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馆的协商碰头会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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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公馆的协商碰头会

“四方会议”圆满结束不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们在东皇城根南街民革中央机关东楼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中常会。这次会议离上届最后一次常会相距五个月之久,新老常委欢聚一堂,气氛热烈。

会上,李济深宣布今天是二届第一次常会,所以请一届常委也来参加,共议贯彻“四方会议”之决议。李对上届常委,特别是邓初民的光临表示感谢。

常会讨论了五个问题:1、设立团结委员会;2、各部委副职;3、组织规程;4、地方组织;5、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谈话会每月一次,如有必要随时召开。

其中讨论最热烈的是关于设立团结委员会的问题。“四方会议”期间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同意设立团结委员会,但要保留监察委员会,这是民革的特色,不宜轻易取消;另一种是需要安排的人数过多,而这些人中很难分别安排谁为监委,谁为团委,两者只能取其一。“四方会议”为期五天,不可能敞开讨论,这次常会又把问题提了出来。会上,大都重复“四方会议”期间的意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有人提出折衷方案,不如规定团委会有监察之职权。邵力子说:“监察委员要列席中央全会,现团委名单七十二人,比中委、候补中委人数还多,何况今后仍有可能继续增加,如改为监委,会使每年一次的中全会过于庞大。团委则列席与否比较机动。”又说:“事物都是发展的,继承孙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不能墨守陈规。”张治中认为:“起义人员不断加入民革,其中代表性较大的可在团委随时安排,如改监委就要选举产生,安排的问题就不能及时解决了。”最后李济深发言,他说:“设立团委会是经‘四方会议’决议的,常会不便更改。今日之所以提出讨论者,因同志们尚有意见,希望大家多做工作,以求统一。团委名单中若有个别人不当者可以提出。团委会之章则需要制定以明确其职权范围。”

经过协商,决定由邵力子(召集人)、李济深、王昆仑、蔡廷锴、李俊龙、朱蕴山、梅龚彬、蒋光鼐七人组成团委会章则名单起草审查小组。

这次常会的记录为吴茂荪,给我的印象很深。民革有一个特点,过去记录全是梅龚彬、吕集义亲自担任,起草文件也是柳亚子、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等亲自动手。这种领导亲自动手的优点,是民革工作能够深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作风是值得提倡的。

其他四项议程通过后,眼看快到中午,会议即将结束。这时谭平山提出:“现在大家都参加政府工作,时间很紧,不象在香港或东北,无事可做,即使不开会,大家凑在一起也谈工作,或者学习、写写文章。形势变了,我们的会议制度也要能够适应。”谭又说:“具体事务不要提到常委会。各位也要早作准备,节省发言时间。”“当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讨论民革的政纲是什么,如何贯彻等重大问题上,统一了思想才能行动一致,行动一致,才能避免组织松散的现象。”

我听后也有同感,打算会后与李济深好好谈谈。回头看看,只见李笑而不语,泰然处之。由梅龚彬作了答复。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最后一次中央联席会(代理常会职权)以来,五个月休会期间,我们经常碰头、议事,没有正式开会。从那时起就筹备“四方会议”,但组委会的工作任务是很重的,所以我曾提议:中央联席会议结束以后,每星期日上午九时开碰头会,以便有事可以及时汇报、讨论。李济深笑了笑未作答。梅龚彬说:“现在各方人士越来越多,开会都请有困难,有些同志不请又不好,所以趁新政协开会期间暂时休会。”又说:“我们都住在一个旅馆里,随时可以交换意见,需要谁来就通知谁,比较灵活。”

那天会后,李济深留我谈话,说是鉴于我上述提议,准备在他家中不定期地举行协商碰头会,希望我今天下午一定要参加。又说:“你在邮电部和总工会的工作很忙,民革组委会的工作移交给蕴山兄了,但是仍应关心民革工作,特别是协商碰头会一定每次都要按时参加。”未等我开口,李又说:“有事下午详谈。”我只好与他握手道别。

当时大家都称李济深寓所为李公馆,对会议乃沿用旧称为“李公馆的协商碰头会”。这天下午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有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陈铭枢、蔡廷锴、张治中、邵力子、柳亚子、朱蕴山、陈劭先、梅龚彬、许宝驹、王昆仑和我。李济深说:“参照香港期间的办法,有些事情还是要先在一定范围之内协商,成熟后才宜公开,今天召开首次协商碰头会,以后半月左右一次。”

李说:“九月三十日通过的《首届人民政协宣言》指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励,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注1]李又说:“这篇《宣言》是毛主席亲自起的草。毛主席如此重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我们民革自诩是继承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政党,在今后工作中更要有所体现才好。”李强调说:“我们民革缘起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为求得中国在世界上自由平等之地位,但他奋斗四十年,仍未能达到此目的。他在学习西欧绝望之后,并不灰心,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找到了新的道路,决定‘以俄为师’。可惜天不假年,孙先生过早离开了人间。孙先生的这个弯子转得过大,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人思想跟不上来,给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留下了可乘之机。当时以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坚持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李还说:“斗争的实质就是联共还是反共。这场斗争在国民党内部延续了二十多年,不断有人从国民党右派中分化出来,有的消沉没落了,有的集结起来,以宋庆龄、何香凝为旗帜,从事联共反蒋的活动。”李说:“民革很多同志在抗战以前就几度集结进行联共反蒋。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筹备民革,主要是在香港看到南京政府进攻延安,叫嚣消灭共产党之际,我们站出来,并提出推翻蒋政权的政治主张。”李接着说:“我们一开始就把推翻蒋政权的斗争寄托在人民解放军在战场的打胜仗上,所以民革一成立就必须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李说:“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共历史较长,他们的思想比较进步。我们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为号召,对瓦解蒋政权曾经发挥过作用。特别是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之后,国民党内不乏有识之士加入民革或与之联系,为自己另择前程。这对彻底粉碎蒋政权,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都是有益的。”“不过,人数越多,思想工作越艰巨。”“尤其是当前我们又处在一个大转弯的时期,就是要从与共产党亲密合作转变到接受中共的领导。在中共领导下合作共事,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共建祖国。”“要跟上这一次的大转变、大进步是不容易的,要从思想感情上接受更不容易。”“我们在‘四方会议’中主要解决了一个大联合、大团结问题,不少同志让出了常委或者中委。在文件上也作了退步,如‘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参加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都是照顾不少党员的思想情况,以及为继续号召未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之故。”李又说:“但是,我们在座的都要明确两点:1、一些让下去的中委以上同志,过去出过力,我们要继续依靠他们,向他们请教;2、本人过去思想与行动也有不足之处。今天本人表示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坚持共同纲领,为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今天请大家来,希望大家与本人同心同德做到这点”。

会上,程潜、张治中等都表示坚决拥护,邵力子作了补充。谭平山强调:“过去联共历史虽然很长,但有些人难免时有反复。今天明确了接受中共领导,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非常必要,但仍会反复。希望任公在这原则问题上不要含糊,坚决领导。”在众人发言后,我感到李济深的讲话果断坚决,便兴奋地说:“今天任公倡导各点,我一定追随到底。”李说:“此乃事前与孙夫人、何香老商量过的,本人仅仅传达而已。”何香凝说:“孙夫人以身体不佳,不惯北方生活,不宜多参加政团业务,所以托任公以此领导民革。”

大家提出再上书孙夫人,恳请继续担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何香凝说:“我们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致电孙夫人请她来平指导工作(当时她还是名誉主席)。六月十三日,宋复电表示暂缓北上。六月十八日毛主席致电孙夫人:‘建国大计,亟待商筹……敬希命驾莅平。”七月十八日,周恩来、李维汉致电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宋庆龄愿以何单位推选为新政协代表征询其本人意见。七月二十一日邓复电:‘孙夫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休,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提议由特别邀请单位推选宋为代表。八月二十八日,‘孙夫人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到达北平,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亲到车站迎接。我与任公也去接的。在北平期间,我随任公多次向她汇报工作。她对民革很关心,但表示不再担任名誉主席,有什么事体,她愿意帮忙,一切拜托任公。”何又接着说:“为了尊重孙夫人的意见,所以在‘四方会议’上就没有再提名誉主席之事。”大家听了不免有些惋惜。何香凝安慰大家说:“孙夫人不当名誉主席不过是形式上的事,她的心始终和大家在一起。”何回顾一九三七年二月,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孙夫人在李济深、冯玉祥等抗日力量的邀请下,发表了题为《实现孙中山遗嘱》的演说,严厉斥责了亲日派汪精卫的卖国谬论,批驳了“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方针,坚决主张为了抗日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抗日力量。何香凝说:“孙夫人、冯玉祥和我等人还提出了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何强调说:“当时没有成立民革,孙夫人尚且为我们说话,现在有了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嘱、实现三大政策的民革组织,孙夫人不当名誉主席,真正需要她的时候,她能不管吗?”大家这才振奋起来。

“不过,”何说:“长期与我们合作的冯玉祥将军,他是民革的创始人,如果前年春天没有他给任公的一封信,恐怕不定酝酿成立民革或将是另一番格局。”

李济深说:“焕章先生反蒋最坚定,他以这种坚决的精神支持我,支持民革,我们才能有今天。”“我建议大家为冯玉祥将军默哀三分钟。”在默哀中,我想起奔赴大洋彼岸与冯晤谈、李德全到东北等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九月一日举行冯玉祥将军遇难周年祭日追悼会时,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六百余人参加,毛主席、朱德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送了花圈和挽联。孙夫人那天也亲自前往吊唁。孙夫人一到北平,即由何香凝陪同去看望了李德全。这天吊唁又与李德全谈了不少话,亲切慰问。

最后,李济深再一次希望大家同心同德把民革工作搞好然后宣布散会。会后在李公馆便餐。待客人走完后,李济深又留我继续谈话。我们都认为民革作为一个政党,首先要在政治上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同纲领,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政治大方向。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除此而外别无选择,民革除此而外也别无选择。李还对我说:“程潜、张治中、邵力子等参加了民革,今后国民党高层次爱国人士还会不断进来,能够提高民革声誉,扩大社会影响,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如不带头接受中共领导,坚持共同纲领,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大方向,则在民革内部也谈不上安定团结。”“你曾是支持我接受中共领导的同志之一,希望你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继续不断地提醒我,使我不负孙夫人之重托和全体党员的厚望。”李一席话,使我诚惶诚恐,我才疏识浅,起不了什么作用,他的话,我怎么担当得起?但观李的态度坚决诚恳,不由我既感动又高兴。

回家途中,觉得今天的会议万分重要。孙夫人、李济深、何香凝为民革选择了一条光明大道。它将对民革的巩固和发展发生深远的影响。

李公馆的协商碰头会对开展民革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以后此会一直坚持,到一九五九年十月李济深逝世为止。

 

注释:

1.见《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1984年9月,文史资料出版社版,第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