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中央机关报的创办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字号:

九、民革中央机关报的创办

一九五○年十一月底,陈铭德来找我,说是《新民报》已与民革合作,希望我代他办理邮局发行手续,我满口答应,并办妥了这件事,心中很高兴。

自《新民报》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在南京创刊后,我就喜欢阅读。该报的命名是以“作育新民”为标榜,并含有继承发扬同盟会时代《民报》精神之意。我看到报头就有一种亲切感,后来获悉是从孙中山遗墨中摹写下来的。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为了支援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对日作战,我率领上海邮工救护队每天冒着敌人的炮火跑到吴淞炮台前线,将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踊跃支援抗战的消息带给前线将士,并开展战地救护。记得战事刚开始不久,我在前线看到将士们争看一份《新民报》,上面载有《对日一战才有生路》的文章,大家很受鼓舞,士气大振。

该报副刊《新园地》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这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下的上海滩颇足振奋人心,时我正组织“勇进队”随时准备抗击来犯之日军,乃将该报文章介绍给队员阅读,我自己也颇受启示。

“八·一三”淞沪战役前夕,《新园地》停刊。我在该报副刊《战号》上读到田汉的许多鼓舞抗战的诗歌,激励上海军民奋起抗战。

《新民报》迁渝复刊后,我由聂绀弩的介绍,认识了该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我们一见面便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国民党特务制造较场口事件。当时我组织劳协工人保护会场,很多工人被打伤,有的迅被打成重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严厉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国民党则利用宣传工具竭力掩盖、歪曲事实真相。这时周颖到大梁子福利社医院慰问劳协受伤人员,带来一份《新民报》,上面报道了事件真象,指责国民党特务的打风;对中央社的造谣提出责问,对此,我非常感动。出院后我登门致谢,那时《新民报》正为该项报道受到国民党的压力,我更感过意不去。在与陈铭德的谈论中,我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坐失了和平建国的大好时机,还在迷信武力,制造内战。只有大家团结起来与之斗争才是唯一出路。

《新民报》回迁南京后,以惊人的魄力把该报推进到一个全盛时代。有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五个分社,日报、晚报共有八种,被誉为“五社八刊”,这样规模的民办报纸在中国还是空前的,影响极大。《新民报》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一九四八年六月,南京《新民报》因为登载了何应钦的检讨报告和立法委员们的质询以及邓季惺等“停止轰炸城市”的动议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这样一来,《新民报》反而声誉百倍,读者更多。我对陈铭德夫妇这种硬骨头精神更为钦佩。

不久,我在哈尔滨听到李济深致电张平江,请他争取邓季惺参加民革,以便在立法院中共同活动,对此我是非常赞成的,并产生了有朝一日《新民报》会成为民革党报的念头。不料现在果然实现了民革与《新民报》的公私合营,真是喜出望外。其实,李济深对民革办报更为关心,他在“四方会议”之后就开始行动。我因对办报从未插过手,参与《新民报》合作是第一次;又因在邮电部和总工会任职以来,能力所限,很多新的东西要学,所以对民革工作过问得少了一些,对李济深的办报工作没有很好协助。

一九五○年一月八日,以民革名义接收了北京印刷厂。听说该厂有四部机器开工,可以印刷民革内部刊物和文件。那天开会,宣传部长许宝驹对该厂情况作了较详细的汇报。我未曾到会。只听李济深说过:“不准备对外营业,打算逐步扩大以适应本党办报所用。”会上还传达了中央决定进行地方交流经验等。于是决定先出《民革汇刊》半月刊,属于党内刊物,不登商业广告,由许宝驹兼任主任编辑,后来调程元斟为编辑。不久,北京印刷厂整修之后已能开业,再加一部分房屋机器即可承印报纸。

八月十九日扩大常会上,宣传部汇报了有关继续印发学习提纲;编印《民革汇刊》,以及与《新民报》合作之设想。陈铭德以候补中委列席。他说,他们夫妇现在都是民革成员,所办《新民报》应该为民革服务。他表示愿意为民革办报尽力。李济深即指定许宝驹与陈进一步商谈,并说可以仿照香港《文汇报》方式进行合作。九月初,商谈达成协议,陈即赴渝与报社有关同志商量。十一月初返京向李济深汇报,同意与民革合作。李让许宝驹向李维汉汇报、协商、征得同意。十一月十日,许宝驹、梅龚彬与陈铭德详谈,陈把京、沪、渝三地报社资产清单拿出讨论,共同估价二十五亿元(折合人民币二十五万元),拟定了三年合同。许宝驹、梅龚彬先后向李济深汇报,并建议迅速成立董事会以便登记注册,着手筹备。

在董事会上,李济深被推选为董事长,邵力子为副董事长,李世璋为董事会秘书长,我也被推选为董事之一。陈铭德为私方代表任总经理,黄苗子为公方代表任副总经理。李济深在会上说:“本党办报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民主党派代表会议以前就已作出过决定。”“民革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负有为扩大统战工作的责任。办报是政治任务的需要……不要忘记国民党蜗居台湾孤岛,有些不愿再跟蒋介石卖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侨居香港、海外,我们需要宣传工具号召他们归来,为解放台湾出力。又说:“我们发展社会人士和开展社联工作以来,人数剧增,组织松散,不可能象在职党员一样严格要求他们,办报是教育指导他们的最佳途径之一。”李接着说:“最近三个月来,我多次约请有办报经验的同志进行座谈、交换意见,大家信心很足,但困难也不少。”“回顾在香港办报,在最困难之际,徐铸成先生来港,乃有与《文汇报》合作机遇。今天陈铭德夫妇更是报业巨子,《新民报》在解放前曾被誉为民主喉舌。他们肯与民革合作,把《新民报》恢复起来作为民革中央的机关报、本党的喉舌,宣传民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同纲领,坚持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政治大方向,一定会对全体党员和社联人士的思想改造和进步发挥重大的作用……”

九月初,李济深在会上又说:“本党在解放战争中,曾相当努力地作过瓦解蒋政权的政治和军事的各种策动工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绩。现在我们仍要利用本党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对在香港和海外的一部分动摇分子下功夫,他们正处在拉一拉就过来,推一推就过去的心态下,做好他们的工作,就可以打击美帝所策动的那些个人自由主义分子的活动。同时还可进一步做好台湾方面的工作,瓦解蒋介石在台湾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地位,有利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这些都需要办报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祖国的新气象。”李济深在会上责成宣传部拟成:本党办报的特点和方针,从基本立场、任务和方针、宣传对象、作风和技术到内容、版面等作出一个较全面的规划,组织讨论后,提交常会审议。

十一月二十六日,宣传部汇报了民革与《新民报》公私合营的计划,常会一致通过。不久便配备干部,开始营业。合营不到一年,根据工作需要,让给北京市人民政府筹办《北京日报》。

接着,在李济深亲自领导下,宣传部开始筹办《团结报》。《团结报》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创刊。该报第一任社长由宣传部长王昆仑兼任,七月三日王向常会汇报,已出了五期,发行一万九千余份。李听后很高兴,鼓励报社同志再接再厉,办好党报。《团结报》销路日增。一九五七年四月,报社向常会提出公开发行的建议,经常会批准于八月一日第三十六期起开始公开发行。我因自《新民报》交出后便没有过问《团结报》的事,加上我多次公出,所以只能大概回忆。但是听了四全大会李济深所作《工作报告》,使我吃惊不小,印象较深。

报告说:“《团结报》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期间所出版的三期中,模糊了政治方向,在某些言论上助长了右倾情绪,刊登了一些毒草而没有加以批判。”[注1]会后,我对李济深说:“《团结报》在反右期间有些错误,是否容其自己检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报纸还是要办下去的。”李苦笑了一下,点头默许。

一九六○年六月十三日第一次常会扩大会议提出加强《团结报》,要求切实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宣传政策,解放台湾;加强思想建设,宣传好人好事,报导各地组织的活动,交流经验等。并推定陈此生(召集人)、甘祠森、刘仲容、阎熔冰、邵恒秋、许闻天、侯镜如、陈建晨、焦实斋、钱昌照、聂轰为编委。我因邮电部另有会议,会后也没有打听详情。

六一年二月四日第十五次常会,陈此生汇报说:“《团结报》自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公开发行到停止共出一百七十期,即自第三十六期到二○五期,每期约二万五千字,共四百余万字。政治方向基本正确,宣传中共和政府的力针政策和国内外重大时事,推动成员和联系人士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斗争的各项政治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报导好人好事和改造的心得体会,鼓舞改造的积极性,对学习政治、理论有所帮助。报导民革中央决定、活动、各地工作,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在团结、教育、改造上起了应有的作用。”“但有时版面没有配合各期中心政治任务,有些文章严重脱离政治,气氛极不调和。有些重大事和方针没有报导或报导不够。刊出了一些谈京戏、书法、掌故,表现闲情逸致的文章”等等。[注2]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1.领导不重视;2.编辑方针不明确;3.编辑水平不高;4.工作制度不强。

有人主张改为内部发行,周刊改为双周刊或月刊。因为,首先,《团结报》之创刊主要是适应社会人士的需要,现在不少人已走上工作岗位;其次,团结、教育、改造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公开发行不利于报导他们的发言内容,更不利于报导对他们的批判;再者,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主客观条件均不够。

有人认为,《团结报》公开发行既然高达九万份,平均五万份左右,对民革内部有一定影响,能起一定作用。可以缩短战线,重新安排版面,不必停刊。纸张可纳入国家计划,邮局可以代为发行。

有人认为,暂时改为杂志,可以基本解决在宣传方针政策和大事上遇到的困难,又可以不犯错误,还能公开发行。如改为两周刊或月刊,还不如改为杂志。

会后,陈此生召集梅龚彬、王昆仑、阎熔冰、聂轰和我(我是代表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参加的)几个人说:“从今天发言的倾向看还是要办下去,任公生前也极力主张办下去,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认为陈的汇报很好,充分肯定了《团结报》三年来的作用,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错误。李济深生前关心的事业,我们只有全力维护,没有权力停办。经陈请示何香凝后,决定继续出版。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常会听取了聂轰关于《团结报》一年来工作情况的报告,我高兴地看到了民革党报的复苏,眼前顿时出现李济深苦笑默许的情景,不胜沧桑之感。不料好景不常,“文革”开始,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常会决定《团结报》暂行停刊,进行检查。李济深辛辛苦苦为民革创办的事业,又遇到了坎坷。当时我自顾不暇,又能怎样?只有李济深苦笑默许的神情再一次涌现在我眼前。

 

注释:

1.见1959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183页。

2.见民革中央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