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领导小组的活动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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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时领导小组的活动

一九七八年二月,我参加了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同时,举行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体会议,朱蕴山当选为副主席。其他不少民革同志参加了两个大会,有的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有的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或政协常委。看到民革还有这么多同志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感到非常欣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闭幕词中指出:“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必将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各方面的朋友们、同志们,再接再厉,继续前进,共同为我们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更给我指明了方向。回想当年与李济深等筹建民革,我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转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后,由于工作需要,解放后长期在邮电部和总工会任职,对于民革工作做得很少。想不到如今七十三岁古稀之年,我才真正全力投入到我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之中。

不久,陈此生偕吴茂荪来看我,我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已成立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央机关联合临时领导小组。一九七七年十月,八个民主党派分别宣布正式恢复活动,撤销联合领导小组。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成立过渡性的临时领导机构。十二月,民革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召集人为朱蕴山、王昆仑、陈此生,成员有屈武、刘斐、甘祠森。小组一成立即着手民革工作。

此后民革的活动就开始通知我参加。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至十一日,在友谊宾馆举行座谈,听取地方民革同志对恢复工作的意见等会议,我都收到了通知。但我第一次参加民革活动是八月十一日民革中央举行的在京常委座谈会扩大会议。会议由王昆仑主持,陈此生宣布增加我和吴茂荪为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该小组由朱蕴山、王昆仑、陈此生、刘斐、朱学范、屈武、甘祠森、吴茂荪等八人组成。

会议就恢复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我提出当前有三项工作必须尽速进行:1.鉴于何香凝、程潜、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刘文辉、龙云、陈绍宽、唐生智、熊克武、陈其瑗、李任仁、邓宝珊、陈劭先、余心清、黄绍竑等许多有代表性的同志相继逝世,迫切需要加强领导层的力量,才能继续发挥民革的影响和作用。2.必须调入一批骨干力量,特别是流散在外面,年纪较轻的民革机关干部,由于他们有工作经验,有利于恢复工作。3.恢复中央机关各部委,在目前干部缺少的情况下,可以先成立综合办公室。

大家都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但认为要加强领导层力量和调入熟悉民革业务的骨干力量,不仅为数甚少,而且他们的年岁也均大了,恐怕不易实现。于是先就第三项进行讨论,决定在临时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三个组和一个办公室,逐步恢复民革中央机关各方面的具体工作。

八月二十日,民革中央召开在京常委座谈会扩大会议。裴昌会、贾亦斌分别汇报民革重庆市委和上海市委的工作情况以及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会议由陈此生主持,我和钱昌照、刘仲容等发了言。

九月五日,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接待由美国回国探亲的民革中央已故主席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

通过以上活动,我们都感到:第一,地方上有人才;第二,民革对外有优势。必须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要把对外有影响的人士吸收到领导岗位上来发挥作用。我就此问题与陈此生交换了意见。陈问我有无具体对象?我说:“裴昌会、贾亦斌就可以。如果到地方上去走走,一定可以物色一些理想的人才。”陈认为兹事体大,尚需审慎研议。

十月二十八日,临时领导小组召开座谈会,专就我提出的由中央派工作组去上海、南京从事调查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座谈、交换意见。决定由我和聂轰、林上元、李庆增四人组成工作组,于十一月一日离京。十二月十四日,工作组完成了任务回京,向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作了汇报,建议引进贾亦斌到中央工作。

十二月,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纠正“文革”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使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对于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把统战工作列入重要的日程,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殷切期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共同发展建国大业。并表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时,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建议双方尽早实现“三通”和各种交流活动。争取祖国和平统一,成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

随形势的变化,民革工作也开始活跃起来。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即举行座谈会,邀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李志光等介绍中美建交后的台湾情况,并就对台工作问题进行座谈,发表意见。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民革中央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由甘祠森主持,吴茂荪宣布民革中央机关落实政策工作组成员名单。工作组由十三人组成,甘、吴为召集人。首先在民革中委、各委委员和地方组织的委员以及民革干部中进行复查,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同时遵循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指示中所指出,“对过去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的精神,民革中央机关落实政策工作组给中委、各委委员、机关干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进行甄审工作。当时由于吃不准界限问题,一般的容易改正,知名度较高的就难免犹豫不决,一直拖到五全大会以后才逐一解决。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春节联欢会,刘斐在会上讲了话,并向台湾军政界人士致以节日的问候。这是民革成立以后第一次用这种友善的姿态向台湾方面讲话。会后,我与刘斐交谈,彼此都感动不已!

二月十八日,吴茂荪接见并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麦肯齐和意大利安莎社记者迷诺提出的有关中美建交后台湾归回祖国及民革组织情况等问题。刘斐、甘祠森、侯镜如参加了接见,我因事未能参加。事后吴向我谈到接见的情况,他也认为民革在对台工作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并受到国外新闻界的重视。

我见时机成熟,便向王昆仑建议召开一次对台工作座谈会,立即得到同意和支持。经临时领导小组讨论通过,于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四日,民革中央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对台工作座谈会,就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屈武、刘仲容、王家桢、刘斐、李觉、李俊龙、张学铭、吴茂荪、陈铭德、覃异之、李文澜、吴秀峰等在会上相继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民革能利用对台关系多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对台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九月十八日,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了吴茂荪关于民革五全大会筹备情况的报告,我也作了关于对台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五全大会的代表名单和人事安排。人事安排经过多次讨论,原则上以民革中央四届常委为基础,提出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举行的四全大会,当选的常委共三十九人,健在的仅剩十二人了。经反复协商,拟推朱蕴山为主席,副主席除在原常委中产生十人外,新增加裴昌会、郑洞国、贾亦斌三人,共十三位副主席,据此拟定了主席、副主席侯选人名单。

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民革中央召开四届四中全会,临时领导小组至此胜利完成任务;但具体工作一直到十二月十五日五届第二次会议决定各部委、处、室负责干部后,才正式移交。

当时,文革前干部有聂轰、王燕君、宁光堃、孟周、尹冰彦、林上元、祝修林、张德尊、江天、张振淑、黄贻平、杜丁文、陶祖平、雷重熙等为数不多了。乃由王燕君、聂轰等大力物色干部,先后接触过陆天、姜亚农、张子伊、王奇等原民革中央机关干部。他们在落实政策后,都愿意回到民革来工作。其中除陆天年龄较大未调京外,张子伊首先调入,参加了五全大会的筹备,大会后分配在我们组织部,不久调去帮助屈武恢复团委会;接着王奇回到了《团结报》,对恢复后的《团结报》作出了贡献;姜亚农先到北京市委会,然后调到《团结报》;特别是后来沈求我从甘肃调京,民革中央充实了这批骨干力量,对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从现在回顾十年前的变化,我觉得当年临时领导小组的工作,成绩是很显著的。但是,谁也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小组中为恢复民革工作出力最多而年纪又较轻的甘祠森和吴茂荪竟会先离开了我们。当年小组八个成员中,只剩下屈武和我两人了。我们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当时不引进贾亦斌、沈求我等一些年轻同志,工作一定会受影响。当年临时领导小组联系的陆天等四人中,也有两人病逝。原机关干部中,有的有病在家休养,有的离休退休,有的亦已去世。想想民革工作任务将越来越重,干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更应加强团结,人尽其才,方能不断开拓前进。