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和谈代表加入民革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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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民党和谈代表加入民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一号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会一结束,蒋即离京(宁)回奉化溪口。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发表声明,表示愿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

年初,李宗仁托黄启汉带回信给李济深,希望他从旁协助“和谈”。复信称:“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蓓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白崇禧则托黄绍竑赴港活动,希望李济深到汉口举起“民革”旗帜,进行所谓“联共”、“反蒋”。

黄绍竑和黄启汉前后抵港,而李济深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离港北上,未曾遇着,扑了个空。黄绍竑迳与中共华南局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在中共中央同意下,一月二十三日派黄启汉和刘仲容乘专机飞抵北平,把李宗仁、白崇禧写的信当面交给叶剑英、徐冰。叶剑英向黄、刘表明了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并指出:“我党愿与国民党任何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进行和谈,不咎既往,实现真正的团结统一,共建新中国。”一月二十九日,黄飞回南京,刘作为联络员留在北平。

黄启汉回到南京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根据中共态度进行密商,拟定了三项赴北平和谈的计划,并交请邵力子执行。

邵首先通过南京市参议会,由各界人士组织“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因遭到一些市议员反对,一度改名为“大学教授和平策进会”。

二月五日,由吴裕后等七位教授飞平,住六国饭店。叶剑英接见了他们,并同意先就地停火,欢迎南京政府派员来北平和谈等三项条件。吴等仍坐原专机回到南京,向邵力子汇报。邵认为此行敲开了和谈大门。

接着,邵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代表,邵力子以个人身份同行,黄启汉以联络员随行。二月十四日下午飞抵北平,也住在六国饭店。叶剑英亲自前去看望他们。颜等四人将李宗仁代总统的和平诚意转告叶剑英,并要求中共尽快派出代表举行和谈及确定和谈的日期和地点。

二月二十二日,颜惠庆等四位老人由刘仲容陪同,傅作义、邓宝珊随同前往石家庄。毛主席、周恩来在平山县接见了他们,并对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四位老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和谈诚意和雍容大度极为钦佩,对和谈前景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二月二十五日,我与李济深等一行三十五位民主人士从沈阳抵达北平。二十七日,四位老人到北京分别会晤了李济深、沈钧儒、李德全、章伯钧等。我见到邵力子,曾问他作何打算?他说:“不是我一个人的去留问题,是要多发动一些人来参加新政权的问题。”话虽简短,道出了他那远大的胸怀,也符合我们民革的宗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外,我还见到了梅贻藩一行三人,他们这次随和谈代表团来平,认为很有收获,达成南北通邮,前途乐观。当天上午十一时,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平飞回上海。他们此行,对促进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起了积极作用。由于时间紧迫,我们与他们仅见一面,不克详谈。李济深认为失此做工作良机,诚属可惜。

二月三十日,经李宗仁再三电催,张治中从兰州到达南京。但张认为如不得到蒋介石点头,是无结果的。于是张治中于三月二日至十一日,在溪口与蒋介石长谈八天,提出了蒋出国为主的六点主张,但蒋拒绝出国(后来在一次会上,李济深说,宋子文早就向我提出要蒋出国,我就认为蒋不会同意,如今张治中果然碰壁)。接着在何应钦主持下,南京政府考虑了蒋的意图,拟定了“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为主要内容的“和谈腹案”。张治中再次去溪口汇报,蒋对“腹案”表示满意。临行前,张又去溪口辞行。

三月十二日,何应钦发表公告,组成新内阁。三月二十四日,新内阁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的组成及代表团名单。三月三十一日由秘书长卢郁文率领电台报务员及译电人员等乘机飞平。四月一日由首席代表张治中率领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及顾问屈武、刘仲容、李俊龙、金山;秘书余湛邦、张丰胄、潘伯鹰、严北溟、肖金平、陈树华、谢超、张月超、周光宇;副官张立钧、洪世瑞;随员杨公庶、雷锡章等三十余人飞平。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及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与南京代表团代表等进行了和平谈判。

三月二十八日,李济深在会上传达了与中共负责人谈话的情况,谭平山、蔡廷锴作了补充。他们说,现在南京有百余万军队,长江防线太长,实在不能守。邵力子到石家庄求和,中共亦谓“和为贵”。和谈如无结果,证明南京政府求和是假的;和谈成功,自然甚好。如谈成,南京国民党分子必有一部分要求加入本会,我们应有所准备。我听后有二点感触:一是何香老不久前提出此议,足见她高瞻远瞩,有预见性;二是感到我们组委会的责任重大,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四月二日晚,毛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晚餐,谈话至深夜十二点。毛主席指出:“独立”外交是新形势下的新烟幕,美国不希望我们与苏联接近。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一边倒”,要与苏联紧密合作。帝国主义不可怕,战争不可怕,我们今天必须真正站起来。

毛主席又说,邵、章、颜等来时,曾带来八项“和谈”,毛主席改为谈判。他们提出,战犯问题暂时不谈,将来由联合政府办。联合政府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量决定。毛主席说,战犯要谈,联合政府由中共与民主党派决定。毛主席还说,拖不行,必须迅速决定。张治中等原则上承认八条,具体全不承认。南京政府是六亲不靠,美蒋和地方势力都靠不住,和平攻势也靠不住,靠中共走北平道路是上策,广西道路是中策,跑到广东是下策,现在该下决心了。

章士钊提出,连政权都交出了,为什么还要惩办战犯?周恩来说,这是战争责任问题。周估计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原想五日开始,现在多准备几天,八、九、十,三天谈判,最多延长一天。

四月四日,李济深召集会议传达并讨论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讲话;谭平山报告七人委员会讨论情况的报告。他们认为,蒋介石在幕后操纵,和平的实现有赖于解放大军的渡江。但是现在和谈也是实现和平的一条渠道,中共方面很有诚意,很有信心。会议决定,张治中等来平,我们不要去找,如他们来找我们,则本着毛主席、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与之谈话,正式谈话由李济深出面。

这次会议经向中共中央反映后,林伯渠当天即到北京饭店找李济深等谈话。他认为对南京国民党做工作很重要。据此我们改变了张治中等来平我们不要去找的原决定。同日,周恩来也到北京饭店与朱蕴山、刘仲容、李民欣等人谈话,要他们去南京,敦促李、白等接受“和谈协定”。

四月五日,朱等四人衔命飞往南京,住在大悲巷白崇禧公馆里,深居简出,分别见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于右任等极少数几个人。李宗仁知道于右任对北平和谈期望甚殷,就同何应钦一道恳请于去北京走一趟。于欣然同意,作好了带邵力子夫人傅学文一同北上的准备,并由立法委员李世军等几个人随行。李宗仁即电告北平张治中:“四月六日派于右任先生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和谈……”

这次和谈从四月二日开始双方代表个别对语,交换意见;八日开始毛主席分别会见南京代表团代表,并进行交谈;十二日,在个别交谈基础上,由中共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初稿;十三日开始正式会谈;经过两次修改,于十五日形成最后的正式条文,即《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当晚,仍在勤政殿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与张治中约定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

当天散会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彻夜逐条研究条文,一致认为,这个《协定》中有二十多处是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后定稿的。重要条文中共也有重大让步。例如蒋介石最忌讳、南京代表团最注意的第一条,关于惩办战犯问题,中共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修改得比较灵活,留有余地,尽量让国民党能接受。因此,代表们都愿意接受这《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决定派黄绍竑和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去请示。这一决定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亲自到六国饭店与黄谈话,并送到西苑机场。

十六日下午,黄绍竑到达南京。李宗仁看了条款,缄默不语;顾祝同电告溪口;何应钦飞奔溪口;蒋介石获悉后非常震怒,不许签字。在此情况下,于右任的特使之行也就不再提了。朱蕴山和刘仲容就搭乘飞北平准备接回南京政府代表团的飞机,于四月十九日离开了南京。于右任亲自掩护邵力子夫人上了飞机,同行的还有朱蕴山的儿子朱明等。

在双方和谈期间,四月十八日,梅贻藩、翁灏英、沈鑫、李雄等一行五人到北京饭店来看我。告诉我,他们与中共通邮代表团成安玉、苏幼农等达成了“南北通邮协定”。

四月二十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名给张治中等拍发了拒绝签字的电报。至此,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南北通航、通邮协定”则由在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发来电报:“停止国共通邮”。

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二十二年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不久前,毛主席复电傅作义,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注1]显然,这是给战犯留有余地,给他们指明出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就是因为在和谈上出了力而参加新政府的。通过这次和谈,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一直坚持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这是中共统战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参加这次和谈的国民党和谈代表、顾问、秘书、副官以及黄启汉、刘仲容等,以后基本上都参加了民革,连第一次飞平的吴裕后等“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民革,国民党通邮代表团的沈鑫、李雄等人也参加了民革。这些第四方面的人士参加了民革之后,壮大了民革的声势,更有条件能为新中国的安定团结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注释:

1.1984年9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