不仅民革发表声明,其他民主党派也都发表文章、宣言,批判当时的‘中间道路’思想。”“《光明报》就发表了多篇有关批判中间路线之文章。”“特别是民联的《宣言》说:今后因民主运动高潮的来临,反动统治的垂死挣扎,美蒋仍旧本其一贯伎俩,继续不断玩弄其新花样以欺骗中国人民。凡是坚决的站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面的,凡是希望今后新政协顺利成功者,不独不应该有丝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积极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注3]

沈兴奋地说:“中共中央对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号召,开展新政协运动十分重视。八月一日毛主席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发了复电。”电文说: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注4]

沈说:“毛主席电报到达香港,各民主党派的同志奔走相告,无不雀跃欢呼。”

我告诉沈钧儒,据谭平山、蔡廷锴说:“八月二十日民革中央总会集会,就毛主席电报所提问题进行讨论。陈其瑗、李相符等同志提出将来联合政府成立,要实现新民主主义,以无产阶级为领导。李济深认为很重要,要速向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作为专题汇报。”

沈说:“当时各民主党派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农工民主党在香港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三项重要建议:第一,制定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第二,筹备和产生人民的新政权,接收全国的统治;第三,向全国人民提出新民主宪章,准备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实施人民的进步宪政。”

最后,沈说:“新政协运动的开展,无疑对筹备和召开新政协是一个促进。通过这个运动,不但巩固和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而且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妄图制造新的第三种势力。”并说:“你不在香港,没有参加这次运动;但你先后从莫斯科和哈尔滨寄给任公和我的信,主要内容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中间路线的,这对新政协运动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从与沈钧儒这次畅谈关于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情况中,我获益匪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向他告辞出门时,沈又说:“再过四天(十月八日)就要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把这次座谈会开好,以实际行动迎接新政协的召开。”

 

注释:

1.见1946年在重庆出版的《中国各小党派现状》。

2.见《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183-184页。

3.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资料选编》第160页。

4.见1984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