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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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全国政协、中国共产党、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说:“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消灭是定了的。我们要对一切跟随蒋贼逃到台湾的人指明出路。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宽大的:除蒋贼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可以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究的宽大待遇。”[注1]

八月二十七日,民革中央小组举行扩大座谈会,出席三十四人。李济深、陈绍宽、贺贵严、但懋辛、钟体乾、斐昌会、梅龚彬、侯连瀛、唐生智、陈其瑗、朱蕴山、张治中、龙云和我等十四人发了言。大家认为,民革的每一个党员是反对蒋介石的,是革命的;民革当前的任务,应和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伟大任务密切联系;蒋贼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可弃暗投明,既往不究的政策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愿望的,等等。会上还提出,许多民革同志有亲属在台湾,建议民革迅速成立对台工作机构以便开展对台广播,进行宣传政策等工作。九月三日扩大常会作出了拥护解放台湾的决议,发出了关于学习、宣传为解放台湾各项文件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兼外长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声明说:“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方面策动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强使中国人民容忍美国侵占台湾,承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注2]接着,李济深、谭平山、邵力子等发表《粉碎美国的战争挑衅》等文章。

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在这个时候到达北京。因为他在辽沈战役中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曾被软禁于南京,一九四九年获释后去香港,这次回来很受欢迎。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三月十二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和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常会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了这一运动,各地人民纷纷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名。卫立煌也在上面签了名,还颇感慨地说:“中国人民不怕美帝国主义,确实是站起来了。”

但是,卫到来时,正值批判胡风之际,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夕。开始,卫对我们的政治气氛很不习惯。张治中、朱蕴山等以同乡关系拉他参加民革活动。他应邀参加了张治中在民革所作的“访苏归来”的报告会;张治中、陈劭先、熊克武、蒋光鼐、钱昌照、谭惕吾、许宝驹、李世璋等到祖国各地视察情况的座谈会;孙中山先生诞辰八十九周年纪念会以及廖仲恺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等活动。他感到民革熟人很多,过去曾经闹过派系,坐不到一起的,现在能团结一致协助中共建设祖国,心中甚为钦佩,便主动要求参加民革。卫立煌的回来,充分体现了“爱国一家”的号召力。当时卫向李济深提出进一步明确颁布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建议,李表示赞同,并告诉卫,他已多次与周总理为此交换过意见。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并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注3]

当时,民革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由于民革成员和所联系的人士中有不少人的亲属在台湾,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我看到民革同志有这种关系时,认为大可以动员起来为和平解放台湾事业服务,于是把我的想法向李济深说了。他说:“对国民党的工作,一直是我们民革的首要工作。过去为了分化和瓦解国民党,我们才成立的民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重视这项工作;现在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我们更应有所行动,具体办法是成立对台工作委员会。”

民革已定于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距开会只剩下十几天了。我说:“在大会上是否需要作出一个决议?不知还来得及准备否?”李说:“不仅要作决议,还要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

二月二十一日,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作《工作报告》,其中有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一段文字,是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在会前临时修改和补充的。《工作报告》还结合民革的特点,要求成员和所联系人士,通过广播、写信和其他有效方式,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阐明国家的宽大政策。

在大会决议中写道:“要充分利用过去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阐明国家的宽大政策,争取他们早日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起义立功,为解放台湾作出贡献。”[注4]

大会发表的《告台湾军政人员书》说:“我们和你们,原先都属于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中国国民党的。”“近来周恩来总理关于解放台湾的庄严而恳切的宣告,你们应该是听见了的。只要你们有觉悟,下决心,和祖国人民、台湾同胞共同负起解放台湾这一爱国事业的责任,你们就可以为祖国立功。”“回来吧!祖国向你们召唤,爱国主义旗帜在你们面前飘扬。”“为国家、为自己,你们应该善自选择,当机立断。”[注5]

二月二十五日晚,李济深召集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卫立煌、龙云、朱蕴山、蒋光鼐、梅龚彬等座谈成立对台工作机构的问题,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民革应该尽快成立这一机构。李即请卫立煌协助张治中着手筹备。六月五日,第三次常会决定成立对台工作委员会。张治中提出“对台工作委员会”是否改称“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张说:“和平两字最得人心,最有吸引力。”李答复他:“容后再议。”

六月二十八日,民革不少同志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了周总理的报告,特别是其中第三部分谈到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他说:“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的号召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

三全大会期间,李济深就感身体不适,有时头晕,就休养一个阶段。十月十五日冯玉祥骨灰在泰山西麓安葬。我们都劝李不要去了,他说:“焕章先生是民革创始人,政治委员会主席,在重庆时就领导军事小组。他率先领导我们从政治、军事上为统一祖国而奋斗。当今民革正以对台工作为重点,争取祖国统一之际,我怎能不去?”是日,李亲赴泰安主持安葬仪式并致悼词。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常会决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我为委员之一。委员会一成立即在张治中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我除开会、写信,在元旦、春节等对台广播宣传外,还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写了一篇《叙旧谊、谈家常,共迎新春》的文章。

张治中在一次会上传达毛主席说的话:“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和为贵。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对彼此都有利。”张说:“去年六月周总理报告中指出:‘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的号召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迄今已将八个月,实践证明,确如周总理估计的那样,我们民革同志与台湾亲朋故旧通信、广播后,对方也有一些回音。”张强调说:“和平招手,威力无穷。”

一九五七年底孙一亚来京找到朱蕴山,反映他在解放前策反国民党一二三军,现原该军军长顾锡九从台湾捎信给他,表示愿意回来;顾祝同也有同样打算。朱一面向有关方面反映,一面把孙一亚的书面报告送交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张治中核处。惜限于当时形势,顾不能离开台湾,所以没有结果。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我与朱蕴山去探望李济深,当时李已病重,但是他仍关心祖国统一工作。他说:“在香港时,我与台湾某某谈妥,待蒋介石徐州战败,即起义绝蒋后路。之后我们北上,失掉联络。以后如有人来,要接上这个关系。”又说:“据季宽兄(黄绍竑)说,德公(李宗仁)有回国之意。”李强调说:“此二事,我恐不克亲自办理,故告你们,务必保密。”

一九六五年七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回国。他们回国主要是周恩来通过程思远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但是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十年之前“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威力,以及既往不究政策的感召,即使工作起来,也不会这样顺当。

李宗仁夫妇回国就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诚恳对他指出“第三势力”等三条错误,希望他记住教训。李与黄绍竑商量后,发表了《李宗仁回国声明》。声明说:“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并说:“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公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李还说:“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注6]

八月七日,民革中央举行宴会,欢迎李宗仁夫妇从美国回来定居。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和夫人罗西欧以及在京的民革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宴请。蔡廷锴和李宗仁在席间先后讲了话。席间,李表示民革有很多熟人,愿经常交往,但不参加民革。

李宗仁当过国家领导人,声望较高。经民革同志多次交换意见,都希望李能参加民革以壮声势,同时又认为不好安排。但仍请黄绍竑进一步征求李的意见。一天,李到小雅宝胡同黄绍竑住处聊天。黄就对李提起:“颂公(程潜)、文白先生(张治中)等都望德公(李宗仁)加入民革。”李反问黄的意见如何。黄揣摩李的心思后说:“不入也罢,更为超然。”李笑了笑说:“我一生饱经忧患,还是作一个普通公民清静些。”

李宗仁的回国不但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政策的威力,而且看到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过来,最为关心的就是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在这方面,何香凝、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等都比我体会得深。特别是李济深生前经常说起民革的工作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家是从国民党里过来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关系复杂,民革对搞好团结是件头等大事。这些人都有政治头脑,团结好了,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二是他们都有对台工作的条件和积极性,在这方面民革可以发挥特殊作用。

李宗仁多次与黄绍竑谈起,他是主张和平解放台湾的。因为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定会遇到美国及其第七舰队的阻碍,引起在朝鲜之后的第二次中美局部战争,不值得。

李说,美国方面希望:1.台湾由联合国暂时托管;2.台湾成立独立政府;3.按现状继续拖下去。他说这三条他都不赞成,中国人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李建议: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拟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或者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随着时日的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的敌视态度将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李又说:“按照目前双方的敌视情况,解决是不可能的。例如某人想回大陆,台湾能放他回来吗?就连我这个在美国多年的人,这次回来也颇费周折哩。”

黄绍竑曾亲自整理了一份李的谈话纪要交给民革对台工作委员会参考。

 

注释

1.《民革汇刊》1954年第50期第四页。

2.同[注1],1955年第53期第32页。

3.《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年11月人民出版社版第499页。

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9年第103页。

5.同[注3], 第200-201页。

6.《李宗仁回忆录》下卷,1980年6月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第1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