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一行北上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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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李济深一行北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晨八时,我与李富春及当地党政负责人、各界人士,在大连轮船码头接到了李济深等一行。[注1]李第一个下船,吴茂荪跟在后头。我连忙走上前去与李、吴及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一一握手问好。当地政府安排他们先到大连最大的、苏联人开的关东酒楼吃早点,接着就在这里举行午宴。李富春致祝酒词,对李济深等一行到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建新中国,表示热烈的欢迎。

饭后到旅馆午休。等我起来,李济深、章乃器、朱蕴山、吴茂荪等人已上街逛市场去了。我想不到李会放弃午休,连忙上街寻找。晚上应当地党政机关邀请,我们在火车头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演出。那时李济深已年逾花甲,我问他累否?他说:“船上睡得过多了,需要活动活动。”演出结束,我们才一同回旅馆。

翌晨,李即叫我到房里了解东北情况,有朱蕴山、梅龚彬在座。李听着我的汇报,不时含笑点头,对中国共产党对待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非常满意;对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的协议非常称道;对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非常乐观。他看着朱蕴山、梅龚彬笑了笑说:“元旦,毛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一是革命必胜,现在连敌人也不怀疑了,我们不能半途而废;二是揭露美蒋勾结玩弄假和谈的阴谋;三是民主党派要与中共一致,要合作,不要反对党和走中间路线。”李顿了一下又说:“我们民革一开始就要推翻蒋政权,在这方面不会半途而废的。美蒋勾结搞阴谋,焕章兄生前曾作坚决斗争,我们继承其志。在这方面,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是信得过的。至于我们民革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也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但在这方面我们有些同志尚不清楚,需要着重解决的。”李未等我开口,又抢着说:“你从莫斯科的来信到港后,我组织了几次座谈,大家都表示不走‘第三条道路’,要‘一边倒’。”“在六月二十五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中,民革就公开宣布: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并号召:以实际行动加速独裁政权的灭亡而站到人民方面来,站到人民革命阵营方面来。现又半年于兹,形势之变化,‘一边倒’的问题谅已不存在了。

朱蕴山、梅龚彬都说:“任公为了开展民革工作,力争多团结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找上门来的人,不能不作试探性的接触。对此作法却有一些同志不理解。”接着他们又谈到:早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李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讲话严责孙科。讲话指出:“孙科先生接连发表其哀求英美干涉中国内战的谬论”,“实使人痛惜”。“先总理痛恨满清政府‘宁赠友邦,莫与家奴’,在遗嘱上首先就说:‘国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希望孙氏温习一下父训”。李济深还说“假定孙氏的哀求如愿以偿,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第一,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内战势必延长;第二,真的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中国成为国际战场;第三,类似八国联军入华的局面又出现于吾人之前”。“我们试想,已在奄奄一息的中国人民还能再受这般惨重的灾难吗”?“孙氏不是一个普通平民,他的谈话应该看作国民党政府的意旨”。

朱、梅接着又谈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美国授意下,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迫不及待地派人到香港来活动。向李济深提出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给李以主任名义,筹开“和平统一会议”,“请蒋暂避”、“出国半年”。目的是“国共停战,听候处理,并企图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两南大联合”,以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李济深断然拒绝外,并于十二月一日的函告冯玉祥,要他“注意美国政府对华动向,设法阻止阴谋之发展”。[注2]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夜,美国政府也派官员游说冯玉祥,遭到冯的严词拒绝。

一九四八年三月,宋子文离职,六月,亲自到香港用电话约李济深面谈。当时,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梅龚彬等民革主要领导同志都主张不予理会。但李想听听宋谈些什么,乃决定见面。会晤时,宋说出他之任广东省主席确是美国方面的意思。宋希望李能与他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等,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谈到这里,李济深插入说:“宋子文的一番话,当时对部分民革同志有吸引力。我存心试宋一试,所以说,这么重大的国事,必须由宋先生先在广东释放一切民主人士,并使中共尹林平领导的湘粤赣纵队与留下的东江纵队进入适当的防区,作为交换条件,才谈得上。当时宋子文虽说可以考虑商量,但从此托病出国疗养,一无答复,遂不了了之。”“这样一来,宋的西洋镜也就被我戳穿了。”

我问:“去年春天从哈尔滨给任公的信收到没有?”李济深说:“此信收到后,在香港民革内部引起争议:有的认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很重要;有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我又问:“任公您的意见呢?”李说:“我既下决心并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并说:“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虽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李还笑着说:“我于行前曾接见法新社记者,答复他们的提问时就谈到: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无论美国如何援助,也断乎救不了蒋政权崩溃之命运。”李又说:“我坚决告诉记者,中国将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号召“南京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能及时起义,有行动表现,我们都欢迎”。至于“一切妥协性的和谈都是绝不可能的”。[注3]

李还说:“我在离港之前应《华商报》邀请,写了一篇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词,讲到:人民革命已经获得决定的胜利,踏进了光明的大道。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人士,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注4]李得意地说:“这篇文章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写的,在我称颂新中国的十天以后,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发出了‘个人进退,绝不萦怀’的哀嚎,竟然命中。”

李又说:“在我们离港前夕,何敬之派代表陈又新来港与本人及龙志舟见面,何表示不愿再帮蒋工作。我告以如能适时联合反蒋的同志反正起义,立功赎罪,将来不独可免为战犯,还可以参加新政协。若此着做不到亦应及早罢手,不要再做帮凶。”李笑笑说:“不论有人是否理解,民革不做策反工作瓦解蒋政权,将会引起更多人的不理解。”

李济深等一行在大连住了三天,一月十一日到达沈阳之后,李即与高岗见面,进行了礼节性的交谈。接着第一件事就是向李德全表示慰问,并与她单独谈话。继而又与谭平山、蔡廷锴分别谈话,进一步询问东北方面的情况。谭、蔡也建议:“任公既来此间,宜早些表示接受中共之领导。”并送阅在河北平山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沈兹九、严信民、杨刚、宦乡、吴晗、张曼筠、周颖、何惧等十九人于一月七日联名给我们发来的电报,电文中说:“民主人士对于国民党战犯求和,必须认清三点:1.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2.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严正声明。”[注5]

一月十一日,李济深将他在沈阳活动的日程征求我的意见。主要有:

1.致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

2.随时与高岗等交换有关召开新政协的意见。

3.复电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并保持联系。

4.联合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5.举行在沈阳的民革中委座谈会。

一月十二日李致电毛主席、周副主席说:“济深于1月10日抵沈,诸承款待,至所感谢。贵党领导中国革命(重点号是我加的),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注6]李电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中共领导的,这在民革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变。当晚就收到毛主席、周恩来热情洋溢的联名复电,表示欢迎。

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注7]

一月十六日,李家庄民主人士又联名来电称:1.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2.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口调停为名,干涉中国内政。提议: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名向国内外发表声明。[注8]李与大家研究后,当日复电“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告国人文件”,“不日完成,当即电致就教,呈请签署”。

一月二十二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和我及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等五十五人发表了题为《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在文件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共中央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注9]声明的发表,对我的感触颇深,想想李济深、何香凝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在民革同志中间做了多少艰苦细致的工作呀。声明对于我们民革标志着是由与共产党合作,进入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时期。

一月二十七日,民革发表声明,拥护毛主席对于时局的主张及八项和谈条件,并强调:“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致重蹈辛亥以来革命失败之覆辙。”特别是加强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认识:“便是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注10]民革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这一基本认识,实质上,它就是民革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李济深等一行北上之后,我们民革前进的步伐显然加快了许多。

 

注释:

1.见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李济深诗文选》第79页。

2.见1986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济深纪念文集》第217页。

3.同[注1],第72-73页。

4.同[注1],第81页。

5.见1984年9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7-28页。

6.同[注5],第28页。

7.同[注5],第28-29页。

8.同[注5],第29页。

9.见1985年7月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资料选编》第190-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