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工作的杰出典范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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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战工作的杰出典范

在“文革”中,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入狱七年。一九七五年五月又被强制送到湖北黄石市郊区农村监督劳动。我在农村患上了“低血钾”症,当地医疗条件较差,向上反映后,武汉派飞机送两位专家到农村替我治疗,幸得脱离危险。此事传到我的儿女耳中,他们都很着急,即由下放在长沙的女儿培英就近来黄石看我,父女久别而在这种情况下重逢,不胜悲戚,但我强自克制,为她擦干了眼泪,要她相信中国共产党;并安慰她说,阖家团聚的日子不会远了。

培英回京向兄弟们诉述了我的情况,大家一合计,写了封信向周总理反映。当时,周总理本身处境已十分艰难,看信后即对身边同志说:“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但是那时总理还不能公开接我回来,只好通知我的家属。同年九月,培英悄悄赶到黄石,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和对我的问候。听说总理病重,我心如刀绞;得知他病危中还惦记着我,我的心都要碎了。

回京后,我仍不能去看望敬爱的周总理,只能暗暗地为他祝福。一九七六年一八日,病魔终于夺走了周总理的生命。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人民的好总理啊,我回来了,可我还没有能见您一面!当北京人民倾城出动在十里长街为总理送行时,我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没能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心中的悲痛无法言传,只能以泪洗面,默默祝愿他英灵长驻人间。

回顾一九三八年,上海、南京相继失陷,武汉便成了抗日的中心。那年我到达这里后,与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负责人酝酿筹建抗敌总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刘群先、廖似光为代表参加该会的筹建工作。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支持朱学范。”由于国民党当局无理干预,抗敌总会仅仅开展两个月的活动就结束了。当时我才三十三岁。从这时起,我便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开展工人运动。

一九三八年七月,劳协从武汉迁到重庆,继续发动工人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并与国际工会建立了联系。这时,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在重庆工作,尽管十分繁忙,还是非常关心我和劳协。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极力支持劳协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紧密配合,一道开展工运工作。一九三九年我到当时称作“周公馆”的曾家岩五十号拜会周恩来,就劳协加入国际工联及与边区工会共同开展国际活动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周主动提出由他建议边区总工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劳协。他恳切地说:“边区与国统区的工人应排除干扰,团结一致,共同斗争。”之后,他还通过廖似光、张晓梅、徐冰等与我保持经常联系,指导并推动劳协的工作,使中国工人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一九四五年初,世界劳工团体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之前,周恩来派张晓梅携带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给劳协的信找到我,支持我关于请边区总工会代表与劳协代表一同参加这次世界工会大会的意见。同年九月八日,由美国工人捐款给劳协在重庆兴建的美工堂电影院开幕,周恩来、王若飞前来道贺,并与我合影留念。次日,周恩来又给我亲笔信,洽商解放区工联筹备会愿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劳协,并派代表出席世界工会大会之事。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国民党当局派特务在重庆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向我询问当时情况,随后又偕邓颖超、邓发、廖承志等来到大梁子工人福利社医院看望我和受伤的劳协工人。

事后,劳协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当局查封了重庆工人福利社,逮捕了社主任周颖等三十八人。我在上海向国内外发出呼吁,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同时拒绝参加南京的“国大”。在此危急关头,周恩来安排我乘飞机秘密到达香港。之后,特务在香港庄士顿道制造车祸,周又派刘宁一赴港慰问我。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经常向周总理汇报工作,他多次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问长问短,关心与帮助我不断前进。

我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之后,老伴病危,我的儿女打报告给周总理。当时正值“一打三反”之后,“批林、批孔、批周公”前夕,“四人帮”气焰嚣张已极之际,周总理不顾己身安危,毅然通知有关方面放我回家看看。老伴不幸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病故,我未获谋最后一面,但总理对我的恩情天高地厚,虽肝脑涂地亦难言报答。在全国人民沉痛哀悼周总理的日子里,我终日在悲恸中追忆着总理慈祥的笑容和他对我的每一句教导。

在这一年里,朱德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哀悼。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终日噙着泪水,从个人的不幸,进而为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冬去春来,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中国得救了。我向中共中央投递申诉书,经过复查,很快就得到彻底平反,重获政治生命。尽管年纪老了,但一想起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期望,我便信心倍增,要在有生之年多做贡献。

一九八五年,邓颖超重返山城,触景生情,追忆二十来年前往事,她说:“朱学范领导的‘劳协’,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仍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援边区工会。邓发同志就是在他们帮助下出国参加世界工会大会的。这样的朋友还很多,真是难得啊!”[注1]

我在落实政策之后便到民革走动,获悉民革在“文革”中所受的损失十分严重,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人几乎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除我而外,张治中、邓宝珊、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梅龚彬、唐生智、陈劭先、黄绍竑、余心清、楚溪春、赵祖康等同志都受到冲击,其中有人和我一样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至于民革各级组织机关干部、成员和社联人士受迫害的为数更多。

落实政策不仅我一个人得到了新的生命,整个民革工作也恢复了活力。我从有关材料上看到和听民革同志介绍,知道周总理在十年“文革”期间坚持统战政策保护了一批党外人士的事绩。感动不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初期,周总理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民革的何香凝、程潜、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等,以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例如,民革中央副主席、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在兰州受到冲击,他立即派飞机将邓接到北京予以保护。

一九六九年五月,周总理在给派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军代表信中指出,应与派在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统战政策,不要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对中委和干部也要按具体情况从宽对待。一九七○年二月,他再次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

落实政策是周总理首先提出来的。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周就指示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在他和邓小平先后督促下,不少人被诬害的问题陆续得到了解决。一九七三年,他对廖承志说,要着重抓国内政策落实工作。国内工作做好了,更有利于国外工作。

周总理对在“文革”期间逝世的民主人士,尽可能举行追悼会,表达共产党对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的悼念。一九七二年九月,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逝世,为尊重她的遗愿,遂派邓颖超、廖承志等护送灵柩到南京与廖仲恺合葬。程潜、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刘文辉等逝世后,也都举行了追悼会,并发表了消息。

周总理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从事统战工作的杰出典范,几十年来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我们民革也始终如一的给予关怀和支持,不仅是我一个人对周总理难以忘怀,而且全体民革同志都难以忘怀。

首先,我去看望朱蕴山。当时他已九一高龄,我们交谊很深,相见之下,拥抱良久,都想不到还有见面、共事的机缘,万分兴奋。他对我这些年来的遭遇表示非常关心,问长问短。谈到他本人的情况,竟流下了老泪。当我问他有关民革工作时,他说:“我身体不好,精力不足,拜托你们了!”“会里大家一起商量吧”等等。我怕他累了,又怕他伤感,没敢多谈,极力劝慰一番后告辞回家。

我获悉王昆仑、屈武也蹲过监狱,立即分别拜访了他们。

王昆仑和我共同回顾了十年动乱时期,民革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了建国以来最艰难的岁月。他并总结了几条:

1.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2.表现了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

3.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信赖和感情。

4.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5.证明民革是无愧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中共的亲密战友;

6.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革建立和发展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还强调说,目前民革最紧迫的工作是协助共产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搞好落实政策的工作。

我到屈武家里,他也热情接待我,并意气奋发地表示,要加倍努力,把被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以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多作贡献。他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民革同志更要加强团结,向前看,同心同德,做好恢复民革工作。他谈了当前落实政策的重大意义。

王、屈两位同志高瞻远瞩,对民革工作提出了可贵的意见,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特别在协助中国共产党落实有关政策方面使我倍加重视。十年来,我亲自处理了大量的来信来访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有关落实政策的问题。据我所知,朱蕴山、王昆仑、陈此生、刘斐、屈武等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落实政策工作。他们也都处理了大量来信来访,有的老同志对来信一字一句亲自过目,批注意见,送交民革中央机关核办,或者迳向有关方面反映,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注释:

1.见1985年11月11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