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提前举行的大会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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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个提前举行的大会

一九五六年二月,三全大会在京举行,李济深继续当选为主席,何香凝、程潜等九人为副主席,于振瀛、卫立煌、王昆仑、屈武和我等二十九人为常委。大会决定以团结、教育、改造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作为民革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中的首要任务。

二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七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权力机关,每二年开会一次……”[注1]二全大会即“四方会议”,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举行的,三全大会是一九五六年二月举行的,前后相隔六年有余,因此大家一致认为二年期限太短,乃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其中第十条规定为:“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注2]这是三全大会对党章修改的重点之一。即把每届中央委员会由原来的二年改为四年。恰恰在这次修改党章以后,就提前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了四全大会,距三全大会只有二年多,成为一个提前举行的大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才举行五全大会,距四全大会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四届中央委员会就成为民革历史上最长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四全大会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幕,十二月二日闭幕,会期长达二十天,也是民革历史上罕见的。当时有人反映: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从开国到三全大会的七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民革经历了三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经住了考验,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以新的面貌进入了社会主义。李济深把三全大会视作为民革自开国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变、大进步。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发动各民主党派和党外群众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五月间,李济深除在常会动员大家响应号召,帮助中共中央整风外,常会决定发出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响应中共中央号召,诚恳帮助中共各级党组织整风。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人利用“大鸣大放”向共产党进攻。六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但是这场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误伤了一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干部。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多年委屈。

十一月十九日,在市民革礼堂举行扩大常会,张治中传达了匈牙利问题等有关国际形势。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会议决定民革开始进行整风运动,主要内容:1.批判右派分子;2.进行自我教育,改造政治立场;3.整顿和改造组织。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仍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后期的交心运动形成了大批判,人人过关,在成员思想上造成很大压力。这次整风持续了将近一年。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李济深在十九次扩大常会上,作了民革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和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不提前举行四全大会,进行改选。

四全大会再度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邓宝珊、陈绍宽为副主席,于振瀛、卫立煌、王昆仑、甘祠森、龙云、宁武、卢汉、卢郁文、朱学范、朱蕴山、刘斐、刘文辉、刘仲容、刘孟纯、许闻天、余心清、吴茂荪、李世璋、李任仁、邵力子、陈此生、陈劭先、陈其瑗、屈武、贺贵严、唐生智、翁文灏、梅龚彬、钱昌照、蒋光鼐等三十人为常委。[注4]

程潜在四全大会上,也谈了为什么要提前举行这次大会的原因,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的说明》:“这三年来,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的章程已经不适合新的情况,须要进行修改。”“新的章程草案,在总纲方面修改的比较多。首先是明确认识我们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从我们党的社会基础来看,从我们党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来看,从目前多数成员的政治状况来看”,“无论组织和成员,必须进行根本改造,才能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注5]

显然,这次大会主要为解决两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从组织到成员进行根本的改造,这在当时不仅一致通过,而且在四全大会以后还一直深化这一方面的工作。另一个问题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争议较多,最后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下,李济深提出的名单,即把龙云、陈铭枢、黄绍竑、李俊龙等人仍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也得到大会通过。龙云并当选为中央常委。

当时,李济深在健康不好的情况下,仍然亲自主持会议,晚上的活动虽然少多了,但为了这个问题曾召集一些同志谈话。他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是针对美帝颠覆、渗透和波匈事件在中国社会上引起的一种思潮。对于右派分子要多加教育帮助,争取和团结他们。我与何香老向中共中央反映过我们的意见,最近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的。”

直到一九六二年才给大多数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指示中指出,对过去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民革中央和省市级组织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事实证明,基本上均系错划,从而都先后得到了改正。四全大会尽可能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会和省市级地方委员会内的做法,看来颇具远见。

四全大会开了二十天,除开幕词、闭幕词、工作报告、修改党章、党章说明外,还有四全大会决议、民革工作纲要等文件。大家认为,这次会议的文件多,文件长,一反以往民革文件兼容并包的特色,而是一个调门,互相重复。从现在看来,主些文件“都明显地反映出‘左’的倾向。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成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进行自我教育的自觉性。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民革工作基本上没有大的进展。”[注6]

四全大会的另一个特色是大家对民革工作的争议,比起以前历次会议来,显著减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争议。例如;这次七位副主席中只剩下两位原民主人士,在常委中起义将领等原国民党上层人物也显著增多,然而不再有人提出什么重视代表性,忽视进步性的问题。

李济深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改造的途径和方法应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以社会主义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劳动实践和业务实践为基础,学习工农群众的高尚品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做法是:1.结合业务改造思想;2.参加体力劳动;3.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和时事政策;4.整风;5.制定并坚决贯彻自我改造规划……”[注7]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会上连不少年老体弱的同志也报名要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向工农学习,改造自己。

如果说不同意见基本上只有二点,除上述右派能否担任党内职务外,另一个是有的同志对民主党派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个提法认为不利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贯彻。而且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李济深在三届二中全会工作报告指出,中共中央提出这个重大方针,“标志着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注8]前后似有矛盾。

九月十五日,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工商界大有进步,知识界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多数人跟过来了。有相当多的人已基本上转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贯彻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针,取得了成绩。应该继续前进,继续改造。总的说,大有进步,还有问题。”[注9]这一估计,当时对民革同志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李济深从来不忘民革是为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事业并继续前进的革命组织。民革历次大会文件,他都坚持要增加有关孙中山方面的篇幅。四全大会在“进行根本改造”,“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的政治气氛里,加上李济深身体已经不好,但仍坚持在四全大会上文件中要弘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经梅龚彬、朱蕴山、王昆仑等同志一再解释、李仍不点头。最后大家采取了如下几点措施:

1.开幕式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举行,以资表示民革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和景仰;

2.在新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里写上“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

3.在大会决议和闭幕词中都写上:希望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忘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精神”。该闭幕词也由李济深来做。这样,李济深才同意了。在当时看起来,李未免过于固执;而现在回顾起来,老一辈民革同志与孙中山先生的感情确实极深,而且笃信厉行,他们的爱国思想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不料当天何香凝又送来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为完成祖国统一而努力》的书面发言稿。全文从头到尾都是歌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而李济深的《工作报告》从头到尾全是“改造”。两个文件戏剧性地在同一天、同一个会场宣读,大家都有很大感触,特别以李济深的感触为最深。会上,李认真听了何的书面发言,对其中一段特别感兴趣:“他(孙中山)在弥留之时又谆谆嘱咐汪精卫‘我死之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千万不要被敌人软化’,谁知后来汪精卫真的被敌人所软化。可见孙先生有先见之明。”[注10]

接着又看到八旬老人何香凝发表题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万岁!》的文章,歌颂孙中山爱国的一生。文章最后写道:“我年纪老,所能贡献与你们大家的仅止于此。爱国主义万岁!祖国万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万岁!”[注11]李认为文中的“你们大家”是指民革同志而言,民革同志正在举行四全大会,所以此文亦即对四全大会而发,这就是说,何香凝认为她所能贡献给四全大会的仅止于这篇文章。

晚饭之后,李济深把我和朱蕴山等七、八个人找到他的房内,对我们说:“在旧社会,孙夫人、何香老不愧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她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斗争中没有被敌人所软化,许多民主党派同志也没有被软化。今天又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她们不愧是共产党的真正亲密战友。何香老的文章高呼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万岁!显示了多么宏伟的气魄,为我们的四全大会增添了光彩,掀起了高潮,鼓舞了人心。这篇文章不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人民日报》在孙先生诞辰之日,在民革四全大会开幕之日登出来的吗?这说明什么呢?首先充分说明我们高举中山旗帜,中共中央是支持的。”

李接着说道:“四全大会开幕之后,我想了很多,何香老反对四全大会以‘根本改造’为中心任务吗?不会的。我事前向她谈过此事,她是同意的。通过今天发生的事情使我想到,我们谈‘改造’,或者‘从组织到成员进行根本的改造’,根据当前形势是很必要的。但同时必须讲明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造’,即要讲明改造的目的在于把民革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把本党党员和联系人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坚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你们能够亲眼看到的。”

 

注释:

1.见1959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10页。

2.同[注1], 第107页。

3.同[注1], 第168-169页。

4.1960年8月四届二中全会补选孙蔚如、但懋辛、李澄之、侯镜如为常委。

5.同[注1], 第215页。

6.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第38页。

7.同[注1], 第195-196页。

8.同[注1], 第127页。

9.同[注6], 第39页。

10.见1958年11月13日《团结报》。

11.见195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