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的发展与巩固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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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革的发展与巩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届一中全会之后,民革工作逐步走上正规。过去不论在香港、在沈阳、在北京饭店,都是围绕某一重点工作,临时组成班子进行的,现在要由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各自开展工作。

组织部长朱蕴山与我私谊甚笃,上届我又负责此项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交换意见。组织工作须要比其他工作先行一步。一九四九年春朱蕴山等一行就赴京沪一带整理会务,如今仍是最吃重的工作部门之一。当时大家的意见很多。

周恩来很早就建议民主党派整理、发展组织的原则是“三层两类”,以好的中层为主。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在我的提议下召开了中央谈话会,学习讨论周恩来建议的整理和发展组织原则。李济深在发言中除强调贯彻“三层两类”以好的中层为主的原则外,还结合民革实际,谈到:“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都应服从于革命的政治任务。在民革成立前后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分化作用,在以中共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政治上的号召和军事上的策反,以加速瓦解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有许多国民党爱国进步人士限于处境,不便站在民革一边公开推翻蒋政权,让他们留在国民党里等待时机率部起义则所起的作用会更大。出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曾集中全力于策反,是为了革命利益才这样做的。”

李还谈到:“今后仍旧不能放松政治策动工作,象傅作义这样较大规模的和平起义仍有可能。最近,黄绍竑来电,龙云来信,程潜、刘文辉也倾向和平起义。

谭平山认为“我们是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不是与反动集团的联合。如果这样,对革命不利”。李民欣认为“策反工作有革命意义”。陈其瑗认为“起义将领虽是上层,民革号召在前,没有理由拒绝在后。今天要讨论的是我们怎样正确执行周总理的建议,结合民革实际注重中层的问题”。张文认为“中层为主,并非不能发展上层,但是以好的为主是不能通融的”,“张发奎要拉吴奇伟回去,张与我们是对立的,不能再争取他了”。王昆仑认为“不要机械决定谁好,谁坏,要看到人是会变的。正如任公所说,组织路线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任务,我看当前策反工作还是重要的”。接着有谈李宗仁在和约上不签字的;有谈陈济棠、余汉谋等如真要和平,应把广州反动派扣押起来的等等。李锡九说:“不过事情还得看到另一面,通过张治中做工作,西北新疆等地的解放也许可以不用武力。”

李济深说:“和平起义并非制造反对派,傅作义就不是。我们做策反工作,能争取一个团固然好,但一个军更好。他们过来了,就要与之真诚合作。这对革命有利。”“至于如何贯彻‘三层两类’以好的中层为主的方针,待蕴山兄从京沪整理组织回平后,结合地方实际再议。”

“四方会议”后,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朱蕴山向常会作了整理会务的汇报后,仍未解决。由于民革一方面是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他们在长期的反蒋斗争中深受迫害,吃足了苦头;而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蒋光鼐等在反蒋斗争中采取的联系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策反手段,以他们的影响进行号召,策动起义。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常常由于视角不同,看法难免各异,特别在组织工作上,不少人提出了到底是“进步性”重要,还是“代表性”重要的问题。

一九五○年三月十八日,常会根据北京市民革提出的“本党民主同志”之范围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认为“本党民主同志”不仅过去长期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中有其实际的行动,不仅在近几年人民解放事业和民主运动中言行有所表现,而且是在现阶段有积极表现者。会后我与梅龚彬同行,他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还是认为我们重视“代表性”而忽视“进步性”。

不久,我听说何香凝有病,便立即去看望她。她风趣地说:“我算准了你会来的。”我听了不解,请道其详。她笑着问道:“香港玛丽医院被记者误会的事体忘记了吗?今天是否又有记者跟着再闹一个新笑话?”想起往事,我也不禁笑了。她很关心组织工作。我向她汇报后,她说:“周总理建议以中层为主,是指整顿地下同志而言,现在要发展组织,得视民革具体情况,不一定机械照搬,但是一定要坚持好的。”她建议是否定一个标准,便于统一思想。后来,我把这个意见转告了朱蕴山。

九月三日,朱蕴山汇报了《八个月来组织工作总结》。朱说,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曾通令各地策反人员将策反军事一律移交人民解放军。近据调查了解,过去派赴各地进行军事策反的工作人员,在协助人民解放军执行革命战斗任务上曾起过一些配合作用,但因成份不齐,经商定:参加策反工作的同志不能算参加了民革组织;但可以吸收其中好的同志加入民革。”“各地地下组织也存在着品类和派系不齐的情形。今年以来互相攻击的信电仍很多。我们再次通令各地组织进行整理。”“其中不少人被送到各地革大学习后,有的已培养为民革地方组织的干部。”朱又说:“在整理中,因上层人士直接与中央领导人有联系,实际上重新登记和新加入组织的,是贯彻了以好的中层为主的原则的。”

朱在《总结》中强调:“以团结国民党中层份子为主,并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中与国民党有若干关系的文教、工商、专门技术人员以及妇女界进步分子。至于国民党上层个别的进步分子,我们也要竭诚地争取他们参加组织。民革在统一战线中就在于团结这一部分群众来执行共同纲领。”[注1]

这一天,梅龚彬在会上作了《秘书处工作报告》,《报告》说,“为了执行民主派代表会议和一中全会赋予中常会的任务,我们的具体工作可概括为下列四项,”其中一项就是“确定了三层两类的组织路线……”[注2]

但是,李济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过去八个月组织方面的工作就正是整建工作”,“组织部所掌握的路线、方针和步骤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群众对统战政策和我党任务的认识不足,所以我们争取团结的工作就难于展开。应当承认,组织部的工作做得不够积极和迅速,有时不免发生一些偏差。”

李济深强调说:“党的组织就不应该停留于过去的阶段上,局限于少数进步分子的集团。假使那样,就不能完成政治任务,就犯了所谓‘关门主义’的发展组织的方针。”“在发展对象上,我们决定以与旧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群众为主要对象,”“以中心城市为主,暂时不在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中去发展。”[注3]

最后,这次常会所作的《关于本党中央三部门八个月来工作总结报告的决定》,都是按李济深的意见总结的。总结说:“在发展组织的对象上,仍应循以往一贯方针,”“主要的应以与旧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群众为对象,更应广泛的吸收旧国民党中层而加以教育改造。”[注4]

这次常会把一九四九年初就执行的“三层两类”以好的中层为主的组织路线作了较大的修改。当时,有不少同志在思想上并没有接受,认为这样一来,无疑是向旧国民党员开门,民革作为一个进步组织,其进步性将在那里体现呢?

当晚,李济深邀请部分同志到他家中座谈。我说:“民革有它的光荣历史,有它的进步性。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更不可能犯大错误。组织工作应与宣传工作并进。我们的历史任务并不因打倒了蒋政权而终了,还有我们远大的新任务。我们民革是统一战线的一员,要协助中共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有些人参加了政府工作后就忽视民革工作,这是一种缺点,连我也在内。”“在组织路线上,偏左偏右都不合适。根据民革的实际情况,组织工作也实在难做。民革是各革命阶层的组合,把握阶级立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较困难。我想我们多发展一些机关干部并提出一个政治口号作基础,依这基础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党员努力工作。”

谭平山认为:“当前确实应先确定组织路线,使发展是快是慢有个标准。周总理建议的‘三层两类’、‘非有特殊必要不吸收上层分子’,事实上我们吸收的还是上层居多。”

吴秀峰说:“我在外国时,华侨对革命的三民主义容易接受。”

这晚,我故意迟走一步,正想把何香凝的意见向李济深汇报时,李先开口说:“你今晚的发言很好。我今天在常会的发言是与李维汉交换过意见的。主要以与旧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群众为对象,不仅有国民党员归队之嫌,同志们思想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实际做起来也有很大难度。但是,这些人到了新社会,总得有人去做他们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事建设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既不能良莠不分地把他们包不来,又没有理由拒绝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你的发言启发我想到两点:一是定一个实施方案作为发展组织之依据;二是另外成立一个团体,让不能加入组织的人有机会加入这个团体,以协助中央扩大统战工作。”我本来要汇报何香凝的意见,现在见李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不能良莠不分地把他们包下来”,所以只能另找话题,建议李抓一抓成员的思想工作,号召大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作好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宣传工作。

以后,李济深与何香凝等主要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并与中央统战部协商,决定在今后发展新成员时,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同纲领的政治方向。并拟增设社会联系人士委员会。这两项决定对于民革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我从中献出过抛砖之力,十分荣幸。

一九五○年十一月底举行二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话时指出:“这次会议的两项任务:一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个是发展组织。”[注5]足见当时发展组织既重要又迫切。经分组充分讨论,最后认为“团结旧国民党内中层及其民主分子共同前进,以扩大和巩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注6]并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第四十八次中常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作了有关的七点详细规定[注7],强调重大城市“应大力在政府机关中发展党员”,“加强领导,巩固组织”,不但指出了较为明确的发展方向,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十月十一日,发出《中央关于检查并展开发展组织工作的通告》,通告说:“务期于本年度最后三个月内,把发展组织任务提高到第一位,争取时效,集中精力,尽最大努力把这一中心工作做出一些成绩来。”[注8]邮电部小组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举行了第三次小组会,周颖传达了该《通告》精神后,大家讨论了发展组织的计划:于十一月底前,在部内十二个单位普遍扎下根,每单位最低发展一人,每个成员最低发展一个;十二月份争取各单位普遍成立小组;争取完成五十人的发展目标。

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第四十八次常会通过《关于发展组织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为了执行本党的历史任务,必须使本党成为经常保持进步性的、有群众基础的、巩固的党。”接着朱蕴山等分赴国家机关进行座谈、宣传动员。朱蕴山、吴茂荪和吴晗等同志分别代表民革、民盟到邮电部来向我及其他部领导提出发展组织的要求。那天,把邮电部的干部集中在大操场上,由邮电部副部长王诤首先讲话,然后吴茂荪、吴晗相继发言。吴茂荪强调民革对发展对象的要求: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同纲领、为新民主主义事业服务。参加民革不是与共产党远了而是近了。这次动员效果很好,邮电部原来只有周颖、游子甦等几个民革成员,一下子发展成为有二十余人的组织,不久即正式成立了支部。

这次发展组织在机关中吸收了一批骨干力量,当时被称为新鲜血液。这些同志直到现在仍在各级组织里发挥作用。但是,有些同志认为,民革同志的声望直接影响到民革组织的地位,发展组织一定要着重于有代表性的人士。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常会通过了《关于执行三中全会决议有关组织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三中全会更明确了我们党必须团结与联系的主要对象是原来的国民党员及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特别是要将有比较大影响和代表性的人士吸收到组织中来。”[注9]

在此基础上,经过三年时间反复讨论与实践,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指出:“我们党团结、教育、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注10]

第一、二两届都没选副主席,第三届九位副主席中就有六位是第四方面的,在常委中也选进了刘文辉、刘斐、李俊龙、邵力子、唐生智、翁文灏、黄绍竑、贺贵严、卫立煌等不少第四方面的人士。在当时,有些同志又把究竟是“进步性”重要,还是“代表性”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三届二次常会通过成立了以邵力子为主任的社联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同年七月三日,不到四个月的功夫,据十八个地方组织统计,已有社联人士五千六百多人,发展势头很猛,不久就远远超过了党员总数。社联工作委员会帮助他们进行学习,认真改造政治立场,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生产建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四全大会通过的《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的组织路线和“质量并重”、“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组织方针”。[注10]

总之,民革的组织路线是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从组织上保证了民革的发展与巩固。

 

注释:

1.见《民革汇刊》1950年第6期第8页。

2.同[注1], 第6期第5-6页。

3.同[注1], 第6期第1-2页。

4.同[注1], 第6期第3页。

5.同[注1], 第12期第14页。

6.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总编》1959年编第39页。

7.同[注6], 第29-30页。

8.同[注1], 1951年第10期第50页。

9.同[注6], 第79页。

10.同[注6], 第194页。

11.同[注6], 第203[注1]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