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会议”的召开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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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方会议”的召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革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民革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明确方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健全组织,以便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实现新中国的建设任务贡献力量。为此,在进行组织整理和重新审查登记会员的基础上,首先着手解决统一组织的问题。

当时我是一届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对于统一组织问题义不容辞,要由我们协助李济深等领导人做好这次工作。我们都住在北京饭店并在那里办公,与李济深朝夕相处,是我与他见面、议事,并聆取教益最多的时期。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思想工作的艰巨性,以及李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宽厚和谨慎。那种宁缓毋燥的做法正表现出他在这方面高度的责任感和耐心,这对军人从政来说,尤属难能可贵。第二次“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得以顺利召开,李济深是花了不少心血的。

李曾经郑重地对我说过:“当初我们成立民革,是为了团结国民党的一切爱国力量,从国民党内部瓦解并推翻蒋政权。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不分党派,只求爱国,广泛网罗。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之后,形成了多党的局面。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从名称上就打着中山旗帜,历史渊源所系,迄今虽未合并,但其领导成员大致都是民革的核心,合并之势业已造成。新政协之后,各民主党派又一次大调整,民革是调整最大的党派之一。董时进的‘中国农民党’、安若定的‘少年劳动党’未被承认,其部分成员加入了我们民革。我们主要面临着民联、民促的并入[注1]和张治中等和谈人士之加入。工作难度甚大,要做好思想准备。”

十月六日,由民革、民联、民促的代表组成的统一协商座谈会邀请张治中、邵力子等参加。座谈会公推李济深为召集人,主要就国民党各民主派别的统一问题进行讨论,制定统一工作方案,以资遵循。

讨论中,李济深亲自从中斡旋,根据各方意见定出基调,然后由我们组织工作委员会形成提案,交由梅龚彬秘书长在会上作提案的说明,进行再讨论。

在此期间,李维汉、徐冰召集民革与会同志开了几次会,周总理专门到会讲了话,他分析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革的性质和任务,并建议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不分先后,为实现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遵守共同纲领,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团结起来,统一组织,才能集中力量,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工程发挥作用。在周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多次协商,各方意见基本取得一致。

我参加了历次座谈会,并对会下酝酿的情况也略知一、二:

1、“公推李济深为召集人”[注2],这意味着什么问题呢?李乃一届民革主席,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是理所当然的召集人,为什么要重新“公推”?由于听了周总理、李维汉、徐冰的建议后,大家认识到在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目标下,同属于国民党民主派性质的政党没有必要同时存在。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协商决定统一成为一个组织。这样,会议就不能由民革一个方面来召开,而召集人也要由四方重新“公推”了。

2、民联与民促,过去一再争取联合;民革成立时也打算进行大团结,大联合;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均未成为事实。今天,各派别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新政协,云集北京。眼下,从各个方面看,都具备了成立统一组织的有利条件。

后来,起草文件的同志就把这个意见写在《宣言》中:“在与反革命势力搏斗的过程中,虽然我们都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影响之下,进行着出生入死打倒卖国独裁政权的斗争,且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在政见上基本相同,但因为环境和历史的关系,以至于工作上的困难,使我们仍无法统一于一个组织之内。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卖国独裁政权摧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诞生了。今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需要每一民主阶层和民主党派集中力量,以发挥其协助人民政府伟大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工程。我们应当把握这一大好时机,进行我们的大团结工作。这便是此次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召开的意义。”[注3]

3、在如何成立统一的组织问题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民革、民联、民促合并为一个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名称另行商定;第二种认为,民联、民促合并到民革里来;第三种认为,九月十七日,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等七人代表小民革发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部分成员加入了民革,民联、民促可以参照办理。在讨论中逐步倾向于第二种意见,[注4]但是后来是按第三种意见办理的。

4、在讨论组织名称时,又有人嫌弃“国民党”三个字,经过解释,又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

5、在协商名单时,也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在一届民革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第二种认为,由四个方面提出新名单,重新协商。当时,会议是由四个方面的同志组成的,大家的意见自然而然集中在重新协商新名单方面。经过提名、协商,拿出的名单与民革成立时选出的名单比较,变动很大。但是,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必须平衡四个方面的关系。于是大家决定,变动大一些只好多做解释工作,还是以新名单重新进行选举。

6、按民革原《组织总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权力机关,每二年开会一次,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之,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召开民革二全大会,未经一届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似觉欠妥。乃于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等四个方面的代表,共五十八人,简称“四方会议”。会议决定由该四个方面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后,民联与民促分别宣告结束。

7、拿现在的眼光历史地看“四方会议”,实际上是民革二全大会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变通形式。后人有把这次会议称之为“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的,这是由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曾在香港召开过“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的缘故。

但是在当时大家的心目中,“四方会议”并不是二全大会。那么,民革的成立不应该是一九四八年元旦而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也有人认为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邵力子说:“我们今天要沿用民革这块招牌,而民革正式成立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这一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的。”有人反问道:“既然如此,是否另开二全大会?”李济深说:“一切服从政治任务,不要拘泥形式。”

8、这次人事变动很大,据我们组织工作委员会的同志统计,原七十一位中央执委、候补执委中有四十一人要退出,占百分之五十八。应采取应变措施,扩大团结面。

李济深、何香凝等非常重视这个意见,加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包括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部分成员、部分起义将领和国民党知名人士以及解放后停止活动的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部分领导人,也作为第四方面代表参加,这些人士作为一个方面的名额也颇难安排。为了扩大和加强团结起见,会议决定成立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由李济深、何香凝、熊克武、王葆真、周震麟等七十二人组成。

会议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四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一届民革中央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为主席;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蒋光鼐、程潜、张治中、邵力子、柳亚子等二十一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李锡九、龙云、刘斐和我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同时,决定不再设监察委员会。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组织上的统一问题。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民革中央委员会,不论当时有这样和那样的分歧意见,但客观上它是民革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从而这次会议本身也是民革历史上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有些同志认为会议文件上有“新民主主义”之词句,不如改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更有民革本色和特点;特别是在民革成立时,坚持“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注5]的那些同志一时思想转不过来。为此,李济深亲自召集我们参加起草新的《组织总章》的同志共同磋商,在该《组织总章》上写明:本党党员要“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注6]

该《组织总章》于十一月十四日的会议上通过后,李济深又在《宣言》中强调:“在近百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中山先生的伟大倡导,展开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创建本党,躬亲领导,不断奋斗。尤其是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主张,常能符合着历史发展规律,适应着革命客观形势。在二十余年前,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主张,即已由三民主义发展到革命的三民主义,由反满清反专制发展到反帝反封建和三大政策。假使中山先生仍健在于今日,他所领导的党的理论和政策,必更进一步的向前发展以适应中国革命之客观需要,这是无可置疑的。”“中国国民党革命派如果为了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而愿为中国革命贡献其力量,唯有参加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注7]

这次会议的文件是又一次兼容并包各种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的文件。会议不但是一次国民党民主派大团结的会议,而且通过会议,把大家的思想从革命的三民主义指引到与新民主主义汇流的境地,帮助大家从思想感情上接受新民主义,并以孙中山先生的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引导大家把思想统一到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来,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李济深一再对我们说:“不能只顾自己勇往直前,要照顾好自己的同伴一道前进,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李济深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尤其是通过这次会议的实践,把四面八方高层次的国民党爱国人士团结起来,适应潮流,一道前进。使我对他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和印象。

会议还有不少争议,足见李济深、何香凝、梅龚彬等民革领导人,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

 

注释:

1.李济深因“中国农民党”、“少年劳动党”未加入新政协,故说“未被承认”,民联、民促是加入新政协的,故说“并入”民革,至于后来宣布结束,当时未曾料到。

2.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第27页。

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资料选编》,1985年7月,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第201页。

4.同[注2], 第199页。

5.同[注2], 第131页。

6.《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9年1月,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