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政策的研究机构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字号:

五、理论政策的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民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以共同纲领为我们的行动纲领,经过三大运动和三反、五反的教育,又通过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宪法、五年计划等的学习,全体成员和社联人士的思想觉悟,普遍有程度不同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模糊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为了更好地参加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工作,李济深等领导人认为有必要设置有关理论政策的研究机构。

早在北京饭店办公的时候,我与李济深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曾谈起过设置理论研究机构的设想。二届一中全会以后,工作进入正规。陈铭枢在一九三○年曾接办神州国光社,出版进步书籍宣传革命思想,所以他多次倡议设置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并写了书面计划。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八十八次常会决定设置中央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时陈铭枢已于一九五○年调中南工作,乃推邵力子任主任委员,许宝驹、李世璋和我为副主任委员。

四月初,邵力子召开首次会议,大家按照陈铭枢原订计划,组织力量,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理论、国家的本质、宪法及民主选举,以及民革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问题,分组进行研究。后来又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小组。

一九五六年二月,民革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社联工作委员会,邵力子任主任;对台工作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何香凝任主任。这时陈铭枢已回京工作,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由陈铭枢任主任,我与许、李三人仍是副主任。

当时,李济深、何香凝、程潜、张治中等民革领导人,甚至一些中委、团委,都是“通天”干部,他们都可以直接找周总理,甚至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反映情况,交换意见。而且李维汉等统战部领导同志经常去看望他们并征求意见,周总理有时也到他们家中去。这样一来,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总是落后于民革领导所掌握的情况,基本上是根据领导同志的谈话和委员们分组讨论的材料加以汇集整理,谈不上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我们在邵力子和陈铭枢的领导之下还是做了不少工作。首先,我们着手整理“四方会议”以来历次有关理论政策的研究成果。

例如,关于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汇流的问题。二届二中全会座谈总结认为:1.以历史的观点来看,革命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曾发生伟大的指导作用,决不应一笔抹煞;2.正由于它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在思想上就不应当停留在这上面而划地自限,妨碍前进;3.为了推动全党同志完全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对于革命的三民主义必须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它、认识它。但是这句话又很容易使人认为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仍在循着科学规律向前发展,一直发展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好象是要党员只有通过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研究,才可能加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

我们根据李济深、何香凝等领导人的历次谈话精神,提出了民革由联共发展到接受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九四八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公开提出推翻蒋政权。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民革领导人靠什么来实现这一政治主张呢?是靠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打胜仗来实现的。当时的民革,要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么被国民党消灭,两者必居其一。因此,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外,别无选择。

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还总结了“第三条道路”为什么走不通等问题。我们每周碰头几次,我在北京的话,碰头会总是参加的。其间,有三件事给我的印象较深:

第一件是关于节制生育的建议。

一九五四年秋,首届一次人大开会期间,我们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的秘书周范文在一次碰头会上向我们汇报了最近的工作情况。我们见邵力子未到,便问是何原因。周说:“邵力老最近谈起,中国人口太多,不利于优生学,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拟在人大会上提出节制生育的建议。为了准备发言稿,他今天不来了。”我说:“邵力老是我们的主任委员,他的建议可以先由大家研究之后再向人大提出。”许宝驹说:“任之先生(黄炎培)曾提出过镇反运动后的大赦和五反余案等问题。我们民革的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成立以来无所建树,邵力老的建议也就是我们的建议。不过,现在正在讲究‘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时候,提出节制生育,尚宜审慎研议。”李世璋认为,这事应尊重邵力子本人的意见。

第二天,我接到周范文的电话,说是邵力子要见我。我赶到会里,邵对我说:“这是我作为个人意见向中共建议的,会里就不必再研究了。”接着,我们又就此问题闲谈了一会。从闲谈中获悉,邵夫人傅学文当时在一些妇女组织里被选为委员。她一生办了很多学校和幼儿园,关心妇幼的福利事业,曾出版《丹娘》一书,此书是二次大战期间她在莫斯科编译后送回重庆出版的。傅是一个事业性很强的女性,当了委员之后,总想为中国的妇幼福利事业再做点贡献。这时,翁文灏通过邵力子的关系回到大陆,他是中国知名学者,他的回来受到中共中央的欢迎,并很快由邵力子介绍加入了民革,后即当选为中央常委,他也很想为民革出一点力。翁在三十年代就写文章指出“中国人口太多,面积虽大而耕地不多不容忽视”。邵力子早年也关心中国人口问题,因而于1956年初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邵向周总理谈了这个看法,周鼓励他作大会发言。

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果然听到邵力子关于提倡节制生育的发言。从此开始,邵几乎每次会议都提到这个问题。邵还在报纸上撰文呼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他还让周范文整理一本《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自费印送。有一次他要我陪同他去找李德全,得到卫生部的支持。马寅初从一开始就支持邵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了人口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论证。但是可惋惜的是,他们的正确观点受到某些领导人的批评,一些医学专家也持反对意见。

结果,马寅初遭到批判,被错认为是散布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邵力子当时并没有受到报章的重点批判,但是在民革内部有些人仍认为是一件大事,责成我们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写出批判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的专题文章以教育成员。邵本人却并不感到自己“幸免”,泰然处之。他这种遇事不惊和坚持真理的风格,我们心中都很钦佩。后来,邵让周范文写批判文章,周拖了很久,不了了之,在民革内部也没有引起重点批判。

第二件是关于宪法等的专题研究。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李济深代表民革在会上发言。他说:“我们以万分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我国第一个宪法的诞生。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于宪法草案的全部内容表示竭诚的拥护。我号召民革全体成员,对于这个辉煌的宪法草案进行深入的讨论,并在所联系的群众中展开宣传,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为圆满地完成制定宪法的政治任务而努力。”[注1]接着,何香凝、谭平山、蒋光鼐、程潜、张治中等也先后发了言。我作了《为祖国第一个宪法草案欢呼》的发言。[注2]六月十一日,民革中央即发出了《关于动员党员讨论和宣传宪法草案的通知》。

与此同时,何香凝等四十八人对《学习、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进行笔谈。我撰文说:“实现总路线的过程,也就是思想改造与思想建设的过程。”[注3]

由于民革在这些方面的声势很大,而且都是新的工作,所以我们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就以宪法草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普选运动、第一五年计划等有关专题进行研究讨论,着实忙了一阵。

第三件是研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

一九五六年九月,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主席在开幕词中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同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一经提出,各民主党派无不欢欣鼓舞,我们民革也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李济深亲自召我与陈铭枢等四人,责成我们对此方针进行研究,并出了两个题目:1.这个方针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2.民革如何贯彻这个方针以顺应形势出现新面貌?

陈铭枢对此非常积极,连天召开理论政策研究会,还特邀宣传部、学委会、《团结报》等有关同志参加。当时,我与李世璋都在政府部门有职务,民革是兼职,不能长期不断地开会,许宝驹其他工作也忙,身体又欠佳,于是,陈铭枢独任其事。他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一直给我以很好的印象。

陈铭枢在周范文等协助下,写出了一个书面材料,邀我们讨论。材料大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七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由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胜利完成,出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今后,大规模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会逐渐减少,以至于避免,改用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法进行。这样就可以真正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革组织将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参加政治生活上来,对于民革成员更要求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进一步做好岗位工作等。

我和许宝驹、李世璋三人基本上肯定了这个材料,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陈铭枢很高兴,立即把材料送给了李济深。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互相提意见,作批评。”

李济深即召集有关同志多次座谈民革如何办的问题。三月二十五日,他在三届二中全会上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下,我们党是任重而道远的。”这个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就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好地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加强对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在工作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主人翁的态度做好工作。代表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的正当利益。”“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我们也要诚恳积极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在考虑问题、决定政策和进行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加完善。”[注4]

会议之后还举行业务座谈会。在座谈纪要里也着重提出“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之下,各级组织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的重点研究工作之一。正待深入研究之际,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发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北京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共十三次,先后有七十多人发言;六月中旬开始了反右派斗争。

后来,李济深在与我们少数几个人闲聊时曾颇为感叹地谈到:“我们学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出自内心的高兴并怀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迫切心情,而忽略了对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注5]的学习,所以没能与中共中央在政治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以致使很多同志吃了亏,对此,我深感有愧。”

一九五七年,陈铭枢被错划为右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举行的四全大会决议:从组织到成员进行根本改造。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全国政协政治理论学习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交流各界人士政治理论学习的经验,讨论如何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纲,广泛开展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民革方面出席会议的有邵力子、梅龚彬、刘文辉等,因许宝驹有病,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由我和李世璋、周范文参加。这次会议各民主党派都派人出席,共三百六十多人,声势浩大。会后,民革决定加强宣传部和学委会以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一九五九年十月李济深逝世;一九六○年一月许宝驹逝世。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思想改造上来的情况下,理论政策的研究工作无形之中停顿了。

 

注释:

1.见《民革中央汇刊》1954年第48期第17页。

2.同[注1], 第48期第21-22页。

3.同[注1], 第44期第8页。

4.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9年编第127-128页。

5.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版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