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谈话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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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后一次谈话

李济深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三全大会期间身体就不大好,有时有点头晕。一次大会散后,他一个人坐在会场发愣,我劝他回家休息,他不肯,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

三月二十七日三届一次常会,李济深临时请假,由程潜主持。会后,我与朱蕴山、梅龚彬、陈此生四人急忙去看望。李笑着说:“我接受大家的意见,休息一段时间。”“不要紧,我还每天打弹子哩!”我们才放心而回。

从那时起,李济深即开始口述他的自传,由张克明纪录整理,大约持续了半年多才讲完,经李亲自审阅修改,题了“李济深略历”五个字,交由全国政协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刊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民革四全大会以后五个月,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任国务院总理。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此,李济深曾对我谈起:“孙夫人是当今孙中山先生的一面旗帜,她以党外人士当选国家副主席,不仅代表民革,而且代表所有民主党派。”接着李又悄悄对我说:“我的身体不行了。”我看他满面红光,又想他平日豁达大度,今忽发此言,感到奇怪。李解释道:“最近周总理嘱咐我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我觉得有责任做好此事,怎奈体力日衰何!”

七月二十一日举行六次常会,会议决定设立民革中央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委员会,李济深自兼主任委员。我和梅龚彬、陈此生等都劝李应以身体为重,不必再兼此任。会后,李再次悄悄告诉我,他的身体确实不行了,医生要他住院。李说:“医生不说,守仁同志不说,我从他们的脸上也看到了我的病情。”我劝李不必多疑,安心养病要紧。因为我是参加民革开始酝酿人士之一,李一再找我,希望我帮他回顾民革创建过程,提供有关资料,助他一臂之力。我说:“周泽甫同志[注2]不是最熟悉任公的业绩吗?”李说:“昔日功过,任凭后人去评说吧!联共反蒋历史,特别是民革所选择的道路,必须认真回顾,以供后人参考。”并说:“请你先准备一下,过一阵再请贤初(蔡廷锴)、蕴山、龚彬诸兄一道碰个头,如何?”李一贯从容不迫,唯对此事流露了急迫神态,我当即应诺下来。

八月二十四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召开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就国内外形势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作了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完成情况的报告。李济深、何香凝、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和我出席了会议。李带病参加,由程潜代表民革在会上发言。

九月十五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举行会议,就关于反右倾、鼓于劲、坚持社会主义总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座谈。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李济深再次扶病参加。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何香凝、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卢汉、邵力子、梅龚彬等。会后毛主席关心李的病情,要他安心休养。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致词。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联宣读了庆祝建国十周年献词:“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李济深带病支撑着读完了这篇献词,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十月初,李济深病情恶化,我们经常去探望。一天,他把朱蕴山、梅龚彬、吴茂荪和我四人找到病榻前,深情地嘱咐道:“你们随我创建民革以来,竞竞业业。今后何香老主持会务,你们要全力协助……”朱蕴山说:“吉人天相,如今医术猛进,定有良方,任公何出此言?”李示意我们别开口,他一个人说了很多很多。

李说:“最近我在恍惚之中老见已故的民革同志。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究有几位?”我们感到突兀,毫无准备,只得互相补充后答道:“一九四八年冯玉祥,一九四九年杨杰,一九五○年郭春涛,一九五二年李锡九,一九五三年李章达,一九五五年李民欣,一九五六年谭平山,一九五八年柳亚子,一共八位。”李听后,说:“第一,我们要怀念他们在联共反蒋斗争和创建民革过程中的功绩;第二,要将史料整理出来传之后代;第三,要做好遗属的工作。”

李说:“传之后代,我想主要有二点:一是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当初民革在香港,在中共南方分局和诸兄的帮助下,使我深明大义,认识到别无他路,只有作此选择。北上之后,我就此问题讲过多次,可惜没能很好回顾和总结,好让后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永远和我们保持一致,代代相传。做不到的人,不要吸收入党。

“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必经之路,而且是我们民革的必经之路。回顾过去从孙夫人、何香老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开始,直到民革的成立,无不是打着中山旗帜起家的,都是理直气壮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并作为武器号召爱国进步人士与国民党反动集团作斗争,瓦解蒋政权的。几十年联共反蒋的历史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李说着说着有些激动,我们劝他暂息一下。他喝了口水,缓和了一下情绪,然后又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的四全大会,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下,我们竟没有理直气壮地宏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唯独何香老以八旬高龄,瘦弱多病之躯,慷慨撰文教育我们,弥补了大会的不足。不瞒诸兄,我读完她的文章[注3],不禁热泪盈眶。”

这时护士进房,观察了一下,劝告李济深不宜多说话,要注意静养,李笑着对她说:“我知道来日无多,但只此一遭,下不为例。”护士无可奈何地走后,李静躺了一会,好象在追忆刚才讲到那里,之后又对我们称颂了何香凝一番,然后又不无惋惜地说:“民革从筹建十余年来,我一直在何香老支持下开展工作,她是我的良师益友,只有一件事我们有过很小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季宽兄(黄绍竑)加入民革的问题。季宽兄是桂系三雄之一[注4],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他能加入民革有什么不好?可能这是我与桂系历史关系较深所产生的偏见所致。他奉命去南京之后,到了香港,并与白崇禧见面,但最后并没有被白拉到台湾去,而是联合了四十四人在香港发表声明,严斥蒋介石反动集团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反动行为。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签署的有:黄绍竑、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胡庶华、舒宗鎏、李觉、周一志、李默庵、潘裕昆、覃异之、张潜华、谌小岑、李荐廷、朱惠清、黄统、金绍先、高宗禹、陈汝丹、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杨德昭、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等四十四人。[注5]这些人回来,大都参加了民革或与民革联系,对民革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其中有的成了民革的骨干。季宽兄当时是第一届政协委员,所以我就坚持把他吸收到民革里来,后来当选为三届常委。”

李说:“事后我与何香老开诚布公地把问题说清楚。她笑了,并说:‘争取一个,我们就多一份力量,蒋介石反动集团就少一份力量,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分歧……’”

当时黄绍竑和黄炎培同住一幢楼,黄炎培见黄绍竑此次回京情绪不佳,乃向李济深反映。适遇过旭初来访,建议成立棋艺研究社,我为名誉社长,季宽兄为社长,从此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这时国民党立法委员蒋卿云先生回归,台湾当局发布了通缉令。蒋先生志愿办制药厂,季宽兄发动集资,半数由他本人认股,办起了药厂并介绍加入民革。后来该厂公私合营,蒋同志迄今仍留在北京市制药厂工作。”

李说:“我举季宽兄的例子,旨在说明民革关心同志的传统也要传之后代。”

梅龚彬耽心李说话过多,有碍病体,乘机接过话茬说道:“任公一贯关心同志,救急救难,有求必应。”梅列举了不少实例后,又说:“一九五二年五月间,港英当局罗织罪名逮捕我在港新闻界人士费彝民、梅文鼎、李子诵等人,任公发表谈话,提出严重抗议。”

梅见李躺着静听,便回顾了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批判了梁漱溟。梅说:“我们五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心里都有些看法,任公为梁漱溟说了话。”

李听到这里,忍不住又开口说:“毛主席说过:‘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注6]不过,我们对共产党提意见,发挥监督作用,态度必须诚恳,用词不可过激。”又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既经提出,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协助中共执行下去。”

后来,可能李济深精神有些疲惫,说话不免凌乱,大致又说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大概李济深根据刘少奇的讲话,认为:“第一要加强同成员和社联人士的联系,这就要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允许有‘挂名’党员;第二,民革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唯其如此,才有向心力,凝聚力,组织才有生命和活力;第三,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帮助他们改造。”

特别是在代表党员利益这点上,李反来复去讲了不少。给我印象较深的有:某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听说民革组织曾要保他过关,虽未成功,但他仍感激涕零地写信致谢;一个下放干部接到民革组织给他的信以后,当地政府对他格外关照等等。

之后,我们大家又一起回忆,与任公一道参加了开国大典;第二天又一道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一九五一年一道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募捐活动;一九五三年一道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同志逝世;一九五五年一道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签名运动;一九五七年在首都剧场一道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李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体成员发扬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遗训,为加强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而努力;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一道在天安门参加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万人集会游行,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六月八日一道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十月七日一道座谈,一致拥护彭德怀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工人体育馆一道参加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反帝斗争万人大会;以及不久前一道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等等。我们四人一致希望李济深以身体为重,休养为主,早日康复,再一道参加二十周年国庆大会。

李济深满意地笑了,我们乘兴告辞,他挥手示意。万万料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这以后,他病情转危,我们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十月九日,李济深以胃癌及脑动脉硬化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他在临终前四天还写了一首诗,诗曰:“十年建国万年红,衡岳光辉永照中。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这是李济深最后留给我们的一首诗,意义极其深远,可以说是他的遗嘱和遗愿。只是周总理建议李济深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一事,因李病日重,没有行动,深感遗憾。不过却因此促使我整理了一下民革创建时的来往书信和笔记等物,不幸在“文革”中丢失殆尽,只有一些重要书信当时因拟提供给李济深亲自阅览,所以另捆储放,幸得保存下来。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前往中山公园李济深灵堂吊唁。十二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由朱德主祭。十五日,举行了瞻仰遗容和遗体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何香凝、程潜、张治中、熊克武和部分民革常委、中委、候补中委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李济深生前好友也参加了告别仪式。

李济深终于离开了我们,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想想他为了民革事业呕心沥血,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今天的成就;看看民革今后的工作,正任重而道远,我们多么需要这样一位领导人啊!

 

注释:

1.甫、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当时是李济深的私人秘书。

2.谭守仁,当时是李济深的私人医生。

3.见195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4.桂系三雄指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5.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74页。

6.同[注3], 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